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菏澤視察時，專門念誦了一幅對聯，上聯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聯是：“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其實早在20多年前，任玉嶺在北海任副市長期間就把這幅對聯當成了他的座右銘。回北京后，他仍把這幅對聯掛在北京的家里邊。多少年來，任玉嶺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始終把這幅對聯當成一面鏡子。從幾十年來任玉嶺的工作實際看，他真正是這幅對聯的踐行者。
作為《中國儒商》的記者，早有所聞任玉嶺的業績，他的名聲早已如雷貫耳。特別是最近接連讀到由世界知識出版社、紅旗出版社等出版的《任玉嶺談經濟》、《任玉嶺建言城市化》、《任玉嶺訪談錄》、《任玉嶺論三農》、《大國民生》、《中國政府參事論叢?任玉嶺文集》及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三百名城頌》等書籍之后，我便產生了對任玉嶺進行采訪的念頭，并決定通過《中國儒商》把任玉嶺介紹給廣大讀者。
 
        一、被總理牽掛之人

       2012年作為曾任兩屆全國政協常委、又為資深國務院參事的任玉嶺因結腸癌住進醫院進行手術。他本想瞞著大家，悄悄的住進醫院，再悄悄的走出來就算了。可是他低估了自己的影響力和名聲，怎么能瞞得住呢？找他的人太多、太多，一天找不到他都著急，更別說再做個手術修養20來天了。結果是不僅驚動了很多的單位、部門的朋友和領導，而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于任玉嶺參事的事情格外的關注和 關心。任玉嶺在有關方面的關照下，不僅住進了最好的醫院，而且是院長親自為其做手術，手術出院后，這位院長還百忙之中登其家門對任玉嶺進行回訪。
       任玉嶺手術后的第四天就到中南海參加了溫家寶總理與國務院參事的座談。那天溫總理主持會議，首先提名任玉嶺第一個發言。在發言之前，總理特別告訴大家說：“玉嶺參事剛做了一個結腸癌手術，我們祝愿他早日康復！”
       由于任玉嶺的保密工作做的好，到會的100多位國務院參事、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以及有關部委的部長們是不知道任玉嶺生病的，聽總理這么一講，會后到任玉嶺家探病的人是絡繹不絕。有的部長和參事還讓司機或秘書送來最好的保健品，并祝福任玉嶺要好好休息。
       國務院參事室領導更是百般關注任玉嶺的身體健康，分別安排任玉嶺到海南、青島、承德去療養。手術后的任玉嶺并沒有把得病放在心上，國務院參事室陳進玉主任催促任玉嶺去海南療養他沒去，后又催促他去青島療養他還沒去，直到去年暑假期間，他才在夫人的陪伴下，在承德圍場修養十天左右。
 
       也許冥冥中早有安排，注定任玉嶺這一生的生活和工作都會與總理們有更多的交結。早在50年代，任玉嶺讀大學時，就曾當面聆聽過周恩來總理的講演。周總理在南開大學視察時，當其走進任玉嶺所住宿舍時，任玉嶺正好要去圖書館，出宿舍門時與總理來了個碰面。當他坐在圖書館閱覽大廳正在聚精會神時，周總理又到了圖書館的閱覽廳并與同學們進行交談。任玉嶺不僅感到十分幸運，而且為周總理的博學和風采所折服。
       上世紀80年代，任玉嶺到國家科委工作不久就兩次陪方毅副總理和姚依林副總理接待外賓。1994年常務副總理萬里和副總理吳學謙都分別在中南海召見了任玉嶺。2002年，64歲的任玉嶺準備告老退休時，又被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聘任為國務院參事，擔當起國家“智囊”的使命。2003年溫家寶任總理后，又繼續續聘任玉嶺為國務院參事，2012年任玉嶺又第三次被聘任為國務院參事。
        溫家寶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不僅批示了任玉嶺由國務院參事室上報的眾多建議，而且還在網上閱讀任玉嶺在多種媒體上發表的言論和文章。國務院參事室主任陳進玉曾多次講到：溫總理說任玉嶺所提意見、發表文章都很深刻而尖銳，但從來不越格。可見任玉嶺的工作是得到總理的贊許的。
 

      二、戰亂中成長之人

       任玉嶺說，他的名字是戰爭的產物。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任玉嶺的家住在河南省遂平縣的縣城內，1937年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后，中原地區進入了戰亂狀態，任玉嶺的家遷到了遂平西部的嵖岈山寨，這里寨墻高筑直至山頂，呈現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情景。任玉嶺的父母就在這個山寨內的一個瀕臨河邊的嶺上面住了下來，此后的1938年任玉嶺在這里出生，“玉嶺”即由此而得名。從1938年至1948年的十年中，任玉嶺的家鄉一直處在戰亂之中，有名的“水、旱、蝗、湯”是河南的四大災害，水災、旱災、蝗災、兵荒馬亂既給任玉嶺的童年留下了難忘的深刻印象，也對任玉嶺認識社會、做人素質、愛國情感進行了多方面的錘煉。至今任玉嶺還記得1942年的蝗蟲災害，那時飛蝗之多，遮天蔽日，連住宅的門窗上都布滿了蝗蟲，蝗蟲進入農田后，莊稼的葉子一掃而光。他更記得在小學讀書期間，日寇的飛機就像烏鴉一樣從學校上空飛過，機槍的掃射聲聲不斷。任玉嶺的童年，經常是說逃就逃，說跑就跑，有時走進山村，有時走進青紗帳。特別是遇上災荒，還要吃樹葉、野菜。災后難民“吃大戶”的場面，黃泛區被淹后的災民逃難情景，都深深印在任玉嶺幼小的心靈中。
         任玉嶺僅小學就念了七個，他1943年入小學至1949年換了七個地方。2010年教育改革時，領導向部分國務院參事提出，要“回母校、當學生，進課堂”進行調查研究，與他同行的工作人員看到他除了要回大學、高中、初中聽課外，還要到七個小學去調研，有些不可理解。但這是事實，任玉嶺之所以念過七個小學，一是受戰亂的影響，搬家遷徙所致，二是因為任玉嶺小學期間善演講，在縣里每年兩度演講比賽中他總能獲得一、二名，因此，兩個教書的舅舅和教書的父親所在學校都來爭取他進行“跳槽”。上小學期間，任玉嶺很是努力，當時的小學大楷、小楷為必修課，那時候練就的書法基本功，雖然后來60年沒有提過毛筆，沒能得到表現，但到2007年重提毛筆后，他的書法一鳴驚人，他現在是國家一級書法師，并被認定潤格費每平尺48000元，其實這都是來自他的童子功。
 
        正是那個年代的艱難生活和戰亂環境既練就了任玉嶺應對生存的種種能力，也使他深感今日社會安定和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任玉嶺不只是在學校成績優異，在工作中業績卓著，而且在生活中，他也是一個多面手。他由于童年就跟母親燒火做飯，還經常下地打豬草，挖野菜，放牛、放驢、收麥子、摘棉花，因而學會了一套生活本領。任玉嶺現在能在家做飯、炒菜、包餃子、搟面條，直至做比薩餅他都十分熟練。他還會做衣服、做木工，直至繡花他都十分內行。任玉嶺自做的棉衣可以兩面穿，繡的枕頭至今還有保存，他用木頭制的洗相機，在收入較低的年代，用這樣的洗相機、自配洗像液洗出很多照片來。
        50年代初，任玉嶺在河南念高中時，因離家遠學費來源困難，他就利用假日去打工，一天一元兩角五的收入，他一干就是一個假期，后來到天津南開大學讀書時，他仍然發揚這個好習慣，利用假期打工，以補學費的不足。
這些生活的磨練，看是給任玉嶺帶來了艱辛，而實者是給任玉嶺更多的錘煉。1958年，南開大學派了幾十名學生到66軍去學軍，雖然冒著天寒地凍，他還是以3槍30環的成績獲得了優秀射手。1959年，中國科學院在南開大學選出20多人考察燕山，他在60多天的跋山涉水中，處處都能走在前面，并認識了幾百種植物。1960年任玉嶺被河北省選調到省委生活工作隊，在長達3個多月每天只有四兩玉米面，其它任何副食也沒有的情況下，于滄州各地完成了任務。同年獲得南開大學三好學生紅旗手稱號，并被學校抽調提前畢業擔任教師。1964年他開始擔當國家十年科技規劃攻關項目負責人，在完成攻關任務的同時，還翻譯出三套五冊的專業書，于1973年交由科學出版社、化工出版社出版。
       

       三、勇攀科技高峰之人

       1964年，25歲的任玉嶺，英姿勃發，風華正茂。這位曾擔當過五年級生物化學大實驗輔導教師的他，這年在天津市工業微生物研究所的崗位上接到一項重大任務——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之一的發酵法生產味精。并由任玉嶺出任攻關組組長。
當年中國第一個十年科技攻關計劃中，有7個項目落在了天津市。發酵法生產味精的科技攻關排第二位。這一項目的突破將迎來味精生產的一次革命。
 
       激動和擔心在任玉嶺心中交織著。激動是他得到了黨和人民的信任，成為這個項目的牽頭人；擔心是因為自己大學畢業才三年的時間。年紀輕、資歷淺，讓他產生了壓力。
       這樣重的任務交給一個剛畢業三年的大學生，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在那個人才極度缺乏的年代，大學生就是祖國的擎天柱，關鍵時刻必須沖上去。他們不可能像今天的大學生一樣有著“慢慢培養”的機會，也不可能在實驗室里百轉千回地一次次練習、一次次“滑翔”。生在電閃雷鳴中的雄鷹，注定在羽翼漸有豐滿時，便要飛躍高空，搏擊風雪。
       現在的人也許不能想象在那個年代，味精在中國人的餐桌上有多么奢侈。由于技術的落后，當時要用32噸小麥才能生產出一噸味精。一方面生產用材比例大，一方面糧食極度匱乏，兩者相遇造成的結果就是，很多百姓都沒聽到過味精這個詞，更別說用到一日三餐中。
       因是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得到了天津市全力支持，一支匯集了包括北大、南開、復旦在內的十多名中國名校大學畢業生的隊伍成立了。此后，為開展中間試驗，天津市工業微生物研究所又給他們配備了十多名工人。
       連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輕工業部發酵研究所和天津化學廠的協作人員，二十幾個年輕人，肩負著中國經濟發展的使命，肩負著中國味精的變革。
       由于時間緊、任務重，任玉嶺經常吃住在實驗室和試驗車間里。車間里沒有床，困的時候他就在車間的樓棚板上睡覺、過夜。沒有枕頭就找塊磚頭，沒有褥子就鋪幾張報紙，沒有棉被就蓋工作服。在黨和人民交給的任務面前，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為了進行搖瓶發酵試驗，沒有搖床，任玉嶺就憑他在抗菌素工廠看到的搖床模樣用紙板做出模型，請師傅加工制作。
       每一個環節，任玉嶺都身體力行、事必躬親。他是項目的領頭人，卻也是事事參與的苦力工。他扛、抬、背、抱樣樣走在前面。那時間經常要扛面粉袋倒向葡萄糖水解罐，任玉嶺經常是一次扛兩袋。為了用活性炭與棉花制造細菌過濾器，他親自與炭和棉花打交道，不顧炭粉的飛揚進行裝填。
       歷經700多個日日夜夜，經過近萬次的試驗，發酵法生產味精終于提前研制成功。在這群年輕人的努力下，中國告別了32噸小麥生產一噸味精的巨大量比，變成5噸薯干生產一噸味精。
       任玉嶺站在了天津市科學會堂的講臺上，激情盎然、侃侃而談。來自全國多所著名大學、中國科學院各有關研究所的知名教授、專家和輕工業部及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委及天津市的領導們，云集而至，傾聽著這位年輕的科技攻關帶頭人講述他 們的研究成果。成果鑒定專家組對此 作出了全面推廣的肯定。天津日報用頭版整版刊登了《年輕人敢想敢干，敢攀世界高峰》的文章，國家科委以較高密級出版了這一科技成果報告。
       隨著發酵法生產味精的技術的成功，220家味精廠如井噴般涌出在中國的大地。與味精有關的企業也同步發展起來。迄今，用發酵技術生產味精的年產量已達200萬噸。
        然而，正在天津市工業微生物研究所要為這個項目申請國家科學獎、要給任玉嶺晉升工程師時，文化大革命來臨了。他的項目組長也在奪權風暴中去掉了。
       “文革”期間，任玉嶺曾被拉出去“陪斗走資派”。所謂“陪斗”就是戴著大牌子站在被批斗的領導邊上，聽著人們數落領導的各種“罪行”。就這樣，任玉嶺頂著“走資派的紅人”、“修正主義苗子”、“臭知識分子”的帽子，邊陪斗邊在科研領域繼續攀登。
      以后的幾年中，任玉嶺不負重望，帶領著科研隊伍完成了發酵法生產甘露醇、生產糖化酶和酶法制葡萄糖的研究。他還參與了檸檬酸研究的中間試驗，并組織參與了甘露醇、酶法制葡萄糖的建廠與試車投產。
 

       四、開創民營企業之人

       1984年，在國家科委新技術局的辦公室里，任玉嶺翻閱到一份《國務會議紀要》，紀要傳達了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要求：“公司制度是當代最佳的企業管理模式，中國還沒有公司制企業，要在全國大力提倡興建公司。”
此時的任玉嶺40出頭，風華正勁。作為中國較早出國考察的人，他已經走訪了歐美亞十多個國家。他親眼看到國外公司的興起，他也有著將國外的新理念引進中國、發展中國的想法。這份簡報正與任玉嶺的內心撞出火花。他想起了他帶頭研究  的味精，他想起了在中國大地上迅速“開花”的味精企業已有200多家，因市場開拓后勁不足，遇到了發展的種種困難。
       任玉嶺拿起電話，打給曾和自己一起奮斗在科研戰線上的戰友們。
       “我想建一個‘中國味精技術公司’，推動味精生產技術提高，幫助全國的味精企業快步發展，將這個產業繁榮、壯大。你有沒有興趣，我們一起來做好不好？”
       朋友們一聽是任玉嶺的電話，確信任玉嶺指出的前進方向是光明的，大有作為的，于是都表示支持。
       有了朋友們的支持，任玉嶺起草了個報告，分別報給商業部、輕工部、中國食品協會。商業部和中國食品協會很快給了批示，同意進行組建。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也在報告上批下了“像這樣的公司建的越多越好。”
       中國味精技術公司順利地組建。他與上海市馮容保同時擔任董事長。此時的任玉嶺想起了中美科技政策討論會上，美國科學家提出的“用高工資、好設備、好條件吸引留學生回國，吸引外國專家來華從事研究”的話，他和創業者們商議，要存  精華去糟粕，將外國優秀的東西引進到中國，引進公司。
       在他的推進下，公司進行了幾項改革。一是進人才不要檔案，只需兩名董事推薦，以此回避調人難；二是實行高工資，比外面高三倍以上；三是實行小汽車辦公，提高工作效率；四是擴大開放力度，建起顧問委員會、專家委員會、記者聯誼會；五是組織技術小分隊，專門向企業推廣新菌種，以提高味精的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六是公司實行董事會監督、總經理負責制。

 
       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這是改革開放的春風剛剛在中國的大地上吹起、這是緊閉已久的祖國大門剛剛推開，任玉嶺竟然作如此的改革，實屬大膽。他高瞻遠矚、目光如炬，他看到了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大趨勢。從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他和他的團隊都不是一般的人。
        任玉嶺參與、牽頭的事總是做得大刀闊斧，與眾不同。在他的推進下，公司很快置于社會名流、專家和新聞單位的關注、關心下。新體制、新機制也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中國味精技術公司當年創利潤600萬元。
       任玉嶺和這個公司的管理者們，又以愛國者的目光，高屋建瓴，把公司賺到的錢，無償送給一批年輕人去創業。不求回報，不求感恩，只求國家富強得更快、中國經濟發展的腳步邁得更大。
“太太樂公司”創始人便是那批受益者之一，他用那些錢發展了事業，服務了中國人民，推動了中國經濟。2013年春節到來之時，太太樂創始人也是今天這個集團公司的董事長榮耀中于2013年2月6日15點49分給任玉嶺發出了這樣的手機短信：“任老師，2012年太太樂雞精產銷超越十萬噸，一億個家庭、20萬個餐館，過四億的消費者享受到舌尖上的鮮美。在慶祝這一成就時，不僅想到您在1984年對我的關心和支持，心存感激和美好回憶，祝您春節快樂、身體健康，希望在春暖花開時請您來上海指導、觀敘。學生榮耀中敬上。”
       在資助年輕人創業的同時，中國味精技術公司還熱衷于開發新技術。
      “戰略”在決戰中起到的是決勝作用。任玉嶺的戰略思維不是與生俱來的，是他的經歷和實踐給他了睿智和眼光，更是改革開放的春風過早的沐浴了他的思想和靈魂。

       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任玉嶺拿到了日本協和株式會社關于用味精開發多種湯料與調味料的有關介紹，這些雖然只是宣傳品，但使任玉嶺深受啟發，他隨即把這些材料送到中國味精技術公司，要求下屬組織力量進行開發。由于公司管理現代，人們的積極性高漲很快，用中國的原料開發出29種湯料和調味料研發成功，并在廣西南寧進行了技術鑒定。由此，味精市場由原來4萬噸就明顯滯銷的局面，迅速得到改變。時至今日，味精年產量已經超過200萬噸。
       正當任玉嶺欲“乘風破浪、直掛云帆”之際，“政府人員不能兼職公司工作”的文件，讓這個在商海中剛剛搏擊了一個回合的戰士，又不得不回到國家科委。
回到國家科委的任玉嶺同時出任兩個處的處長，在國家科委中國生物工程中心擔任了酶工程及發酵工程處處長、咨詢與推廣處處長。
 

      五、助推“中國星火”之人

      任玉嶺辭去味精公司董事長職務后，國家科委生物工程中心主任金發楠得知他組建的味精技術公司成績斐然，便勸他以生物中心名義也辦一個類似的技術推廣機構。
      任玉嶺也覺得這個想法不錯。在商海中游了一圈兒，讓他對那片“大海”產生了特殊情感。那片“海”中有太多的金子可挖。作為一名搞科研出身的人，他如同帶了一副望遠鏡、放大鏡，金子的蹤跡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他經過再三考慮，并與啤酒界的權威專家管敦化商定，決定對啤酒新技術進行推廣。那時候中國的啤酒產量不足100萬噸，當他得知德國每人每年要消耗365瓶啤酒時，任玉嶺認為啤酒一定需要大發展。
       在此前中美科技政策會議上，當年任玉嶺提出中國應該將技術開發重點放在實用技術上，這時，他依然認為這個方向是正確的。實用技術在中國不但要推廣，而且要大力推廣！
      任玉嶺將這個想法向金發楠主任匯報后，金發楠非常高興。正巧趕上國家科委副主任楊浚要到廣東、廣西出差，其秘書因要在人民大學參加考試不能陪同，金發楠覺得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找到任玉嶺說：“楊主任要出差，身邊沒秘書，  你就陪他去。在路上你給他講講你在中國味精技術公司的做法，為啤酒新技術推廣要500萬的啟動資金。”

      “密謀”之后，任玉嶺隨楊浚主任出發了。
      那時國家科委由副總理方毅兼主任，下面只設兩個副主任。而且楊主任出訪，不像現在都要聲勢浩大的帶上一批局長和處長。楊浚主任這次僅有任玉嶺一人陪同，行程半個月，考察目的地是廣東和廣西。

      任玉嶺在路上向楊浚主任講了中國味精技術公司怎樣通過技術服務小分隊推廣味精技術，又怎樣在第一年贏利600萬元的事情后，他向楊浚主任提出：“楊主任，我們生物中心想在啤酒新技術方面作一些推廣工作，需要500萬資金，懇請領導  幫助解決？”任玉嶺“殷勤”過后，說出了主題。
      楊浚是什么人，那也是人中精英。他是福建人，曾經轉戰祖國大江南北，在吉林石化、北京燕山石化做過領導，深知技術推廣對企業發展的重要。他聽了任玉嶺的詳細介紹后，認為任玉嶺的想法是可取的，是對國家發展有益的，是可以支持的。
      “給你們700萬，只要能做好這個項目。”楊浚果斷地回答了任玉嶺，并增加200萬元。
      任玉嶺高興極了，暗想：“500萬變成700萬，金發楠主任若是知道還不樂壞了。”他恨不得馬上將這個好消息告訴金發楠。但在楊浚面前，他還要保持淡定。
 兩人在廣東一路走去，新項目一個個在楊浚眼前出現，尤其是那些從國外企業引進的項目，看得人目不暇接。每遇到一個項目，楊浚就問身邊這位秘書：“你認為這個項目怎么樣？能不能在全國推廣。”
    “可以，這個項目不錯！”任玉嶺據實而答。
    “這個呢？也能在全國推廣？”
    “非常值得推廣！”任玉嶺也為改革開放后在廣東出現這么多新項目而興奮，他不但幫著楊浚分析這些項目的前景，還盤算著如何在全國推廣。
      十幾天的考察結束后，楊浚鄭重地對任玉嶺說：“有這么多新的技術可以推廣，答應你的那700萬先不給了。”
      聽到這話，任玉嶺有點傻眼。
      “這不是說你提的啤酒新技術推廣計劃不搞了，我們可以搞一個適用新技術整體推廣計劃，啤酒技術推廣可在這個計劃的盤子里統籌支持。”楊浚說道。
     任玉嶺回想這一路看到的新項目，他的心也是激情澎湃。啤酒技術推廣只是一個項目，要是將一路上看到的那些項目都推向全國，那該對國家的發展起多大作用！！
      任玉嶺比單純推廣啤酒新技術還興奮。在這次考察中，任玉嶺和楊浚一樣，看到了一座寶藏，一座可以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的寶藏。
      回北京不久，楊浚副主任向科委提出了搞一個適用新技術推廣計劃的設想，適用新技術推廣計劃進入了創立階段，有人將其更名為“星火燎原計劃”。意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由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將其改為“星火計劃”。

        味精公司的實踐和這次陪同楊浚主任的考察，啟發了后來被人們稱為“星火計劃之父”的楊浚的思維，而且使楊浚主任孕育了“國家星火計劃”的“胎兒”。任玉嶺一直感到很值得，也使任玉嶺從楊浚主任立足實際統攬全局的戰略思維中受到教育和啟發。
       正因為“星火計劃”的形成過程與任玉嶺有直接關系，所以任玉嶺在后來執行“星火計劃”的過程中工作。他除同時擔任中國生物中心酶工程及發酵工程處處長、咨詢推廣處處長外，還負責“星火計劃”中的六個方面的技術開發與推廣。包括  生物技術、酒類、飲料、食用菌、保健品及中藥材、飼料及飼料添加劑等等。
       從他管理的這些行業類別來看，任玉嶺在中國改革經濟中唱的是重頭戲。他的工作成績，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發展，影響著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那個時代，中國還沒有干白葡萄酒、干紅葡萄酒；那個時代，中國還沒有低度酒，就連五糧液酒廠生產的也都是高度酒；那個時代，中國還沒有礦泉水，走在路上的人們渴了，只能喝從家里自帶的涼開水；那個時代，培植食用菌的技術并不普及，想吃，還要費力地去野外滿山遍野地尋找……
        作為“星火計劃”的項目負責人之一，任玉嶺發揮自己懂技術，有過開發研制、有過出國考察的各種長處，他抓出了中國第一個干白葡萄酒（沙城）、第一個干紅葡萄酒（昌黎）；隨后，任玉嶺瞅準低度酒在市場上的需求空間，促成五糧液廠低度酒的推出；為了推動食用菌發展，任玉嶺寫出長達15000字的文章——《要想富種蘑菇》。除在雜志刊登外，任玉嶺又如同不知疲憊的駿馬一樣，應邀到幾個省去講解種蘑菇的訣竅和前景，為蘑菇種植者實地指導；在飼料開發方面，任玉嶺親自推動了廣東順德縣北滘鎮飼料添加劑廠的建立，并同地方政府人員一起到加拿大溫尼伯引進技術和裝備……
人的一生精力是有限的，任玉嶺卻用他自身的行動向世人證明著“人的精力可以無限”。在孜孜不倦地開發推廣著新項目的同時，任玉嶺也注意引進國外技術和產品。
 
        配餐西紅柿在現今早已不是稀罕物，可那時誰見過？人們吃的都是用手捧拿的“大柿子”。還是任玉嶺，他走到哪里都惦記著祖國，一如惦記他那慈祥的老母親。在一次出國考察期間，任玉嶺悄悄摘了幾顆配餐西紅柿放在兜里，然后將種子取出帶回國內，他是為了讓中國人的餐桌上多一種味道，多一種色彩。正是這幾顆“火種”在中國引燃，豐富了中國人的餐桌。他把這些種子交給農科院的科技人員繁殖擴種后，配餐西紅柿在中國大片推廣；為了讓香蕉不再成為人們的奢侈品，任玉嶺推動了中國首個組織培養香蕉種苗廠的建設；隨后他沒花一分錢又把活性干酵母保存決竅引進中國，并在實施中全力支持了中國第一家活性干酵母廠“安琪兒”的建設。
       之后，任玉嶺又參與了中國星火總公司的組建。并被任命為中國星火總公司的總工程師，主管計劃和國際合作。此時的任玉嶺更忙了。他經常奔走于全國各地推動“星火計劃”項目的實施。為了“星火計劃”，他兩次去日本九州大分縣學習“一村一品”運動，也就是各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發展自己的的特色農業品種。他也是第一個向國內介紹“一村一品”運動，并通過培訓班，把“一村一品”推到基層的人；此外，遠在1990年他就提出在“農村建立‘公司+農戶’的合作組織”，不僅寫出了上萬字的報告。而且親自到培訓班上講解培訓。
 

    六、汗灑北海熱土之人

      在北海，老百姓都知道：任玉嶺做事是拼命三郎。
      有文章講到，任玉嶺的工作，是以健康為代價。在中國官場，說有人還以生命和健康為代價去做工作，恐怕有人說這是罕見之“返祖現象”。且不說這是“返祖”還是“承祖”，但任玉嶺就是其中一個。
      他一天上午作四場報告。1990年他回北京14天，跑了76個單位進行匯報，并邀請有關方面到北海進行考察。他大會小會講，逢會必講北海。講北海如何重要。講北海要引進“三種人”：帶眼鏡的人(知識分子)，講普通話的人(外地人)，講外國語的人(華僑和外國人)。他說只有人文交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經濟才能發展，城市才能繁榮。講北海的得天獨厚，有優裕的“三S”——海水、陽光、砂子。說北海銀灘沙細白，水溫凈，浪柔軟，無海鯊魚，自凈能力強。他說北海從不用講稿，可以隨時隨地把北海的變化，新人新事新發展新成就總結進去。
       說幾年前，在北海吃碗面條都很困難，但今天不同了。四川擔擔面、山西刀削面、蘭州拉面、天津打鹵面、北京炸醬面、朝鮮冷面，在北海一應俱全。要是吃包子，杭州小籠包子、上海南翔包子、天津狗不理包子，北海都有生產。要是吃火鍋，美國曼哈頓火鍋、日本火鍋、韓國火鍋、廣東火鍋、北京火鍋、四川火鍋，北海全有了……
      任玉嶺宣傳北海有點走火人魔。那形容著實令人感動。
      他坐火車，也沒有忘記用列車播音宣傳北海。當人家得知他是這個城市的副市長，又這么熱愛自己的城市時，都被他感動。有些人還就此調整了出行路線，借道北海進行參觀。
      1990年的五一節，他在北京。本來可以陪同愛人孩子走一走已經陌生了的公園和商店，但聽說南開校友會化學分會在中關村開會，他二話沒說就跑去了。并向老同學提出，在會上介紹一下北海的情況。下午又跑到清華大學，召集了在北京學習的北海人，宣講北海的前景，要他們學成歸來，為北海作貢獻。
有一年任玉嶺同20多個城市的市長們在美國訪問，遇上紐約美國之音的記者來采訪。美國之音的記者當然不丑，而且彬彬有禮，但市長們見了都一個勁往后退。說什么嘛!怎么說?國內又沒有指示。政壇生涯經驗豐富的市長們都懂得，此時此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任玉嶺往前走。他第一個說，我來講。他接受了采訪，在大洋彼岸說北海。
      這就是任玉嶺。
       據不完全的統計，四年間，他在各種國內國際會議上介紹北海就有600多場。許多會議都是很有影響的，比如五省七方經濟協作會、西南市長聯席會、少數民族地區市長年會、全國區域經濟年會、沿海開放城市科技工作會、中國開發區發展會、世界和平周科學討論會、全國政協會、市場經濟研討會、海島開發會、科技興市會、海峽兩岸經濟研討會、全國高技術工作會、國際信息咨詢會、投資環境最優城市評選會等等。中央電臺、國際廣播電臺、北京電臺，都給他作過錄音轉播或現場直播。
      他的“說法”，一般都是很鼓動人的。 一次他通過中國科學院秘書長張云崗聯系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匯報北海情況，本來只安排聽20分鐘匯報的周院長，卻聽了一個小時還要多。最后他還請秘書長安排任玉嶺到中國產學研大會上作報告。    任玉嶺報完北海的情況后，《科學時報》頭版位置以“富有煽動性的演講”為題，介紹了任玉嶺的報告。
       北海的知名度，北海的發展，無不與任玉嶺的宣傳直接相關。
       宣傳，只是任玉嶺的一個側面。
       還有更重要的一個面，是玩命的干。
       他1989年9月由國家科委選派到北海掛職，89年的除夕之夜，為了利用奧地利貸款建設一個工廠，他是在汽車上度過的。90年的元旦是在飛機上度過。那一年的春節，大年初二離開病榻上的母親乘車趕回北海安排建設項目。母親在床上說，你有事就走吧!不要耽誤公家的事。任玉嶺真的走了。國事、家事、天下事，忠孝不能兩全。坐在火車上，任玉嶺心里酸酸的。他萬萬沒想到，這一別竟然成了他與母親的訣別。后來母親去世，他沒有見上一面。母親魂歸西天的時候，他也是往西，去首府南寧匯報工作。
       有一年，他回北京辦公，但在京6天，競沒有時間同家人一起吃過一頓飯。
       1993年6月，北海市決定在10月舉辦國際珍珠節。為了充分展示北海的發展成就，責成任玉嶺負責搞一個大型的展覽館。但那時只是會上的一道軍令牌，至于出資單位、建筑單位、選址、展館圖紙，連個影還沒有。4個月時間都已經不足了，但最后還是如期搞出來一個大型展覽館。4個月中，任玉嶺日夜守在工地上，經常夜間一、二點鐘到工地進行檢查。有一天深夜，突然停電。攪拌罐里的水泥漿倒不出來，凝固了就要拖工期。電話不通，他和一位處長冒雨趕到電力局值班室，人家不相信市長會三更半夜來，敲不開門。任副市長只好把名片一張一張塞進去，不是任副市長哪有這么多名片?塞了好多張名片人家才相信。門開了，值班人員二話沒有，背上工具就跟任玉嶺走。展覽最后是如期舉行，但任玉嶺的嗓子喊啞了，腰肌也勞損了。后來，《光明日報》報道這件事時說，這個北海速度比深圳速度還要快。
       也許讀者讀了以上這幾句簡約的敘述，心中幻化出的是一個干部僅僅是在那里指手劃腳，吆吆喝喝，那就錯矣!
       1994年，他為接待一個院士考察團，連夜趕材料，白天又連軸轉，得不到休息，導致發燒感冒。
        他跑到醫院，對醫生說，用什么藥都可以，盡可能劑量大一些，以便早日康復，不致于影響工作。醫生給他同時用了兩種抗菌素，重感冒是止住了，但因白血球大幅度下降，又留下了另外的病根。從此，他的鼻竇和咽喉有了嚴重的問題。
        在工作崗位上做出了病，然后又因病不能更好地工作，要求退下來。把自己的位置讓給更有作為的人。這樣的做法和想法非常符合黨的原則。但這實在的做法，需要一種“傻”的精神。但21世紀都即將到來了，屢經“運動”的中國人，傻的已經不多了。
       但我們的任副市長依然“傻”。
       他的座右銘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責在人先，利居眾后”。
 

    七、建言國是，敢講真話之人

       任玉嶺60歲后的15年來，擔當國務院參事兼做全國政協常委和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他一年365天，有250多天在外邊，在路上。有人給他做過統計，每年他至少要調研22個省、市及自治區以上，有的省一年要去七八趟。面對社會上發生的各種新矛盾、新困難和新的問題，他都發憤忘食，甚至拖著帶病之軀親力親為，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我國人民大多數都是農民，農村理所當然成了他調查的重點。任玉嶺到農村有三必看：看學校、看農戶、看醫院。為了摸清教育資源不平衡的問題，尤其是貧困地區的教育問題，廣西百色、貴州黔東南、湖北恩施、云南怒江、河南駐馬店、山西韓城等地區到處布滿了他的足跡。為了解邊境地區、民族地區的教育情況，他曾經兩次赴云南怒江地區。當他得知當地學生交通不便，每天都必須溜索時，他不顧70多歲的高齡、不顧酸痛的肩膀、不顧滔滔的怒江水的咆哮，親自溜索，往返于兩山之間，親自體驗學生上學的艱難和危險。
       媒體對于“任玉嶺現象”進行剖析說：“任玉嶺之所以成為 ‘一面旗幟’，是因為在其身上具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特點，首先是對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負責，其二是言論大膽、開放、具有建設性。”對于這一點在他的日常生活和為人處世上也可見一斑。一次全國政協考察京劇的生存問題上，任玉嶺擔任團長。率領京劇名家楊春霞、孫毓敏、劉秀榮、胡芝風、譚孝曾、張學津、武季梅、王立軍、孫萍等赴湖北、云南、甘肅、陜西、寧夏五省兩市考察。出身清華大學物理系，又做了梅蘭芳關門弟子和從師周信芳的胡芝風大師，對于任玉嶺出任團長能否達到效果十分擔心。但是僅僅兩天之后，她對任玉嶺極端敬業和熱愛人民的赤誠之心，肅然起敬。任玉嶺的人格、人品感動了大師，這位大師專門為《中國政協》撰文寫下《任玉嶺委員印象記》，文中高度贊揚了任玉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格。一次由李蒙副主席帶隊的一個視察團，來到云南長江第一灣的學校視察時，發現學校十分困難。作為副團長的任玉嶺，當即掏出身上僅有的1000多元捐給學校，帶動了視察團的其他人員紛紛捐助，很快將一萬多元現金和80多本字典，捐到了學校。
       時至今日，任玉嶺還清楚記得02年春節發生在天津的一件事情。“玉嶺啊，等我病重時，我就把這個喝下去”。他是一個老黨員、一位老廠長、老工會主席。作為為國家建設付出了青春的老干部，在晚年，竟然為自己準備了一瓶敵敵畏。任玉嶺坐不住了，立即著手在醫療問題上調研。后來，任玉嶺發現看病難、看病貴，很多情況下是利字當頭，消極腐敗造成的。他迅速寫出提案：《降低醫藥售價，改善保健環境》、《遏制醫療腐敗要標本兼治、懲防并舉》等。對此，中央電視臺敬一丹、董倩都邀請他到《聲音》和《央視論壇》做客，進一步的宣傳。后一篇的文章還通過《求是內參》，直接放到了中央領導的案頭。此后，任玉嶺又寫出《醫療改革：重在解決貴和難》、《醫療改革需要五個轉變》等。他關于醫療的建議通過政協大會提出并被新華社報道，全國265家媒體競相轉載。2006年，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指出，要突出抓好醫療衛生工作。此外，他這些年除了親自帶領政協考察團和國務院參事考察團在國內國外進行考察外，他還多次作為李貴群、孫孚凌、楊汝岱、羅豪才、李蒙、胡富國、鈕茂生、高占祥等的副手帶全國政協視察團到各地視察，他的工作得到了領導同志的贊譽，并與他們成了好朋友。
      任玉嶺認為：做一個好的公仆必須要去掉一個“私”字，并重視“認真”兩個字，方能把工作做到點子上。只有情為民所系，才能利為民所謀！任玉嶺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建言包括了“關注三農”、“義務教育”、“醫藥衛生”、“住有所居”、“社會發展”、“西部開發”、“奔向城市”、“國企改革”、“民營經濟”、“農業產業化”、“資源環境”、“科技創新”、“區域發展”、“社會和諧”等十四個領域。這些問題他都做過很多研究報告和建議，其中義務教育免費和取消農業稅早已經成了政府的決策，廣大的人民享受到福祉。有些問題已經解決和落到了實處。有一份統計，在任玉嶺的生涯中，已出版翻譯書籍5部、專著9部、參與撰稿的書籍30多部，發表各種社會前沿問題700多篇。同時，被12所大學聘為教授；被40多種雜志聘為主編、顧問或者編委；被10多個學會聘為名譽會長、會長、副會長；還被20多個城市聘為經濟發展顧問。
       為什么任玉嶺工作起來廢寢忘食？為什么他年過古稀依然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為什么兩會時有記者在人民大會堂門口大聲呼喊“哪位是北海的任市長”？為什么國內清華、北大、人大等高校和美國、新加坡等國家都邀請他去演講？為什么他有敢于直言的勇氣和正氣？……為什么他的眼里常含深情和淚水？因為他對這塊土地愛得深沉、對我們的國家愛得深沉、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愛得深沉！沉甸甸的責任感讓任玉嶺看到并提出和老百姓休戚相關的問題，沒有人要求他這樣做，這是他內心深處充滿著對老百姓的愛，對國家和社會的情，并已經深深的融入了他的血液之中。
 
      八、中國書法傳承之人

          書者，性也！率性而書，灑脫自如。書者，心也；隨心而書，其情亦真。北宋郭若虛的一句名言：“人品既高，氣韻不得不高”。一個人見識深廣，學識淵博，會由內而外散發一種獨特的氣質，那是濃妝艷抹不來的，是喬裝改扮不到的，它是一種在優良品德的前提下，一種深沉內涵，一種閃光思想，一種璀璨的光芒。
        只有親身看到，才能體會到任玉嶺書法作品的大氣磅礴、龍飛鳳舞、氣勢逼人的視覺沖擊力和藝術感染力。品讀任老的書法作品，字如其人，大氣磅礴不拘一格，可謂“閱歷、學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發于筆墨之間”。 他的書法作品，有的如行云流水，流暢自如；有的又像險峰陡石，氣勢磅礴。他的書法風格豪放而不失韻味，大氣、瀟灑而富于創新。這應該與他豐富的經歷、行遍千山萬水并飽讀詩書有一定的關系。作品除了具有功力之外，還有令人品之不盡的“韻外之致”。
        任玉嶺從1944年到1948年天天練字，大楷、小楷為必修課。
       他雖然幾十年沒有沒有動筆，但動起筆來就不同一般。今天，他的書法作品不僅被五六十種報刊進行刊載，而且在多次展覽，包括在臺灣的書展中，獲得金獎和一等獎。他被評為一級書法師和“中國書畫傳承藝術家”。任玉嶺的書法之所以受到各方面的贊許，一是因為他有實實在在的童子功，從小老師要求嚴格，如握筆不緊，被老師抽走，那可是要挨板子的。小時候的任玉嶺，曾多次挨了板子，小手被打腫。二是起點高。是他特有的機遇能夠同歐陽中石、吳冠中、侯德昌、高占祥以及眾多愛好書法的將軍、部長有較多接觸，受到了耳濡目染的熏陶和指點。像歐陽中石看到他寫的書法后說，“寫字，不是練，而是學”。北京大學的中國書法大師金開成教授和中國書畫藝術院院長石松先生，都專門對任玉嶺的書法進行過點評和指導。三是閱歷廣、朋友多。任玉嶺在學習書法期間收到兩百多本集古今之大成的書畫集。眾多不同類型的名家書法，任玉嶺都認真的翻閱和學習。對書法集中的每個字的多種寫法進行分析、評判、最后根據自己的審美進行選擇。四是賢內助夫人的幫助。任玉嶺的夫人學習過五年的專業書法的課程。她給任玉嶺詳細的講述書法的章法和規則以及虛實、大小、粗細、濃淡、干濕、疏密等具體的要求。
      除了上述的四點原因外，筆者認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任玉嶺自身的家國情懷和傳奇經歷！《頤園論畫》云：“書畫清高，首重人品。品節既優，不但人人重其筆墨，更欽仰其人。”（清）朱和羹《臨池心解》曰：“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書重人品，是對書家的基本要求，品學兼長也是書家要具備的基本素養。黃賓虹曾說：“人品的高下，最能影響書畫的技能。講書畫，不能不講品格，有了為人之道，才可以講書畫之道，直達向上以至于至善。”曾有一位素不相識的書法家張鶴玲，在看了《光明日報》的刊登的褒獎任玉嶺的文章后，從千里之外給任玉嶺寄出了書法增詞：“責在人先，利居人后，殫精竭智，嘔心瀝血，肝膽相照，奉獻赤誠。”這是對任玉嶺崇高的品質最真實的寫照。
                                                                                                                           
      2009年人民出版社在全國遴選60明書畫藝術家，為他們出版了書畫專集，后來又在這60人當中選出10個專集匯編為《當代藝術名家》，他們是藝術名家沈鵬、歐陽中石、吳冠中、范曾、靳尚誼、劉大為等，任玉嶺也在其中。
任玉嶺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一個民族若沒有文化的繁榮，就不會有民族的復興。中國書法的歷史淵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體現，是中華文化的瑰寶。隨著電腦和網絡的普及，人們不太注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了，很多的學生連漢字都寫不好，這是非常可怕的。試想，一個國家沒有自己民族的東西，那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后果？現如今，低俗文化和媚俗文化充斥著我們的文化市場，充斥著我們的精神領域，這正是我們丟失自己傳統文化而帶來的后果！書法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所在，是民族魂！我們必須書法的傳承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