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滕文生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而當它傳播到亞洲、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并同那里的文化相融合，又成為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源流，對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就是說，儒學雖然發源、形成于中國，但早就超越了中國的地域，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文化。中國人民對儒學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對儒學的傳播與發展也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中國是亞洲國家的重要成員，很早就同相鄰近的亞洲各國發生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交流并相互影響。儒學也很早就傳到亞洲首先是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國家和地區，并形成了帶有本國本地區特色的儒學，成為本國本地區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關于歷史上儒學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發展
據1485年朝鮮編寫的《東國通鑒》記載，早在公元前11世紀，中國西周時的箕子就率領“五千人入朝鮮”，中國的詩書禮樂“皆從而往焉”。在秦始皇統一六國時，燕、齊、趙等地的人們多有前往朝鮮半島者，他們把中國的物質文化和儒家的禮樂文化也帶到了那里。到了西漢時期，儒學的經典著作《論語》傳至；了朝鮮半島。從那時起，在其后的兩千多年里，中國同朝鮮半島在儒學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日益廣泛和深入。
在中國西晉時期，朝鮮半島的高句麗于公元372年建立太學，施行以儒學為主的教育。到了中國隋唐時期，朝鮮半島經歷了由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分立到新羅的統一。在統一前的高句麗，由中國傳入的典籍就有《五經》以及《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當時的百濟也由中國傳入了《五經》、子、史”。在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以后，儒學文化繼續在半島傳播。公元682年，新羅設立“國學”，對學生教授《五經》和《論語》。新羅國王親自到“國學”聽講，唐玄宗稱其為“君子之國”。737年，唐玄宗還派遣一個叫邢的學者出使新羅，主要任務就是去講授儒學經典，并使那里的人們了解中國的“儒學之盛”。在新羅統一時期，朝鮮半島到中國的留學生日益增多，僅837年一年前往唐朝的留學生就多達200多人，參加過唐朝科舉考試并貢科及第者58人，他們回國后對推動儒學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最有名的留學生是崔致遠，他在唐朝為官多年，回國后成為朝鮮半島的儒學大家。
在中國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國時期，朝鮮半島經歷了由“新羅統一時期”到“高麗統一時期”的轉變。高麗太祖王建于公元936年統一朝鮮半島后，重視興辦學校，以教授儒學經典為主要內容；其后的光宗推崇以儒治國，在中央設“國學”，地方建“鄉校”，并推行科舉考試；成宗曾多次派人到中國北宋的國子監學習儒學典籍，并于公元992年建立國子監，這就是后來的成均監、成均館，成為儒學教育和研究的專門機構；睿宗親臨國子監主持講經，開尊經講學之風。整個高麗朝時期，奉行“以民為本”、“政在養民”的以德治國思想。安坰、白頤正、李齊賢、李穡、鄭夢周、鄭道傳、權近等是這一時期涌現出來的儒學名家。1290年，安坰從中國將《朱子全書》的抄本帶到朝鮮，從此理學思想逐漸成為朝鮮半島上儒學教育、研究和踐行的核心內容。
公元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朝鮮王朝，實行以儒立國的指導思想。此后朝鮮王朝的
堅持發展同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具有朝鮮半島特色的儒學教育、儒學研究，并將具有自身特色的儒學思想應用到國家、社會治理和個人修養中去，在朝鮮半島早已成為傳統并傳承至今。
（二）關于歷史上儒學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
據史載，公元3世紀末，朝鮮半島的王仁將《論語》傳入日本，并幫助日本設立五經博士。當時應神天皇的太子還拜王仁為師，“習諸典籍，莫不通達”。這是有記載的儒學傳日之始。大體上在隋唐以前，中國同日本的文化交往主要是通過朝鮮半島的學者進行的，所以在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中朝鮮半島曾起過橋梁作用。在隋唐以后，日本同中國的文化聯系，則主要是通過雙方人員的往來而直接進行的。
中國的隋末唐初是日本的推古天皇時期，天皇的圣德太子曾依照儒學的“德、仁、禮、信、義、智”等思想，制定17條憲法，對日本社會進行改革。據史書記載，日本派往中國的遣隋史有三次，遣唐使有十多次，而隨使者前往中國的還有大批留學的學生與僧人。遣唐使的成員，最多的一次達到651人，最少的也有120人。在中國隋唐時期，中日文化交流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留下了許多盛事佳話。比如，公元印7年，隨日本第一批遣隋史到中國的留學生高向玄理和留學僧旻，他們目睹了隋朝的敗亡和唐朝的興盛，回國后都擔任了天皇的顧問——
中國宋代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繼續向前發展，特別是到中國明清時期亦即日本的江戶時代，中日文化的交流進入了第二次高潮。江戶時代就是德川幕府當政時期。德川家康創立幕府之初，就確定儒學為日本的官學，他本人富有儒學修養，曾親自召集學者講授儒學和中國文化典籍，并主持刊行《孔子家語》以及《群書治要》、《貞觀政要》、《六韜》、《三略》等文化典籍，以此作為教化人們和治理國政的參鑒；第五代將軍綱吉曾在幕府設立儒官，親自講解《論語》；第八代將軍宗吉進一步推行“儒學治國”。江戶時代日本儒學的興盛，是同那時中日海上貿易的發展密切相關的，海上貿易促進了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歷史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從1693年至1803年的一百多年間，通過商船運進日本的中國文化書籍就達4181種之多�？梢哉f，日本江戶時代的教育和學術文化基本上是以儒學為中心的，儒學成為當時日本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想指導。
關于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歷史文化傳播到日本，對日本歷史上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所產生的影響與作用，日本歷代著名學者曾發表過很多評論。他們認為：經過不斷吸收中國文化的優點，“經過整理提煉，咀嚼融化，終于在平安中期以后，產生了優美、典雅的日本文化”，“中國在前進，日本也在前進”。日本近代漢學大家內藤胡南指出：日本文化“是和中國古代文化一脈相承的，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須先了解中國文化”；日本當代漢學大家崗村繁也指出：“日本文化是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學習和傳承中國古典文化與思想，日本才能保持住自己獨特的文化”。
（三）關于歷史上儒學在越南的傳播與發展
越南的古代歷史分為兩大階段：一是越南史書所稱的北屬郡縣階段；二是越南獨立建國階段。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在五嶺以南地區設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天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區。當時這個地區一個叫李翁仲的人，就曾前往咸陽學習儒學典籍。在趙佗建立的南越國時期，儒學文化在越南今天的中北部地區已經傳播和踐行起來。史書上說的“文教振乎象郡，以詩書而化訓國俗，以仁義而固結人心”，就是證明。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并在今越南的中北部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儒學文化在越南地區進一步流傳開來。到東漢初年，交趾太守錫光、九真太守任延，在其所治地區堅持進行“導之以禮”的儒學教育。三國時擔任過交趾太守的士燮精通《左傳》、《尚書》等儒學典籍，在他治理交趾期間，中原大批文人儒士也前往投奔，通過他們的傳經弘道，推進儒學的教育、傳播和應用，交趾地區出觀了“化國俗以詩書，淑人心以禮樂”、“四十年境內無事”的局面。進入隋唐時期，儒學在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的嶺南地區又得到了新的發展。越南地區的姜公輔、姜公復、、廖有方均進士及第，其中姜公輔還當過唐朝宰相，被譽為“千古文宗”。唐朝的達官名儒褚遂良、杜審言、沈儉期、宋之間、劉禹錫等都先后流寓越南地區，王勃的父親王福疇還任過交趾令，他們都為越南地區的儒學傳播與發展作出過貢獻。
公元939年，吳權建立吳朝，宣布獨立；到968年，丁部領統一越南地區，建立大瞿越國，從此越南進入獨立建國的發展階段。在越南建國初期的吳朝、丁朝、前黎朝三個朝代，實行“崇佛抑儒”政策，但儒學在越南的傳播與踐行并未停止。1009年建立的李朝和1226年建立的陳朝，推行“儒釋道并尊”，儒學的地位得到提高。李、陳二朝的當政者將儒學作為治國安邦的政治思想支柱。1126年李朝曾舉行過盛大的賀《五經》儀式；陳朝時期的越南，從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國子監、國學院、大學及書院、府學，全面推行科舉選官制度，儒學文化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陳朝的著名儒士朱文安，畢生從事儒學教育與研究，著有《四書說約》，被頌為一代“儒宗”。1400年胡季犛建立胡朝，實行“限佛尊儒”政策。胡季犛還親自著《明道》、譯《書經》、編《詩義》，推動儒學知識的普及。
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后，越南進入“儒教獨尊”時期。黎利即黎太宗規定每三年進行一次科舉考試，所有試場都要考《四書》：并在全國刻印《四書大全》。黎圣宗則在越南全面實行以儒學為中心的政治、立法與文化教育政策。儒學的興旺推動了史學、文學的繁榮，貫穿著儒學思想的著名史書《大越史記全書》就是這個時期由史官吳士連撰修的。l778年建立的西山阮朝，繼續推崇儒學，以著名儒學家阮涉為院長的崇政學院，曾組織學者把《小學》、《四書》翻譯成字喃，并刻印成《詩經解音》，以便于人們傳頌。l802年阮福映建立的阮朝，是越南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阮朝繼續實行“儒教獨尊”的國策，儒學從北到南推廣至湄南河三角洲，踐行于越南全境。阮朝的明命、紹治、嗣德諸帝都親自研究儒學。阮朝初年的儒學名家范登新著有《大學衍義》，另一儒學名家汝伯仕著有《易系解說》、《大學圓談》。由阮朝國史館編纂的《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大南實錄》、《大南列傳》等，均以“儒家精神為主論之旨”，成為研究越南歷史文化的必讀書籍。在阮朝時代，可以說越南的儒學研究、教育和傳播、應用都達到了極盛之時。
關于儒學由中國傳入越南后，對越南歷史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越南學者發表過很多有見地的看法。他們認為：第一，儒學在越南的傳播與發展，對越南的獨立建國和治國理政，發揮過重要指導作用。胡志明
（四）關于歷史上中國同東南亞地區的交往和儒學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與發展
在中國西漢時期，中國同越南以外的東南亞其他地區，也已開始有某種程度的接觸化交往了。據考古發現推斷，公元前l世紀在今天印尼的蘇門答臘就有來自中國的人定居。從兩漢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交通的拓展與暢達，中國同緬甸、柬埔寨、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文萊等東南亞地區的交往與聯系，日三加強和緊密起來。這種相互間的交往與聯系，主要是通過兩方面的渠道進行的：一是通過相互間的使節、官員、學者、僧人的互訪進行的；二是通過相互間人們從事的經貿三來和尋找謀生出路的往來進行的。
關于相互間的使節、官員的往來。從中國方面說，三國時吳國出使的官員朱應、康泰，南宋時出訪的官員周去非，元朝時出訪的周達觀和航海家汪大淵，他們曾先后到過屬于今天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的一些地區，歸國后分別著有《吳時外國志》、《嶺外代答》、《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等書籍，記述了他們所到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及風土民情情況。從東南亞地區方面說，史書上關于他們的使節、官員前往中國的記述也相當不少。在中國東漢時期，屬于今柬埔寨境內的究不事邑豪、今緬甸東部的撣國國王、今印尼境內的葉調國國王，都曾遣使前往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往。在中國唐朝時期，從公元620年左右的唐高祖時到870年左右的唐懿宗時的兩百多年間，屬于今緬甸境內的驃國、今柬埔寨境內的扶南和真臘國、今馬來西亞境內的盤盤國、今印尼境內的室利佛逝國等等，都曾幾次或多次遣使入唐訪問。其中，公元801年驃國國王雍羌派遣王子率領驃國樂團一行30多人訪問中國，
關于相互間的學者、僧人的往來。以中國方面為例，在東晉末年，高僧法顯到印度取經，返國時曾在今印尼境內的耶婆提國逗留了5個月，進行講經活動并了解當地的風物民情。唐代高僧會寧曾前赴今天印尼的爪哇、三佛齊學佛與弘佛，另一位唐代高僧義凈也到印尼地區訪問過，并在三佛齊居住達10年之久，與他同時到印尼的僧人有近20人。中國學者出訪或出使東南亞地區，千百年間也是所在多有。中國晚清時的兩位著名學者左秉隆、黃遵憲，就曾先后到過新加坡地區。左秉隆在新加坡長達10年，他組織當地學人研究儒學典籍，對新加坡地區的儒學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黃遵憲在新加坡期間，曾組織“圖南社”并親任督學，指導華人學子研讀中國古代經典，探討儒學思想和當地的社會問題。
關于相互間的經貿往來和人們尋找謀生出路的往來。以中國方面為例，從兩漢直至明清，中國歷朝歷代到東南亞經商、謀生的人絡繹不絕，而且越往后越呈現出與日俱增之勢。特別是到15、16世紀至18、19世紀形成了高潮。據史籍記載，通過經商和就業謀生并逐漸在馬來西亞地區定居下來的華人，在檳榔嶼18世紀中期就已有1400余人，到18世紀末增加到3000人，到19世紀初已達到7000余人；在馬六甲定居的華人，18世紀末期已超過了3000人。在印度尼西亞地區，中國唐朝時就有一批為躲避戰亂而到海外謀生的中國人，最終在蘇門答臘定居下來。中國元朝時，爪哇的望加錫、勿里洞等地已出現華人居住的村落；中國明朝時，在巨港地區定居的華人已不下l萬人。到1860年印尼的華僑華人已有22萬，1880年增加到34萬，1900年達到53萬。
在中國同東南亞地區兩千多年的交往中，結成了相互學習、共同進步的友好鄰邦。其相互的人員往來和政治、經濟交往，必然帶動和促進相互的文化交流。中國從東南亞地區的文化中吸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而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歷史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對這一地區的社會發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統觀起來，儒學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在東南亞地區進入興盛和高潮時期，是到18、19世紀了。1840年后，中國在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下，國家積貧積弱，人民苦難深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被迫前往東南亞地區的人空前增多。這些人大多是為了謀生，也有的是去經商，有的是從事學術文化活動，還有一些人是為了中國的救亡圖存，前往東南亞地區尋求政治、經濟的支持力量。華僑華人大量聚集于東南亞地區的情形，從前面講到的馬來西亞、印尼地區在這個時期的華僑華人人數的統計中就可以看出。隨著華僑華人的急劇增加，講讀儒學典籍和傳播中華文化的各種形式的華人學校大量興辦起來，華人學者的學術文化活動也普遍開展起來。
儒學的發展與興盛，首先表現在儒學教育和儒學研究上。儒學的傳播和應用，是以儒學的教育和研究為基礎的。在儒學教育方面，又主要是通過學校教育進行的。以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為例，在18、19世紀的不少華人社區，先后興辦了一批包括義學、私塾、書院、書社的舊式華文學校。1815年在馬六甲地區已有9所華文私塾，約有學生1106多名；1820年左右在檳榔嶼地區有4所華文學堂；1829年在新加坡地區有3所華文私塾；1849年和1854年，馬六甲的華僑陳金聲先后在新加坡創辦了崇文閣私塾和萃英書院，他還于1889年在檳榔嶼創辦了南華義學。到20世紀初，一批新式的華人學校也先后興辦起來，如“孔教會中華學校”和“樂育”、“中西”等學校。在舊式學校中，充滿著儒學文化的教育色彩，崇文閣就明確以“讀孔圣之書，究洛閩之奧”為宗旨；在新式學校中，儒學知識的教育也是重要的內容。無論舊式的還是新式的華人學校，作為儒學文化教育和傳播的基礎渠道，為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華人社區儒學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儒學研究方面，前面已經講到19世紀末中國學者左秉隆、黃遵憲在新加坡的儒學研究中所起的推導作用。與這兩人同時期，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的儒學研究和傳播中作出過獨特貢獻的，還有邱菽園、林文慶、張克誠、李金福、郭德懷、曾錦文等著名華人學者。邱菽園以傳播儒學和中華文化為己任，于1896、1897年接連創辦麗澤、樂群書社，稍后他又同林文慶等人一起倡導，通過創辦學堂開展儒學研究，一時間各方響應，蔚為風氣。邱菽園在1898年還創辦了《天南新報》，發表了大量宣傳儒學思想的文章。1900年該報曾連續發表當時到新加坡的廣東學者王曉滄和晚清著名詩人丘逢甲的文章，在東南亞的華人社區中“引起了震撼”。將通過興辦學堂進行儒學研究同通過創辦報紙進行儒學宣傳結合起來，以促進儒學文化的興盛，這是當時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儒學發展的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是將儒學教育、儒學研究同用當地文字和白話文翻譯、詮釋儒學典籍以及編寫儒學知識讀本結合起來。在這方面，張克誠、李金福、郭德懷幾位學者用力最勤、貢獻尤著。張克誠認為，“孔子之教，簡編浩瀚，雖老師宿儒，皓首研求，尚苦于不得要領，況農工商賈乎？”為了使儒學的道理讓識字者“一見便知，轉相傳述”，他用白話文編寫了《孔教攝要白話》，成為東南亞最早的白話儒學讀本。李金福在當地被稱為“華人馬來語之父”，他的《至圣孔夫子傳》是第一部用馬來文撰寫的介紹孔子的專著。郭德懷兼通中文、馬來文和英文，他用馬來文翻譯了《大學》、《中庸》，并撰有《至圣先師孔夫子》等讀本。第三個特點，是將儒學教育、儒學研究同用當地文字翻譯沁透著儒學思想精神的中國古典通俗小說結合起來，以增加人們對學習儒學文化的興趣。在這方面，出生于檳榔嶼的華人學者曾錦文作出的成績尤為卓著。他歷時5年用馬來文翻譯出版了全本《三國演義》，同時還譯有馬來文本的《水滸》、《西廂記》、《隋唐演義》等中國古代小說。以上這些特點，充分體現出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的華人學者在推動儒學教育、儒學研究中的創造精神，也充分表明了他們對儒學文化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的傳播和發展中作出的重大貢獻。
（五）幾點歷史性啟示與認識
從兩千多年來中國同東北亞、東南亞的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從儒學傳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和東南亞其他地區并不斷豐富發展的歷史回顧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樣的歷史性啟示與認識呢？下面講幾點個人的看法，請各位專家學者一起切磋和指正。
第一，要充分認識以儒學為主要文化標志的東亞文明的歷史功績。人們常常把東亞文明與歐洲文明、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加以比較和區分，就是因為東亞文明、東方文明的文化是以儒學文化為重要內容的，有著與歐洲文明、三了文明的文化不同的獨有特色和獨特優勢。這種被人們稱之為“東亞儒學文化圈”的東亞文明，是由中國同所有東北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共同創造、培育和發展起來的，它長久地屹立于人類文明之林并不斷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因而享有舉世同欽的盛譽。這是東亞人民共同的光榮與驕傲。中國唐代學者孔穎達對“文明”的意義曾作過這樣的詮釋：“經天緯地日文，照臨四方日明。”這是任何一種偉大文明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之所在。東亞文明其“經天緯地”、“照臨四方”的光芒，不僅照臨于東亞和亞洲地區，也照臨于世界各方；不僅垂功于往昔，也澤惠于今天。千百年來東亞國家在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中所取得的一切進步和巨大成就，早已證明了這一點；現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把解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許多問題與難題，寄希望于從儒學文化中找到啟示、智慧和致治之方，仍在繼續證明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把傳承了幾千年的儒學文化珍惜好、應用好、發展好，使之不斷發揚光大，使它所蘊含的社會哲理和治世智慧繼續造福于東亞、亞洲和世界人民。
第二，任何一種文化只有在不斷傳播之中，通過同其他文化的互學互鑒，才能取得持久的發展。無論哪一種文化，也無論它產生在哪里，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和優點，而且都是在流動、開放中得到傳承和發展的。如果自我封閉和禁錮，其生命力也就喪失了。只有通過跨越時空的不斷傳播與開放，不斷地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益養料來豐富和發展自己，才能保持自己的優勢，才能增強自己的生機與活力，才能持久地發揚光大。這是一切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儒學文化從中國產生以后，經過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地區的廣泛流傳，從而形成和發展為獨具特色的東亞文明的文化標志，這一歷史事實就充分證明了這一規律。
第三，引進和吸取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必須同本國的實際相結合并同本土文化相融合，方能取得成功。儒學文化從中國傳入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歷史進程說明，無論是朝鮮半島、日本還是越南和東南亞其他地區，他們都注意結合自己的社會文化實際來學習和應用儒學思想，并根據自己實際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創新，從而賦予儒學以本國本地區特色，使之在當地不斷生根、開花、結果，成為本國本地區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也是儒學在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發展中，能夠長久地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和真諦之所在。今天我們在推進儒學在國際社會的教育、研究和傳播、踐行過程中，更應把這種結合實際學習和應用儒學的基本經驗運用好，使之成為儒學繼續發展的“不二法門”。
第四，要把精神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同物質文化的交流與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使之相輔相成和齊頭并進。物質文化是精神文化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精神文化擔負著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使命，同時它又服務于和支持著物質文化的發展繁榮。二者的相互關系是如影隨形、不可分割。中國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交往的歷史昭示我們，自古以來，不僅彼此之間使者、官員、學者的往來為儒學和其他文化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彼此之間的經濟商貿往來也為之作出了重要貢獻。各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都是先從物質文化的層面開始的。而物質文化的交流，必然帶動精神文化的傳播。歷史上中國精美的絲綢、瓷器、茶葉以及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物質技術產品，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輸往世界各地，同時也向世界各地傳播了中國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日本江戶時代儒學文化的廣泛傳播與發展，同當時中日海上經貿交流的發展與興盛，就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同樣，18、19世紀在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地區，華僑華人發展經貿事業同發展儒學文化事業，也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毫無疑義，今天我們在推動儒學文化在國際社會的傳播和發展進程中，也應充分發揮物質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對促進精神文化的傳播與發展的重要載體作用。事實上各國各地區都是這樣去做的，許多企業家紛紛加入發展儒學文化事業的行列，正在成為儒學文化傳播與踐行的重要推動力量。這是十分可喜的。
第五，堅持按照不同事物之間和諧共存和不同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原則辦事，是儒學文化的本質要求。儒學有一個重要哲學思想，就是“和而不同，和實生物”。“和而不同”，就是不同事物和諧共存于一個統一體中；通過相互交融和轉化，又產生出新的事物和諧共存的新的統一體，由此不斷推動事物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就是“和實生物”的客觀法則。中國先秦時期諸子思想的“百家爭鳴”的共同繁榮局面，以及兩漢以后的儒、釋、道并立同尊的文化局面，都說明了這一點。儒學還有一個重要政治思想，就是在處理國家、鄰邦之間的相互關系上，主張“協和萬邦”、“以和為貴”、以德為鄰、和平相處。《左傳》說：“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這種寶貴的思想和原則，應該永遠維護和堅持。綜觀中國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在古代歷史上所以能夠長久地堅持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共同進步，能夠使和平相處成為相互關系發展的主流，這是同儒學文化的廣泛傳播及其思想引導密切相關的。16世紀末到中國傳教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在談到中國的鄭和下西洋、成為和平友好的文化使者這段歷史時，曾經這樣說過：“這一點似乎很出人意料，在一個可以說其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且極其豐富的王國里，盡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皇帝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來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在這方面，他們截然不同于歐洲人。”現在已成為舉世公認的處理國家關系的唯一正確原則，即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由中國、印度、緬甸共同倡導并經過l955年的萬隆會議昭示于全世界的，這一著名原則其所以發端于亞洲和東方，也決不是偶然的�？傊�“親仁善鄰”、“和平共處”，是儒學文化和東亞文明對人類和平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應該讓這塊思想寶鏡永遠照臨于正確處理東亞、亞洲和世界各國相互關系的歷史長河之上。
第六，儒學研究者肩負著儒學教育、傳播和踐行的歷史重任。中國宋代著名儒學家、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曾經說過：“學者亦有當務。”就是說，學者們除了學術研究之外，還有一個“當時之務”，就是應該通過講學、討論、編寫普及性讀本等形式，把儒學等歷史文化的典籍與研究成果所包含的思想精華，廣泛地傳播到官員和民眾中去，應用到當時的國家和社會治理中去。朱熹是這么倡導學者的，他自己也是這么做的。他付出巨大心力撰寫的《四書集注》，成為了中國宋代以后各個朝代以及不少東亞國家的官員、學者、學子和其他人們必讀的儒學讀本；他還先后到當時中國的一些著名書院參加講學和學術討論活動，傳授儒學等歷史文化的知識與思想；晚年他在中國福建省建陽地區的考亭還筑室授徒，創立了考亭學派。朱熹認為，“修緝禮書”只是學者之“一事”，而且是儒學經義的“淺表”之處，唯有將禮書用于治世安民才是“源本”。因此，他倡導州縣官員要把當時通行的“政和五禮”結合各地實際加以簡化，每年正月在城鄉張貼，力求“使庶民盡人皆知”。朱熹倡導的這種“學者亦有當務”的思想與實踐，在中國歷史上的儒學學者和其他學者中成為一種共識與共行之道，許多學者都是集思想文化的研究者、教育者、傳播者、踐行者于一身。在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歷史上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前面講到的19世紀末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的華人學者邱菽園、林文慶、張克誠、李金福、郭德懷、曾錦文等，不也都是一身幾任嗎？他們既是儒學的研究者，也是教育者、傳播者、踐行者�，F在各國各地區許多致力于儒學文化事業的學者們，在傳承和發揚這個優良傳統方面做得都很好，他們在開拓國際儒學發展的新局面中充當了多面手，其貢獻的智慧和力量也是各顯異彩，令人可欽可佩！
中國有句古語：“可久之業益彰，可大之功尤著。”儒學作為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偉業，作為世界文化園圃中的一朵永不凋謝的奇葩，其色彩與馨香必定是與日俱新和歷久彌彰的；在傳承和光大這一歷史文化偉業，共同構建當代國際儒學的精神嘉園中，所有的儒學學者和儒學工作者不僅可以大有所為，而且必定會日積其功而邁遠尤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