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與信是互為表里的關系，“誠則信矣，信則誠也”。誠與信，是天道與人性的關系。誠反映客觀世界的本真狀態，是自然法則；信反映社會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準則。

　　信是平等主體之間處理相互關系的道德原則。盡管人倫之中不平等關系居多，但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無論是熟人社會還是陌生人社會，都是平等交往的關系居多數，因而信對于人生更重要，具有廣泛而現實的意義。

　　儒家之信所蘊含的平等價值，對于人類社會而言，具有永恒意義，無論過去還是將來，平等始終是人類追求的價值取向。對于現代社會而言，仍然有著借鑒指導意義，現代社會是民主政治，強調權利平等；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強調交易平等；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強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先秦諸子百家都關心和認同信的觀念，儒家關切尤甚。信是儒家重要的思想范疇，構成傳統倫理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中國人道德品質和人格塑造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一定意義上說，傳統社會能夠基本做到和諧相處、交易有序、守望互助、團結友愛，都受賜于儒家之信的觀照和浸淫。

　　1 信之魂是誠

　　近現代以來，誠信一般合并使用。作為倫理道德范疇，誠信的基本含義類似于傳統信的概念，它要求政府誠信，不要朝令夕改，更不要有法不依，以真正取信于民；要求商業活動誠信，不要毀約棄約，更不要坑蒙拐騙，切實遵守契約，以維護經濟貿易健康運行；要求社會交往誠信，不要輕諾寡信，更不要作偽撒謊，以建立言而有信、行而有果的人際關系。

　　然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誠信確實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聯系在于，作為倫理道德范疇，兩者內容基本相同，可以通用；區別在于，誠是一個形上的本體范疇，信僅僅是形下的實踐概念。

　　誠在儒家學說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庸》繼承孔子的思想，系統論述了誠的問題。《中庸》認為，誠屬于形上本體范疇，既是自然界的本質規定，又是人性本質的規定，“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對于自然界而言，至誠無息，化生萬物，“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意思是，天地的法則，可以用一個誠字給予概括：作為天地沒有兩個，而它生成萬物則是不可計算的。對于人生而言，誠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學》提出人生的目的是“三綱領”，即明德、親民、至善；人生的過程是“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誠意是關鍵，濟世以修身為本，修身以誠意為要。

　　在早期儒家那里，信與誠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范疇。誠是與仁、智等并列的概念，“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這說明誠是仁與智、內圣與外王的關鍵，是一種崇高的人格，具有終極意義。而信只是良好人格的組成部分，還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自孟子始，把信與誠結合在一起，“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這對信概念的發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提升了信的層次，又使誠落到了實處，促進了信與仁義禮智等思想范疇平起平坐。

　　誠為信提供了天理依據，就是為信提供了絕對性。誠是信的靈魂，信的行為因誠而立。信與誠結合在一起，應認為是一項基本義務，是不證自明的道德律，必須絕對得到遵守。同時，誠與信是互為表里的關系，“誠則信矣，信則誠也”。誠與信，是天道與人性的關系。朱熹認為：“誠是自然底實，信是做人底實。”誠反映客觀世界的本真狀態，是自然法則；信反映社會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準則。自然界無論晴天還是雨天，都是真實的，不會作假，人間世也應像自然界一樣，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誠實無欺。誠與信，又是主體內心與外化的關系。誠是主體內在的一種本然狀態，信則是主體在對象性活動中內在之誠的外化，誠是信的思想基礎，只有內誠于心，才能外信于人；信是誠的具體表現，無信則不足以見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