由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西北大學現代學院聯合主辦的“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學術研討會”日前在西安舉行，中國儒商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張踐、朱康有協同來自中共中央黨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陜西省社會科學研究院、香港孔教學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20多位學者一起，圍繞如何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相結合這一當前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課題展開了討論。

一、在高校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首要前提是理解好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性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許全興教授提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除了馬克思、列寧“老祖宗”外，還有中國自己的“老祖宗”。馬克思、列寧“老祖宗”和中國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能丟。長期以來，我們只認馬列一個“老祖宗”，不認在馬列之外還有中國自己的“老祖宗”，不認孔子、老子、墨子……孫中山等“老祖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中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僅來源于馬列主義，像獨立自主、注重改造自我世界觀等觀點和做法也同時來源于中國文化；它不僅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概括，也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總結和概括。他提醒，要十分警惕中國傳統文化消極因素的滲入，大膽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中國文化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翔海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涵之一。中國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起點。中國文化的優良成分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斷得到豐富與發展的豐厚土壤。他主張，把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協調起來，將普通大眾的安身立命、生命超越與黨的奮斗目標和理想融合在一起，切實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文化之優良傳統的深度結合。陜西省社會科學研究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劉源探討了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融合的可能性及實現路徑。

部分同志對比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具體相通之處。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副主任、原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王殿卿研究員認為，馬克思主義有直接來源，還有啟蒙思想的間接來源。而啟蒙思想的第一代傳人，他們對于近代東學西漸傳來的儒家思想多有批判，但沒有妨礙他們對儒家思想自覺與不自覺的汲取。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有“三個來源”，它應當也是對啟蒙思想的一種繼承，是啟蒙思想“更徹底”的繼承者，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中國文化亦有潛在的汲取因素。國際儒學聯合會國際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和創新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從中外比較文化的角度指出，恰當對待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蘊含著恰當對待中國現代史與中國到何處去的問題。20世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致生根開花，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屬于文化、政治、歷史的內在必然性起的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思想文化有天然聯系：兩者在文化結構、理想追求具有高度一致性，在本體論的世界觀層面、辯證法上頗多相似。毛澤東同志使馬克思主義完全融入中國傳統思想語境，通過對原傳統的再闡釋與改造，用中華民族精神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理解馬克思主義，使之在中國落地生根：不僅在話語上打通、思想上打通，而且在具體實踐中、在政策與策略上打通兩者內涵。太白出版社高級編審、陜西省國學研究會副主席孫見喜認為，毛澤東著作中引用的中國歷史故事、先賢名言不勝枚舉，在對待中醫、書法、詩詞創作等方面的態度和做法，說明毛澤東思想的底色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四川自貢職業技術學校高級講師、西北大學現代學院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學俊指出，現代社會主義為何誕生在西方，而在中國越來越好？根本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作出了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華文明“天下為公”大同理想的優良基因、符合中國古代社會主義傳統的正確選擇。他借鑒西方學者觀點，以大量的事實證明，中國古代的“王道”社會主義有著豐富的理論與實踐，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想、列寧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有著歷史的聯系，并能為當今所融合與創新。

二、在高校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其次要從意識形態上處理好二者關系，廓清模糊觀念，掃除從教育層面實現融入的理念障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秘書長高長武從學習習近平同志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論述中，談了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三個維度：“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維度強調的是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問題，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思想基礎和根本前提；“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這一維度說的是如何科學評價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重要環節——在正視歷史、尊重歷史中，承認今日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現實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歷經幾千年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同時又要一分為二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這一維度說的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關鍵點和落腳點——即根據實際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鑒別與分析、取舍與揚棄，加強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研究，切實推進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和普及，高度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踐行和應用，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

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副主任、國防大學教授朱康有認為，在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視域中，再來排斥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那就不只是學術上的一般爭議，而確實與我們當下的意識形態的要求不符合。但真正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把兩個“根”、兩個“魂”（一個是馬克思主義，一個是優秀傳統文化）統一起來并不容易。在我們談論和實施“融合”和“一體化”之前，先應做適當的區分。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畢竟話語系統不一樣，所運用的概念表述、思維方式大相徑庭，切勿以其中之一簡單地去度量另外之一。

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主任、中國儒商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張踐教授指出：儒學應當盡快進入并融入主流意識形態。習慣于主流意識形態一元化時代的思想家們，擔心儒學會沖擊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認為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主導與服從的關系，故認為儒學永遠不能進入主流意識形態。儒學保守化的傾向，則又引起“西學”陣營的反感，擔心儒學復興將會導致封建主義思想的回潮。其實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整體內涵中，包含了法律、歷史、倫理、文學等方面，其中反映經濟基礎的政治意識形態是最核心，作為這個部分的當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當然是一元性的，居于指導地位；而儒學或者作為哲學、歷史、倫理等文化內容進入意識形態中，沒有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相反可以對之起到支撐作用。即使是作為非主流的意識形態，包含儒學在內的很多觀念形態并不一定與主流意識形態對抗，更多的則是非對抗性的，甚至是基本一致的，可以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發展的重要補充源，能夠逐漸融入主流意識形態中。包含儒學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資源，這一點已經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目前的問題是，高層領導重視，基層的積極性也很高，而中間卻出現了“梗阻”：有的地方教育部門和意識形態官員對此認識模糊，對傳統文化多有曲解、誤解和擔心，致使儒學長期以來一直以一種自發的狀態在發展，容易使儒學走向民間化甚至宗教化趨勢。存在著諸如以國學抵制外來先進文化，以傳統反對現代等等庸俗化、極端化現象。為此，要積極引導儒學復興運動的發展方向，盡快實現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使之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精神力量。只有實現了儒學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才可以認為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長期不能與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學的結合，很難說真正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另一方面，儒學本身也只有實現了與馬克思主義指導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才可以說完成了現代化轉換，才真正是適應了現代社會的發展。至少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要以文化的形式，而不要以政治的形式融入主流意識形態。儒學經歷了現代化洗禮，也能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發揮保證現代社會穩定發展的作用，可以成為政治權力合法性的文化符號、道德理論的終極依據，起到穩定價值、和諧群體、提供理想的作用。儒家文化中“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因素，完全可能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背后的最深層文化基因。第二，儒學要以教育的形式而不是宗教的形成融入主流意識形態。自古以來，儒學的發展就沒有獨立的教團組織，沒有自己的宮觀教堂，而是在教育事業中不斷傳承發展。儒學只有進入了國民教育系統，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傳承方式。當前克服儒學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自發”現象，關鍵也在于盡快實現教育領域中儒學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

三、在高校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最后應在增進師生認同、選擇傳播模式、設計課程內容等具體環節上把握好現實操作性路徑

中國儒商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朱康有認為，任何意識形態不可能一竿子插到底，包攬社會所有領域，包打天下，窮盡應對各方。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修養型的人文倫理道德為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基于近代科學理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足之處。在意識形態教化相對區分的基礎上，主輔并用，上下互動，最終達到融合無隙。在現階段，鼓勵大膽地試驗，比如說以儒家的孝道為主，雜以禮治形式的推廣，改過自新，奠定為人處世根基；在精英或者說高層的教化層面，適當系統引進國學的智慧，增進自修行為，培養內在修為的根基，補充長達百余年的教育之缺失，改變文化他信的局面，以獲致文化自信的民族認同感。對于專家學者來說，應當超越學術門戶的見解、甚至是個人學術思想的狹隘桎梏，改變有學識的偏見，從國家意識形態的高度，從全球化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高度，從人類文明走向的高度，來看待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問題。不是泛泛來探討“融合”，應該一個一個專題入手，做一些細致的梳理工作。

北京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孔德立教授認為，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設置存在著弱化中華文化的嚴重問題。他結合自己在學校開展“走進國學課，走進四書課”教學實踐中學生“爆滿”的情況，認為當代大學生對傳統文化有一種“饑渴癥”。教育部2014年3月26日印發了《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其中的三個教育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開展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重點的家國情懷教育”。但當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教育與國家的需要尚有不小差距。中華民族歷來重視社會責任感的培育。古代讀書人以天下蒼生為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代的大學生相當于古代的精英——士。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修身思想，弘揚精英引領社會風尚的作用，培養“志于君子道”的當代大學生。從國家戰略頂層設計層面，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提升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已經是未來教育的發展趨勢。

王殿卿認為，批判是手段，在教育中繼承才是目的。我們在一百多年的教育中失去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推動大學的國學教育，在體制內進行探索實踐顯得非常必要。我們的大學要看到挑戰。現在一些幼兒園、小學、高中開展傳統文化學習，對大學的國學教育形成了倒逼機制和壓力。特別是在大學德育科學研究中，要逐步擺脫簡單“克隆”外來教育的尷尬，走出中國大學之道。如果說在知識結構的層面上是“文與理的溝通”，那么在素質結構的層面上則是“德與才的相通”。他提出：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相結合；將文化素質教育貫穿于專業教育始終；加強校園人文環境建設，改善校園文化氛圍；開展各種形式的社會實踐活動。

中華義理經典教育工程組委會主任、香港孔教學院國學教育委員會主席陳杰思先生積十余年之功力，開發出一套含有十本教材的中華義理學科與課程體系（中央電視臺曾經報道）。他建議在《學科專業目錄》12個學科門類外，成立第13個學科門類：國學（包括書法、國畫、武術、術數、中醫養生、中華工藝、中華建筑園林、中華音樂、中華戲曲、中華飲食、中華禮儀、中華民俗、中華宗教、中華科技、考據學、訓詁學、少數民族文化、中華歌舞等）。國學教育的義理模式，注重“道”與“技”、“術”、“藝”的結合，采用“由近及遠”、“由下至上”的循序漸進的模式，由“高標準，嚴要求”轉向“重基礎，多層次”，實現從“支離破碎”向系統完整的轉變，從而使國學教育落實落小落細。

西北大學現代學院院長劉家全教授介紹了本校開展國學教育的實踐。從2011年起，現代學院把國學教育作為系統工程引入大學教育。以《論語》、《孝經》、《大學》、《中庸》等經典為教材，開設國學必修課，共36個課時，計2個學分。先后成立國學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研究院、國學社，發起建立陜西高校國學社團聯誼會，創辦《國學報》，推行“拜師禮、告別禮、謝師禮、成人禮、同年禮、同窗禮”等系列校園禮儀活動。將孔子誕辰日設定為西北大學現代學院的尊師節，將清明節設為學院“尚賢節”。在校外設立國學教育基地。經過短短四年的國學系統教育，融洽了同學關系，改善了師生關系，增進了同學與父母的關系；學生們將學習與親情相連系，改變了學習態度，學習的使命意識增強，近年來在考研、考公務員、校外獲獎等方面大幅度提升；學生們樹立了整體觀與辨證觀，改進了思維方法，看問題不片面、不極端、不固執，道德自律顯著增強，成熟穩重，促進了“成人”過程。

張踐在總結中說，目前在大學里的儒學等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大多數還停留在“象牙塔”中；西北大學現代學院在儒學與大學教育融合方面走在了前列，我們之所以在此地舉辦這樣一個會議，目的就是為了推動儒學等優秀傳統文化進入大學教育，實現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更好地會通。當代中國大學的教師，擔當者傳承中華血脈的神圣使命，對民族復興大業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