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汪林
駱承烈，1956年畢業于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曾任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兼任中華傳統文化促進會顧問、中國智慧工程研究會學術顧問、孔子文化全球傳播委員會專家顧問團副團長，30多個學術團體的顧問、名譽會長、會長。撰寫（含專著、參著）《孔子故里史跡》、《儒家思想與社會管理》、《孔子資料匯編》、《孔子評傳》等幾十部著作。撰文并出任歷史顧問的大型文化專題片《文化巨人孔子》榮獲“中國文獻記錄片二十年(1986-2006)優秀作品獎”，主講《孔子與儒家思想》、《精讀三字經》等教育專題片，創意、改編并任總顧問的102集《演說論語》先后獲中國廣電學會“百家獎”一等獎、“創新撰稿獎”、中國科技部“發明創新獎”等。
儒家思想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其博大精深的體系中所蘊含的智慧，對于我們當代生活實踐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習主席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通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來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注入滋養的源泉？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當代國學大
記者：駱老，您是著名的孔學專家，能否給我們讀者先介紹一下您的孔學研究歷程？
駱承烈：我是山東濟寧人，6歲上學，孔子是什么樣的人小時候并不知道。父親告訴我他是個大學問家。我記得學校門口貼了一個大孔子像，晚上路過一看被大風刮掉在地上，就撿回去了。一天，發現買粥的舊式硬幣上印有孔子像，又縮食換了一張孔子像。這兩張孔子像現在還在家里存著。這就是我最開始和孔子的“形象”接觸。初中畢業以后，我到孔子故里曲阜上學去了。當時家里很窮，14歲背著行李步行90里到曲阜。兩年后保送到山東師大，曲阜書院一成立我又回去了。多年來，我一直從事孔子研究，走了20個省，也經常到海外，出書也好，發文章也好，到處宣傳孔子。我認為，孔子思想確實是博大精深，中國人的思想靈魂中有很多要素都在其中。歷史上，讀書人乃至普通百姓沒有不知道他的，還受到歷朝歷代的追封，這很不簡單。千百年來，作為經典的孔子思想意蘊無窮，歷朝歷代的知識分子結合自己時代對之深挖不盡，可以說是一個大學問。
記者：習主席說，我們的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道德資源。您能否談談對當今道德普及教育的看法？
駱承烈：確實如習主席所說。一定的意識形態既能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經濟，也可能對政治經濟起相反作用。在社會發展中，它們難免出現一些不適應的情況。建國以來，我們的教育方針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體美等方面都得到發展，但在具體執行中卻也有一些不盡人意之處。主要表現在：
1．理論脫離實際，片面強調學習外國，對本國傳統美德重視不夠。一提起古代，有人便不加分析地一律說過時，甚至把“仁義道德”當作貶義詞。西洋樂曲代替了民族音樂，帝王將相沒有一個好人，歷史上的清官比貪官還壞。有人不但崇拜西方的物質文明，也認為西方的意識形態一切都好，政治上輕信西方的假民主、金錢統治下的自由。在價值觀上強調西方的唯我主義、個體化，忽視東方的人際協調及社會整體論。種種數典忘祖的言行，影響了對中國革命傳統文化與優秀歷史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2．多年來極“左”思潮盛行，尤其是“文革”期間大量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界批“合二為一”，經濟界批“資本主義傾向”，史學界批“讓步政策”。對傳統文化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文革”借反“封、資、修”為名，否定了中國乃至世界上所有的傳統文化。
3．有的人認為普及沒學問，談到普及，只把它停留在口頭上，對搞普及工作的人采取輕視的態度。多年來，有些人存在著一種好高騖遠、孤芳自賞、不切實際的壞作風，認為普及工作極容易，普及的文章書籍淺顯、沒學問，不能登大雅之堂，普及工作不是自己這種大學者干的事。其實這種看法是十分錯誤的。不全面把握這些學問的基本精神，寫不出來；不深入研究這門學問，寫出來的東西也抓不住要領；只是觀點正確、重點突出還不夠，還要用生動、形象的語言文字表現出來：這都是普及的學問，是致力于普及工作者的特殊本領。有人說普及工作是“有學問的不愿干，學問少的干不了”，確有道理。我們提倡把深刻的道理明白地寫出來，寫出來的東西內行覺得有學問，外行都能看得懂。不但能寫還要能講，這才是真本領。也有的人（尤其是一些領導人）意識到普及的重要性，認為通過傳統道德的普及可以提高國民素質，也作過號召，但不能及時監督檢查落到實處，這都限制了普及工作的開展。
當今社會一日千里，傳遞媒介越來越多，手段越來越先進，均給道德教育普及提供好的條件。古代在簡、帛上書寫，中世紀用簡單的印刷術進行普及，今天有了現代的印刷條件，有了電視、電腦等，更應將一切正確的知識和能夠提高人們道德品質的內容大力宣傳，而不應聽任一些文化垃圾充斥我們的文化市場。普及工作如果被重視起來，將成為打開萬千民眾心扉的一把金鑰匙。
記者：與道德相比，現代社會往往更為重視經濟利益。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孔子經濟思想的現實意義。
駱承烈：孔子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調經濟基礎，重視生產發展。孔子從來不是空談家。他主張節約用度，愛護民力，在農忙時不得隨意拉勞動力干活（“使民以時”）。孔子早年到齊國，回答齊景公治國之術為“政在節財”，控訴“苛政猛于虎”，反對季孫氏聚斂等等，都體現出這一精神。孔子重視經濟基礎的一個著名事例，就是他的“庶—富—教”三部曲。當他帶著弟子周游列國初到衛國時，在與弟子冉求對話中，提出人口多了應讓他們富起來，富起來以后再進行教育的主張。還又一次，弟子子貢向孔子問如何從政時，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這段話旨在說明當權者應該取信于民，但他卻把“食”放到“兵”之上，即把經濟實力放到武裝力量之上，這是很高明的見解。這些見解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中國古代社會尤為重要。
2.關心技術改革，促進經濟發展。孔子談到古代文化時，認為“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他認為商朝繼承夏朝而來，但卻發展了夏朝。周朝繼承商朝而來，但卻發展了商朝。日后千百年發展中的事，也是可以知道的。這是一種發展的觀點，社會前進的觀點。當孔子談到一些理想的器物時，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承認各個不同時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他本人重視實踐，說自己“少也賤，而多能鄙事”。年輕時沒有做官（古時做官為貴，不做官為賤），所以干了一些貴族們不愿干的生產勞動之類的事。“吾不試，故藝”，自己因為沒做官，所以學到許多技藝。孔子教學中的“六藝”內容，有很多能夠促進社會生產發展。他主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是說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只有人人做好本職工作，社會才能發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個工匠要想干好自己的工作，他先要具備得心應手的工具。“有國有家者，尚技而賤末”，真正會治理國家的人，應該崇尚技藝，在末業（當時稱不事生產的事業）方面不必過分看重，這也是肯定生產與重視生產技術的表現。
3.堅持義利結合，重大義輕小利。有人說孔子重義輕利，往往舉出“子罕言利”為證。其實孔子是少言利，多言義。他重的大義大利，輕的是違反仁義道德標準的小利。在他的治國主張中，要求
孔子是位思想家、政治活動家，他一生主要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誠然對經濟方面的論述較少，但并不等于他不重視經濟。衛國人端木賜（子貢）是個商人，在當時統治者看不起商人的情況下，孔子卻收他為弟子。《論語·堯曰》記孔子說起幾項治國的內容時，第一項就是“謹權量”，即對那種作為經濟標準的衡器（權，即秤砣，這里指秤）、量（斗、升等量器）都應規定下具體的標準，嚴格執行，以防止市場混亂。最典型的例子要數孔子任中都宰時市場管理“器不雕偽”的主張。他提倡生產產品時重質量，講信譽，不能以次充好，不能以偽充真，這就是義中取利，對于那種相反做法的人進行懲處。有一個沈猶氏，為了多得利，夜里將浸滿鹽水的草喂羊。天明以后羊渴的很，拼命喝水，份量增加，便可多賣錢。孔子得知后，對他予以懲處。
記者:經濟事業是一個需要管理者參與的行業。您覺得儒家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能有哪些指導作用？
駱承烈：儒學是治國安邦之道，在經濟管理上也有許多獨到之處。
1.建立正規、嚴格的管理制度、規范。“禮”最初的含意是祭神求福的一種儀式，后來逐漸演化為社會上“禮尚往來”的一些禮儀，再發展為社會上的種種制度。依據這一思想，歷朝歷代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中制訂了各種制度、政策、規章以及等級名份等，稱作“法”、“律”、“典”、“則”、“憲”等等。這都是“禮”的延伸和具體化。俗話說：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要想使事情按部就班地做好，就要循“禮”，即制訂一定的規章制度，并依此行事。這樣才能把管理納入正常的軌道，使企業穩步前進、發展。孔子強調“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種“正名”說也屬于“禮”的范疇。不在其位，可以不謀其政，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定好位才能干好事，這就是孔子說的“正名”。
2.創造以人為本、發揮潛力的良好狀態。仁學是協調、穩定社會各方面的關系之學。它首先是一種普遍的人道主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干的事，不加到別人身上。其次是一種積極忘我的奮發精神。應該有“弘毅”的精神，認識到“仁以為己任”、“任重道遠”。儒家仁政體現的人文精神、人本主義與今天的民主精神、人權意識是相通的。“人心是資產”的管理，換來的是一個成功企業的出現。用仁愛精神營造一個和諧協調的管理氣氛，在這種氣氛中企業日益發展壯大。我曾經提出“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的主張。仁的目標是追求和諧、協調。當然，“和”并不是始終一個調，一言堂，一團和氣，而是企業負責人善于聽取不同意見，有選擇地擷取。不是粗暴否定，而要耐心聽取。全對全用，半對半用，即使一點可取之處也沒有，亦可對其相反觀點引起重視，加以防范，避免犯錯。
3.掌握適度、適中、恰當的管理能力。“中庸”是孔子最推崇的一種道德，他把它稱作“至德”，做一切事情能以“中庸”，就算達到了最高水平。一個人在研究、探索、認真、處理、解決問題時，應合乎實際和符合一定標準的方法和態度。一是“過猶不及”，事情要辦到合適的程度，不要過火，也不要達不到，應該適當、適度、適宜。二是“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在了解事物兩端的前提下，對它全面研究或理解，即抓兩頭，帶中間。三是權變的思想。在既定的原則下，從實際出發，對事物采取靈活方式處理。《論語·述而》記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說孔子的形象是溫和中帶著嚴厲，有威儀而不兇猛，恭順而安詳。這種儀態顯示孔子內在精神修養的崇高，給人以不亢不卑、不驕不狂、態度謙恭、平易近人的一幅長者形象。“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辯證思想，可以用到企業的各個方面。一個企業做計劃，訂規劃，都不要太死板，更不能走極端。因為世界是復雜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斷發展變化。
記者：當前我國正面臨著新一輪的傳統文化復興熱潮，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民族實現復興的基石之一。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駱承烈：傳統文化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的總積淀，而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思想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儒家文化的發展大致經過原創儒學、輔政儒學、玄虛儒學、正統儒學、變異儒學、無聲儒學到救國儒學七個過程。孔子思想既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下，同時還有一些不受時代限制的永恒思想，可以為任何時期、任何人所接受。因此，孔子思想歷代永存，這也是至今仍有其現實社會價值的根源所在。文化乃一國之魂，國滅只要魂不滅就有希望。學習與教育是傳承文化精髓的重要手段。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都被殖民過甚至消滅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們的傳統文化被人毀滅了。中華民族之所以屹立不倒，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思想通過教育得以薪火相傳，形成了尊重與重視歷史與傳統的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接續這個民族意識特別重要，它能為中華民族明天的復興提供永恒滋養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