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汪林
編者按：錢遜，1933年生，江蘇省無錫人。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1952年畢業于清華大學。主要研究先秦儒學、中國古代人生哲學。現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 國際儒學聯合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中國孔子基金會理事。著有《論語淺解》、《先秦儒學》、《中國古代人生哲學》、《推陳出新——傳統文化在現代的發展》等。
記者：看到您關于《論語》中處世智慧方面的詮釋，深受啟發，您能否談談對處世智慧的看法？
錢遜﹕《論語》是傳統文化的根基，不但影響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還塑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情感。現在經常講的民族精神，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儒學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人生價值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些仁人志士留下的名言，都在說明人要有一定的精神品質，要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這些精神、思想的源頭都在《論語》。
學《論語》，中心目的是學做人，而非學知識。其實，一種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遇到一些困境，人類會重新回到源頭發掘一些“萌芽”因素來嫁接和解決繼續發展的問題，比如歐洲的文藝復興。現在大家感覺社會道德滑坡、功利主義等現象，部分原因就是我們對經典的學習中斷了太長時間，而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從讀《論語》入手，從“義、群、和、禮、恥”五個核心價值來學做人。
記者：我國傳統文化中“義、群、和、禮、恥”五個核心價值觀主要特點是什么？如何將中華文化的優勢真正落實到現實社會中，增強民族凝聚力呢？
錢遜﹕中華文化的核心是講做人，而為人之道的核心要求，可以歸結為五點：義、群、和、禮、恥；用現代化與來說，就是崇德、樂（藥）群、貴和、守禮、有恥。可以說，這五點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西方的價值觀是“物質利益至上，個人至上”，就是以追求個人最大的物質利益為最高價值觀。然而，中國傳統的主流價值觀是與之相反的，具體說有：
第一個方面，叫“義”，或者叫“崇德”。“義”，回答的是物質生命和和精神生命的關系。人要擺脫禽獸的境界，成為堂堂正正的人，就要“義以為上”，把精神生活的追求放在物質生活追求之上，以精神生命的追求引導、節制物質生活的欲求。這是成為真正的人的根本要求、為人之道的第一要義。踐行這一點，有見義勇為、見利思義、舍生取義這樣由淺入深的不同層次的具體要求。
第二個方面，叫“群”，或者叫“公”、“樂群”。群（公），是回答群己關系，即個人和群體的關系。人是社會性的，生活在社會群體中。人既是獨立的個體，又是群體的一分子。群的價值，就是把個人作為群體的一分子；個人發展和社會、民族、國家發展統一；在群體的發展中求個人的發展，同時也盡個人對群體的一份責任。可稱之為“群己統一”。人生在世，生活在群體中，便擔負著對群體的責任。人生價值，由個人身后百姓的評價來衡量。能對群體發展有貢獻，得百姓承認，為后世所稱道、紀念，造福于后世，這就把個人的生命融入了群體發展的大生命，使個人的生命得以在歷史中永存。群己統一，這是個人人生價值之所在。“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歷史中永垂不朽，是中國人這種人生價值觀的反映。
“義”和“群”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核心的價值與精神。這兩者是互相聯系的。如果只追求利益，必然不會顧慮群體；如果熱心于群體，熱心于為社會、為大家服務，這一行為本身就是把“義”放在第一位的表現。這兩者合在一起的表現就是“以天下為己任”，必要的時候甚至能夠“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最后“死而后已”，集中代表了中
坦桑尼亞前總統姆卡帕說：當代的世界是“處處爭端，人人為己，頌贊自我主義，只顧經濟利益而違背道德準則的世界”，“利己主義和貪欲仍在不斷地加重人民之間、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長此以往便會引發世界各地的沖突。”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說：“這是一個個人主義抬頭的時代。這是一個利益在前，道德在后的時代”。這是嚴重危害和平和發展，以至威脅人類生存的突出因素。而中華文化所倡導的崇德樂群的價值觀，蘊含著可以解決我們社會上的弊病的良方。
傳統文化還有第三點，應該是“和”。《論語》說，“禮之用，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價值觀，后句是待人做事的根本態度；總的是在承認差別的基礎上求各得其所。以和為貴不是單純的美好愿望，是以對宇宙的根本認識為基礎而提出的根本價值觀。二千多年前，中國人就提出了“和實生物”的觀點。指出宇宙萬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諧共存的統一體。從自然到人類社會，從家庭、社區、社會、國家、國際，以至生態，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萬物以和為基礎，存在于和的狀態中。中華文化的貴和思想，也指出了處理沖突和危機的方向。單邊主義，暴力恐怖威脅、經濟制裁，以至戰爭等等，只能加劇矛盾沖突。只有承認差別，互相尊重，平等協商，求同存異，合作共贏，各得其所，才是解決沖突、促進和平發展的正確途徑。
傳統文化的第四個方面，叫“禮”。中國人講禮。前面所講的一切價值和精神落實到日常言行中，必須得有規范。中國有句老話，叫“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沒有規矩就做不成事情。前面所講三點要落實到行動中，在中國就是要靠禮的規范。這也是中國所特有的，西方人主要靠“法”。“法”是由上而下制定，主要特點是依靠強力的約束，犯法就有法來罰。“禮”是靠每個人的自覺，也在于社會風氣以及輿論導引，基本是自律的形式。違背了“禮”，不是受到外在懲罰，而是受到良心的譴責，受到社會習俗的約束。“禮”在古代具有一個包羅萬象的、涵蓋整個社會的體系，大至社會制度，小至社會習俗。其實“禮”反映了一種和諧的社會關系，關系理順了，社會才能穩定。當然現代社會光靠“禮”不夠，最基本的還是要依法治國。
第五個方面，叫“恥”。這也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點。《論語》中孔子弟子問孔子，怎樣才能作為一個士？孔子第一句話就是，“行己有恥”，即做事要有羞恥心，要有底線，要知道有所不為。從個人修養上來講，這是非常基本的一點。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說，圣人之道是什么？他概括了八字——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好好學經典，并落實到自己行為修養上。管子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思想的一個特點。
西方的文明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靠上帝來約束，在這種信仰基礎上建立它的道德。中國人自己的約束在哪兒？就在“行己有恥”上，有了羞恥心，就會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一旦做了就會喪失做人的資格。中國人講究憑良心辦事，這種自我約束能力是完全發自內心的，而不是靠外在的力量。2000多年以前，中國就已形成這樣一種精神，完全遵從道德的自律。且看《左傳》上所載“季札掛劍”的故事：延陵季札出使晉國，路過徐國，發現
這五要素在今天來講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都體現在我們的歷史上。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考慮到把這些要素納入進去。這樣，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就帶有中國文化的特色。
記者：在目前日益全球化的形勢下﹐面對越來越多的西方文化和其它各民族的文化輸入﹐我們重提重視“國學”思想。應該怎樣對待我們的“國學”呢？
錢遜﹕“國學”現在有很多不同的解釋﹐這也是一個學術上的問題﹐可以討論。我只是想從比較實際的方面來說﹐國學基本上就指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
現在全盤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言論不多了。一種頗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說，傳統文化“真理與謬誤雜陳其中。既有精華性的東西，也有糟粕性的東西”。這樣講暗含著否定中華文化的前提：中華傳統文化整體上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需要了，只有其中某些成分、元素，還可以作為思想資料為今天所用。按照這樣的思路，固然我們可以“找出”若干條中華文化中“有用的”思想內容，但是如果只是這樣，找得再多，也只能是一堆支離零散的格言警句，難以成為完整的文化思想體系；這就自覺不自覺地消解了傳統文化。
習近平指出：“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無論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靈魂是不能分成好的和壞的兩部分，把好的拿來，壞的丟掉的。過于這個問題，半個多世紀前
普遍性的內容總是與時代性的要求聯系在一起，存在于時代性的形態之中，通過其時代性的具體內容而表現；正是在特殊性的具體表現中，蘊涵著普遍性的精神和原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由此而有愛國的傳統，出現過屈原、蘇武、岳飛、文天祥、林則徐等英雄人物。而他們的愛國都有著不同的時代內容，都是為了維護當時的王朝和國家，這是其時代性。而我們民族的愛國傳統，正是體現在這些志士和英雄身上；否定了他們，也就否定了我們民族的愛國傳統。所以，普遍性的和特殊性是傳統文化的兩個方面，而不是傳統文化的兩個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不是簡單地挑揀分類，而是要對傳統進行分析，從其時代性的具體形態中，剝離出其具普遍性的成分，從而拋棄其形式，救出其內容。
記者：在國學中﹐儒學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現在文化學術界對儒學的復興有著種種的看法﹐您是怎樣看待“儒學現代意義”的﹖
錢遜﹕我想說，“復興”不是回到過去。復興的意思是說民族發展﹑文化發展，這是一個規律性的東西。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有好的時候﹐也可能有低谷。復興就是進入低谷以后﹐從低谷里翻身向上﹐取得一種新的大的發展。我們的文化現在處在這樣的階段。
儒學從本質來講﹐不是一個政治統治學說﹐而是講做人的一套學問。《論語》的核心思想就講做人﹑講修身為本。現在人們比較熟悉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大學》后面有一句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不管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天子到老百姓都要修身﹐這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今天我們要講儒學復興﹐主要的是要講這個。儒學這套關于做人的學問﹐已經滲透到整個民族文化中了。整個中國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內容﹐就是以儒學為主要內容。民族精神思想基礎在哪里﹖在儒學思想里。我剛才講一個是義的問題﹐一個是公的問題﹐就是要把精神追求放在第一位﹑把個人放在群體中間。在現實中落實下來，就是以天下為己任﹐一個人的發展不僅是個人生活得好就好。今天我們主要從這個角度來提倡，解決一個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這幾年各個地方找我做講座﹐我都用“讀《論語》學做人” 這樣的題目。有人一提到讀《論語》﹐就先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其實，我們讀《論語》首先不是治天下的﹐而是先學做人。
記者﹕現在國學教育越來越熱了﹐方式也多種多樣。您是怎樣看待目前“國學教育”熱潮和現狀的﹖
錢遜﹕國學教育總的來說是一個好事。現在四十歲以下、甚至五十歲以下的人﹐對自己文化了解太少了。從這個角度看國學教育﹐應該大大加強。總的來說﹐國學教育需要提倡﹑需要加強。只是現在沒人能夠提出一套比較適合當代﹑適合需要的具體做法和方案。古代雖然有很多經驗﹐但是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怎么樣做才是最好呢﹖這就需要百花齊放。大家去嘗試﹑去實驗﹑去總結﹐這是一個正常現象。所以﹐在不違背大的原則下﹐可以有不同意見﹐要寬容些﹐允許它存在。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夠用一個虛心的態度﹐除了自己的事業﹐也注意吸取人家的長處。你可以討論﹑可以談論別人的做法﹐但是不能說人家不好就要“下課”。
記者﹕錢老，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在馬列主義講臺上一站就是20多年，如何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錢遜：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并非對立的，而是互補的。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我們的文化立足于什么基礎上繼續往前走的問題。100多年來，對中西文化關系有過頗多爭論，爭論的實質就是我們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是在幾千年傳統文化基礎上往前走，還是要另辟新路?我的答案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不斷升華，不斷更新。
我30年學馬列、教馬列，又回到傳統文化上，是不是就拋棄馬克思主義了?其實不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并非對立，應該把二者相結合。所以我對我一生這兩段，都不后悔，都不否定。從哲學的角度上來說，我將人類面對的問題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認識和改造自然，二是認識和改造社會，三是認識人生和安身立命。馬克思主義主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儒學主要回答第三個問題，這樣二者就形成了互補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