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戰亂，越國上將軍范蠡棄官隱居于寧波東錢湖的陶公山。他致力于商貿經營，不久就成為富甲一方的大財主。范蠡的經商成功，取決于他的“計然之術”——商貿活動必須要與自然界的發展變化相適應，要遵循客觀規律。他運用樸素的辨證思維，把政治、軍事知識靈活地運用于經營之道，創立了“贏縮轉化”的經商理念，信奉“貴上極則反賤，賤上極則反貴”，與一般商人反向運作。可以說，范蠡是寧波儒商文化最早的代表人物。 　　對寧波儒商文化具有重大影響的另一個人物，是北宋時期曾任鄞縣縣令的王安石。王安石極力鼓勵中小商人自主經營，推出“商稅錢不滿30文者免征”的政策，提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義也”的務實觀念，對當時朱熹理學所倡導的“商為末務”、“恥言財利”觀念提出了大膽的挑戰。這對以務實為本的儒商文化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范蠡、王安石這兩位“外來人口”，以他們深邃的文化功力，破解了寧波的商貿文化，使得這片土地“商意”濃濃，再經后來者楊適、樓郁、王陽明、黃宗羲的不斷鋪張衍滋，才使具有高品位的巨賈輩出。 　　求真而務實的寧波商人，不拘泥于傳統封建理學的言義、言理、不言利的舊觀念，把義與利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是完全符合甬籍先賢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學說。他們又信奉謀利而不忘義，謀利就是為了義，有了利才能真正實現義。否則，空談義，不謀利，于事無益，于家無補，一切徒勞。包玉剛、邵逸夫、趙安中等“寧波幫”人士回饋故鄉無私捐助，即為印證。 　　寧波商人知書明理，通情達理，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他們為人處世禮讓三先，輕易不與人爭斗，給人以謙恭、儒雅的良好形象。在處理商務活動中，他們以理在先，遵守規矩，守德守義守信。與人相處講道理，明是非，這使得“寧波幫”商人在商務活動中，給人以信任感、可靠感，如此便使其生意不斷地做強做大。 　　儒商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也是寧波寶貴的經濟文化的基礎，更是寧波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的人文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