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企業發展史與資本主義發展史幾乎同樣長久，在近二百五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企業家德性結構，可稱之為“企業家倫理氣質”，這種德性結構具有普遍的意義。而中國的市場社會只有三十余年的發展過程，從事企業經營的人們尚未形成豐富而成熟的“企業家倫理氣質”，準確地說，從事企業經營的人很多，而稱得起企業家的不多。而中國企業在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中愈來愈重要，如何借鑒西方企業倫理資源并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使企業經營者真正成為企業家從而履行社會責任，無疑是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任務。
一、企業及企業家
企業是擁有資本且通過資本獲取最大化收益的競爭、營利性組織。它與政治組織不同。政治組織是借助壟斷性的權力資本、通過支配行為而貫徹其意志的獨占性、非營利性組織①。權力作為一種支配性力量是被壟斷在政治組織之中的，它不能市場化，不可以轉讓也不可以買賣。壟斷性與非營利性是政治組織的基本特征。而企業則是開放的、競爭的，而不是獨占或壟斷的，它必須面向市場，面向消費者，或毋寧說，企業原本就是市場化的產物。惟其同類組織很多，要想占領市場并追求收益最大化，就必須通過樹立良好的組織形象，借助高質量的產品、服務和管理取得相關公眾的了解、理解、信任、支持與合作。正是開放性和市場化的內在要求，才使得企業必須好自為之，制訂并遵守具有足夠效力的倫理道德規范，在滿足消費者和社會正當需要的基礎上追求自身的收益。另一方面，企業又與公益性組織不同。公益性組織通常并不為個人得失而去努力，它要么以某個組織的利益或整個社會的利益，要么以下一代人的利益為努力的目標，而企業也可能考慮到他者、社會或下一代人的利益，但其首要的價值目標則是追求企業當下的收益。這就有可能在當下利益的推動下，使企業違背最低要求的倫理道德規范而做出損人利己的行為。在與政治組織和公益組織的比較中，我們發現，企業既有遵守倫理道德的可能也有違背倫理道德的可能。進言之，企業既有進行倫理道德建設的可能，又有進行倫理道德建設的必要。這是由企業的競爭和營利性質決定的，這種性質成為了企業家必須具有倫理氣質、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的根由。然而，企業是一個非人格化的共同體，是虛擬的個人，它沒有由知情意構成的人格結構，也沒有良心，更沒有因做出違背倫理道德規范而產生的懺悔或負罪感。于是，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問題上，企業家是否形成企業家的倫理氣質就成為了最關鍵的環節。
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天生的企業家，比較那些先賦角色（地位）如兒女、父母等，企業家絕對是自致角色，是憑借自己的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而獲得的社會地位。于是每個人也就不可能先天擁有企業家的倫理氣質，從事企業經營的人不是首先擁有企業家的倫理氣質，然后再去經營，相反，他們只是具備企業家倫理氣質的潛質。亞里士多德說，德性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自然，而是把先天具有接受德性的潛質在反復進行的社會實踐中變成具體的能力和品質力量。企業家的倫理氣質就是在反復進行的經營實踐中形成的實踐能力和德性結構。從事企業經營的人很多，但具有且能夠充分運用企業家倫理氣質的人卻不見得那么多。企業家是擁有資本且懂得資本運營藝術的精英，在他們身上潛存著一種為其他社會成員所不具有的文化氣息，這就是企業家的倫理氣質。
二、兩位社會學家視野中的企業家倫理氣質
兩位社會學家是指德國的馬克斯·韋伯和威納·桑巴特。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討論了信教的企業家的倫理氣質，他歸結為職業精神和禁欲主義；而對世俗企業家之倫理氣質的深入研究當屬德國另一位社會學家威納·桑巴特。
準確地說，企業家的倫理氣質問題既是經濟史和道德史的范疇，又是經濟倫理學的概念。因為，沒有哪個人先天地具備企業家倫理氣質，有的只是擁有德性的潛質，是在反復進行的經營實踐中逐漸形成、積累和實現出來的，因此，如不能完全了解企業家的經營史和道德史就不會完全了解和理解企業家的倫理氣質。就此而言，韋伯和桑巴特的學術貢獻是不可否認的。從總體性上講，一如市場經濟首先是從西方肇始并快速發展起來那樣，企業家的倫理氣質也是那些發現并踐行市場經濟的經濟精英在經營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然而企業家的倫理氣質并非憑空出現的，就像市場經濟不是空穴來風那樣，而是必有其精神文化前提和社會結構基礎。對此，經濟史學家和道德史學家作了艱苦的探討和研究，提出了各種假說，有的人把它歸結為皇帝或個別權威者的古怪性格，有的人把它歸結為歷史的偶然性事件，是某個重大歷史事件改變了歷史演進的路向，使市場經濟的形成延遲了一千多年。歷史的邏輯總是那樣出人意料，它有它自己的運行軌跡。依照歷史的邏輯看待市場經濟和企業家的倫理氣質，事實上，早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化中就已經蘊藏著市場經濟和企業家倫理氣質的文化元素，這就是古希臘文化中的民主與創新精神，古羅馬文化中的法律精神。但這種精神并不能直接轉換成企業家的倫理氣質，而是必須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當作為一種經濟組織方式的市場經濟同作為文化元素的創新精神和法律精神有機結合的時候，一個具有特殊精神氣質的人群才能被孕育出來，這就是企業家集團。然而如何去描述企業家集團的產生與發展史呢？一種是經濟史的方式，一種是文化史的方式。桑巴特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描述揭示了世俗企業家之倫理氣質的演進歷程，而韋伯則通過對宗教改革運動的描述發掘宗教文化對經濟活動的影響。通過宗教改革，新教對教義與經濟行為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解釋：在古希臘文化和中世紀的教義中，拿錢去直接賺錢是不道德的；而在新教看來，上帝也喜歡賺錢的人，只要這些賺錢的人對上帝保持著真誠和忠誠。如何表達這種真誠和忠誠呢？要借助于經濟活動來實現，不能把經濟活動也就是生產和買賣活動僅僅看成是世俗的，只是為著改善世俗的生活而去行為；相反，應該把生產和買賣視作為上帝而進行的事情，換言之，要把世俗的生產和買賣看成是神圣的，金錢和財富是獻給上帝的禮物。從事生產和買賣的人要有職業感和神圣感，一如對待上帝那樣，行動者也要用一顆真誠的、坦誠的心對待生產和買賣。在職業感和神圣感的召喚下，從事生產和買賣活動，其終極目的就不是為了消費和奢侈，而是奉獻上帝和回報社會，因此要禁欲和節儉。上帝不喜歡懶惰的人，上帝更不喜歡奢侈浪費的人，上帝所喜歡的是那些竭盡全力工作而又勤儉節約的人。這實際上是市場經濟這種組織方式的基本原則：竭盡全力創造財富而又勤儉節約地對待財富，只有這樣才能積累財富，從而進行擴大再生產。虔誠、真誠、坦誠是經濟活動的宗教基礎，禁欲、勤儉是經濟活動的倫理基礎，這就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② 的內在關聯。
而對于世俗企業家來說，資本主義精神可能來源于生活的壓力和動力。桑巴特以猶太人、日耳曼人和蘇格蘭人為例，探討了世俗企業家之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活來源問題。從公元前20世紀到公元20世紀中葉，猶太人一直是一個失去自己家園的民族，他們散居在世界各地，雖不能居住在一起，但卻始終保持著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情感。在現代社會開始的幾個世紀里，蘇格蘭人作為被殖民的民族也一直過著殖民地的生活。在中世紀以及之后的較長時間里，日耳曼都是一個不富裕的民族。在桑巴特看來，這三種人雖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和不同的民族發展道路，但都在相同的生活困境下，尋找著擺脫困境的生活道路。他們從事著為宗教信仰者和世人所不齒的工作，因為從事買賣活動是不被鼓勵的行為，從而也就不是高級或高雅的行為。然而他們卻從生活的最底層，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發現并推動了市場經濟這種經濟組織方式，而這種方式被認為是到目前為止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正是猶太人、蘇格蘭人、日耳曼人通過日益普遍化的買賣行為而鍛造出商人這個階層，他們后來成為了市民社會的中堅力量，成為了資產者。他們使人類早期的只具有經濟人類學③ 性質的交易行為成為普遍化的交換行為，繼而發展為世界通用的經濟組織方式：市場經濟。從W－W到W－G－W再到G－W－G，使人類的生產結構、交往結構和生活結構發生了結構性的變遷。以猶太人、蘇格蘭人、日耳曼人為主體的資產者，當他們擁有了以資本的形式出現的經濟話語權之后，必然要求與其對等的政治話語權，從而給出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安排，更進一步地形成以追求效率、公平、正義、自由、民主、平等、財富與幸福為主要事項的核心價值觀。如果我們不拘泥于企業家本身的倫理氣質而是著眼于現代社會的精神，那么，討論企業家的倫理氣質就具有了當代的和世界的意義。
三、企業家倫理氣質的生成與構成
在分析企業家的倫理氣質之前有兩個前提性的問題需首先加以解決，一個是企業家倫理氣質的有無問題；另一個是企業家倫理氣質的道德層次性問題。“資本主義精神”、“企業家的倫理氣質”是由韋伯和桑巴特提出并加以論證的，其他經濟史學家、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較少使用。而韋伯和桑巴特也從未懷疑過企業家倫理氣質的有無問題，也沒有探討過企業家倫理氣質的道德層次性問題，相反，他們都給予企業家的倫理氣質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贊譽。對此，法國著名經濟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其三大卷的《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第二卷第四章和第五章提出了質疑和嚴厲的批評。宗教改革使得人們原有的信仰和教義發生了斷裂，它幫助資本主義擺脫憂慮、后悔，不再受良心譴責，從而能振翅高飛。韋伯以1895年在巴登地區所進行的調查為依據，指出新教徒與資本主義的內在關聯；然后引證了富蘭克林的話：“記住，時間就是金錢……記住，信用就是金錢……記住，金錢天生具有孳生繁衍性。”[1]韋伯又引證了克倫威爾時代新教牧師巴克斯特的話：不要浪費我們短暫人生的一時一刻；在上帝要我們生活的地方努力工作。上帝預先知道誰進天堂誰下地獄，但職業中的成功足以表明我們是上帝的選民。發財致富的商人認為自己的成功是上帝選中了他的根據。巴克斯特接著說，不要把你的財富用于享樂，這會直接走向地獄。你要用這些財富為公眾利益服務，要使你成為有用之人。韋伯認為，新教創造出一種禁欲資本主義，既虔順地致力于達到最大利潤，又竭力遏制利欲抬頭。對此，布羅代爾不無諷刺地說：“我對馬克斯·韋伯的玄妙推理并不恭維。”[2]
布羅代爾對桑巴特的“資本家的精神”論斷也提出了質疑。他說桑巴特過于理想化，把企業家的所謂資本主義精神視為企業家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而問題是，“企業家的精神”從何而來呢？另一方面，桑巴特把“企業家的精神”說得過于高尚，似乎企業家依憑“企業家的精神”就可以成為道德楷模。而在布羅代爾看來，企業家并沒有桑巴特說的那樣高尚，他們具有種種所謂的倫理品質，乃是為著他們的功利打算服務的，這是一個利欲熏心的人群，他們沒有韋伯和桑巴特說的那么好，他們除了賺錢似乎沒有別的偏好。
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所說，企業家是集多種需要和價值觀于一身的，既有功利觀、自我實現觀，又有社會成就觀。企業家作為正常的有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社會人，既有為善的可能，也有為惡的可能；當他以企業家身份從事生產和經營時，也有在利己動機推動下降低成本而擴大負外部性的傾向，同時也有從事公益活動的動機，從而做出道德行為。以此觀之，企業家既可能有韋伯和桑巴特所說的那種高尚品德，也可能有布羅代爾所說的那種“利欲熏心”。而事實證明，完全的“利欲熏心”和“社會慈善”都不可能使企業和企業家可持續地存在下去。“德性作為一種戰斗的道德力量”是內存于企業家心靈深處的一種潛質，這種潛質會在企業家的生產經營實踐中生成為企業家的德性。
可以肯定地說，企業家的倫理氣質絕非先天具有的品質。因為企業家這個角色、地位不是先賦地位，而是自致地位。絕大部分自致地位都是被嵌入在人們的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結構中的職位或角色，企業家便是這種職位或角色。這種角色不像私人生活領域的某些角色如父親、朋友，而是在生產和經營領域中，在反復進行的利益創造、交割和分配過程中逐漸確立起來的，企業家的倫理氣質正是在這種確立中培養起來的，它是一種獲得性品質。惟其是在充滿利益沖突和交割的公共領域中獲得的，所以此種品質的形成就不能僅僅依靠適用于私人生活領域的元素，如自然之愛，如子對父之孝、父對子之慈；同情、惻隱之心，如優勢者對弱勢者那樣。相反，企業家在生產與經營實踐中必須充分運用理性，包括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而從企業家倫理氣質所涉及的對象看，可有德性與規范兩種。企業家的德性是企業家在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時所形成和呈現出的優良品質。企業家所遵守的倫理規范與社會的風俗、慣例、習慣、禁忌、巫術、宗教信仰不同，它是各利益主體充分運用理性而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當這種要求不被利益主體自覺、自愿遵守時，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就參與進來，這就是法律。法律是道德自律失效以后的救濟形式，是后果主義的約束方式。相反，德性作為一種偉大的道德力量，乃是一種自愿和自律的約束方式，其約束性的力量貫穿于整個行動始終。在這個意義上，企業家的倫理氣質乃是企業家履行其社會責任的根本力量。倘若沒有這樣一種內在的道德力量，即便有賞罰分明的法律，又奈企業家的不負責行為如何呢？當然如布羅代爾所批評的那樣，企業家的倫理氣質不是預先準備好了的力量儲存在那里以資后來使用，因為沒有哪個人天生就是企業家，企業家的德性乃是企業家在反復進行的生產與經營實踐中培養和累積起來的。而就培養和累積的途徑看，乃是由他律到自律、由規范到德性的過程。盡管可以說每個人的德性既不出乎自然也不反乎自然，都擁有使人具有德性的潛質，但把潛質變成實在的德性尚需教化和修身。亞里士多德說，德性作為一種品質乃是在反復進行的實現活動中形成的良好習慣。但企業家的德性卻不是一般性的社會慣例、風俗、禁忌、巫術，而是一系列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能夠提出有效性要求的絕大多數都是利益相關者，在這些相關者中有些是以營利為目的的，有些則是與企業的營利行為無關的他者，只是他們因企業營利行為所造成的負外部性才參與進來。于是，依照企業家德性的生成機制，并非先有企業家的倫理氣質即企業家德性后有企業家的德行，企業家只有遵守企業經營規范從而做出道德行為的潛質，通常是先有可供遵循的行為規范，然后才有德性和德行。如此，企業家所遵循的規范不像基于血緣、友誼、信仰的道德規范那樣，是借助于自然情感或同質意志生成和踐行的，相反它們是出于自利動機、在利益交割或利益交換過程中充分運用理性的結果，是基于異質意志的。適用于私人生活領域的倫理道德規范明顯不同于充滿利益沖突和利益合作的經濟領域之倫理規范。正是在反復進行的利益博弈中利益相關者逐漸確立了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并逐漸地把外在的規則變成自身的內心信念，繼而生成具有靈動感的企業家倫理氣質。
從類型上看，這種具有靈動感的企業家倫理氣質分為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而從內容構成上則由理性精神、創新精神、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四個主要部分構成。這兩種劃分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相互包含的關系，前者通常涵蓋在第二種劃分類型中。
理性是個體在反復進行的社會實踐中生成和鍛造起來的一種能力，包括理論理性、創制理性和實踐理性。理論理性是人們通過理性把預先創造出來的概念或范疇用于發現和呈現事物之事實邏輯和價值邏輯的能力，被把握在精神中的客觀邏輯乃是思想和理論，因此，理性的終極目標是提供理論和思想。充分運用理性為自己和他人提供理論和思想乃是一種高級的精神活動。企業家的理論理性表現在精神活動中，就是能夠用最接近于事物本性的概念、范疇、語言合乎邏輯、符合規范地表述事物的本質及其運行規律；表現在實踐活動中，就是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能夠在哲學的高度上見出本質和規律，包括事實邏輯和價值邏輯；表現在決策活動中，追求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力爭決策為優。創制理性是一種技藝理性，是以創制藝術品和技藝規則為指歸的實現活動，其所期望的過程和結果，可視為外在之善。工藝品，乃是與人的意志無關的外在之善；行為規則則一定是與行動者的意志有關的外在之善，而無論是創制工藝品還是行為規則都需要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實踐理性是有關行動者的意志的理性，是行動者在處理與自己的欲望有關的事項時所形成、表現和實現出來的德性和德行，即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道德的德性，如正義感、節制、自制、慷慨、大方、友愛等。除了理性精神和創新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企業家還需具備正確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這兩點我們將結合中國企業家的倫理氣質加以討論。
四、于中國企業而言的企業家倫理氣質
對中國現代企業而言，企業家既要學習和借鑒西方先發國家之企業家的倫理氣質，更要在繼承和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企業家倫理氣質。然而在這兩個方面我們都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困境。嚴格地說，傳統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企業，盡管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已有了繁榮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這從古羅馬法中可以看得出來，但現代意義上的市場尚沒有形成。依照馬克思的論證和亞當·斯密的論述④，真正的市場社會出現在18世紀下半葉。市場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便是市場的生成與成熟，而成熟的市場一定以普遍的生產（為所有人生產而不僅僅為自己）和普遍的交換為前提，于是市場由如下元素構成：誰在生產——主體，為誰生產——客體，誰在交換——主體，在哪里交換——空間，如何交換——規則。而以市場為核心元素的市場社會又不僅僅限于市場這一唯一要素，毋寧說，它是一個復雜的社會設置：欲望的神圣激發（動力）、市場經濟的發現與應用（環境）、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廣泛運用（手段）。當動力、環境和手段被并置在一起的時候，市場社會作為一輛戰車就運行起來了。依照事實的邏輯和思想的邏輯，自18世紀下半葉至今，作為成熟的市場社會在西方已有近二百五十年的發展歷史。而事實上，作為推動市場社會快速發展的中堅力量，企業家集團早在歐洲中世紀即已萌發、生成和壯大，其倫理氣質也在這一過程中孕育并成熟起來。以此觀之，作為道德實踐史的西方企業家倫理氣質至少有上千年的發展史。而中國改革開放不過三十余年的歷程，企業經營者尚不能稱為企業家，因為其倫理氣質還遠沒有生成、形成、成熟。因此就事實而言，在中國，從事企業經營者很多，但稱得起企業家的很少。應該說，于中國企業而言的企業家倫理氣質的形成尚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外部文化環境和內部演化機制。
一個基本的歷史疑問是，市場社會作為相對有效率的社會結構類型，為什么沒有在中國優先出現，相反卻出現于15世紀下半葉的歐洲，起初是意大利、荷蘭、英國，然后是美國和德國。實際上，古希臘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古羅馬的理性法律精神為后來的市場社會的來臨準備了堅實的精神基礎。在情與理的邏輯結構中發展出了“理”的邏輯，而“理”的邏輯乃是一個包含個人性、私人性而又超越私人性的公共世界。公共世界包括公共理性和公共價值，而公共理性和公共價值恰恰是以行動者的自由精神和法律精神為基礎的。與公共理性和公共價值相匹配的是社會結構的生成，即在國和家之間形成了一個成熟的社會空間，也就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既把國和家區別開來又把二者連結起來，而完成這一任務的正是以資產者為主體的廣大市民，今日我們可以把市民社會稱之為“公民社會”，因為“市民”已經被更為有效力的“公民”所替代。歷史證明，只有一個廣闊且成熟的公民社會，社會本身才有超強的自治力，這些問題無須借助政治的力量（國）也無須借助情感的力量（家）而依照公民的公共理性即可解決，在社會自治中，自由和法律精神被廣泛運用。相反，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由家和國構成的兩極結構，“齊家、治國、平天下”，家與國是同構化的過程。依照涂爾干和黑格爾的觀點，家庭成員的理性最不發達，充滿了任性，只有在復雜的社會化過程中，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才能培養和踐行起來。而我們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生活和公共領域，也沒有以公民身份充分且公開運用理性從事公共生活的長期的實踐歷程，因而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價值觀從未形成過。因此，在中國改革開放亦即建立市場社會的初期，真正發育于市場之中的企業尚不多見，相反絕大部分企業雖面向市場但卻是家族企業或國有企業，即便是與行政權力脫鉤的企業也只是形式上的市場企業，無論是初創時期還是發展時期，這些企業多半都是靠著體制的力量來維系的。而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家族企業都不利于市場規則的建立與完善，相反，在強大利益的推動下，它們卻有可能阻礙甚至破壞市場規則，致使有市場但無規則、有規則但無德性的情況經常出現。企業發展史表明，尚沒有哪個國家或民族的企業經營者可以在短時間內具備企業家倫理氣質而成為企業家的。比照此一歷史規律，中國的企業經營者若欲成為企業家從而引領中國企業健康發展，需要在企業家的德性修為上下工夫。
（一）公共理性的養成與公共價值觀的形成
如前所述，企業家的理性精神分為理論理性、創制理性和實踐理性，實踐理性表現為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相關于私人事情，但它不直接處理私人事務，而是通過提供公共的善而為每個公民服務。“政治社會。以及事實上每個合理和理性的行為體，不管是個人、家庭，或者社團，甚至某種政治社會的結盟，都有明確表達其計劃，將其目標置于優先秩序之中，以及相應地作出決策的方式。政治社會這樣做的方式就是它的理性。它做這些事情的能力也是它的理性，雖然是在不同的意義上：它是一種知識和道德權力，扎根于人類成員的能力之中。”[3]公共理性是民主社會的特征：它是公民，是那些分享平等公民權地位的人的理性。其理性的目標是共同的善：正義的政治概念所要求的社會的基本制度結構，以及它們所服務的目的和目標。“因此，公共理性在三個方面是公共的：作為公民的理性，它是公眾的理性；它的目標是共同的善和基本正義問題；它的性質和內容是公共的，因為它是由社會的政治正義概念所賦予的力量和原則，并且對于那種以此為基礎的觀點持開放態度。”[3](68－69)公共理性不唯為一般公眾所具有，更應該為特殊公眾群即政治精英集團和企業家集團所必備。任意一企業經營者在絕大部分情境下都會置本企業的利益于優先地位，這只是從終極的意義上說的，而在具體的運行中，企業家必須把他者（利益相關者和社會公共的善）置于優先的地位，只有預先滿足他者的需求才能最終滿足自己。而這需要公共理性和公共價值觀予以支持。
（二）契約精神的養成及其充分運用
充分且公開運用理性的后果就是契約精神的養成，契約精神被廣泛運用于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任何一個企業要想實現收益最大化，都需要個人與組織的合作，沒有合作，企業就不可能獲得生存與發展的條件、環境。為著使合作能夠成功，企業就要與各種形式的利益相關者進行預先承諾，把在合作前、合作中和合作后所必須做的事情預先承擔下來，這種承諾就是契約，建立契約并履行契約的品質就是“契約精神”。可以說沒有契約精神并實現契約精神，任何一種經營活動都是無法預期的。亞當·斯密的人性假設理論雖然受到了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的批判與攻擊，但還是部分地反映客觀事實。據一項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人一生中都有說謊的經歷和不守信用的事情。但這些事情并沒有造成過大的損失。然而在企業家經營中，說謊（造假）和失信卻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因為它給利益相關者和社會造成極大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所謂精神損失是指它會使說謊和失信現象蔓延開來。我們固然要相信企業家之基本德性的力量，但在企業發展初期乃至后期，德性的力量是有限度的。當因造假和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道德成本時，企業經營者大都會選擇前者。當自律不再或很難發揮作用的時候，必須有具有強制力的制度和體制參與進來。在一個反復交往的人群P中，人們出于交往的需要，或由權威者供給或借助民主方式通過討論共同給出人人都需遵守的游戲規則R；若P′遵守R比不遵守R來的有收益，那么人人都遵守；若P′不遵守R反比遵守還有收益，那么人人都不遵守。故違約成本過低是許多企業經營者長期造假和失信的根本原因。只有違約成本原則在反復的經營實踐中被建構起來并實現出來，才會轉換成企業家的德性，也只有把他律和自律結合起來，企業家的“倫理氣質”才能養成。
（三）梯級價值觀的形成
一個企業經營者之所以能夠成為企業家，必有其梯級結構的價值觀：功利觀、自我實現觀和社會成就觀。而這三種價值觀恰是體現了三種善的生成與發展：外在之善、德性之美和公共善。但倫理和道德是有層次上的區別的：追求并供給最大化的公共善是企業家之最高級的行為，只有這種行為才是道德行為，因為它充滿著讓渡甚至犧牲。企業家的價值觀與其德性結構是匹配的：有何種德性結構就會有何種價值觀，反之亦然。在三種價值觀中，功利觀屬于正當性要求，是企業家必須堅守的倫理底線，也就是不傷害原則，或共同利益原則，此種行為應予認同或承認，但不值得贊譽，因為它是必須做到的事情，是絕對命令。而自我實現觀和社會成就觀則屬于道德性要求，它反映的是企業家超越了功利的打算，而把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看作是我的優良品質的實現以及回報社會的最好方式，這是相對命令，是被鼓勵因而值得贊譽和學習的行為。實踐證明，中國的企業經營者絕大部分尚處在追求功利即收益最大化的階段，自我實現觀和社會成就觀尚未成為主流價值觀或企業的核心價值觀。
總體說來，于中國企業家而言，公共理性的建設、契約精神的養成和核心價值觀的建構尚任重而道遠，它們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假以時日，經歷艱苦的實踐過程。當然，根本的道路還在于企業家自身的自醒、自覺和自悟！
注釋：
① 權力可以有兩種定義方式：（1）權力是一種能夠排除各種抗拒以貫徹其意志而不問其正當性基礎為何的可能性；（2）權力是一種能夠排除各種抗拒以貫徹其意志而必問其正當性基礎為何的可能性。兩種定義方式的根本區別在于“不問”和“必問”，前者是一種專制的運行模式，后者則是民主的運行模式。但其共同點則是優先的、強制的、權威的支配性質。
② “倫理氣質”與“資本主義精神”所指稱的大體上是同一個內容：企業家之成為企業家的信仰、信念、情感、意志以及價值觀，是作為整體而言的精神結構。
③ 日本學者栗本慎一郎在1975年出版的《經濟人類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文版）中，把人類早期的交換行為稱為“默契交易”，是交易雙方借著物的交換而完成心靈的溝通。
④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討論“資本的原始積累”時說道，在15世紀下半葉，在歐洲的一些沿海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資本主義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當在18世紀下半葉。亞當·斯密于1771寫成《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于1776年才出版。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奠基性著作，斯密用嚴密的邏輯和豐富的材料理論地再現了18世紀英國繁榮的市場社會景象，并清晰地論述了市場經濟的三大原則：社會分工、市場自治（看不見的手的理論）、財富積累（每個人只顧追求自身的財富，結果卻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快速積累）。另根據英國工業革命的若干數據可以斷定，至18世紀下半葉，以英國為代表的市場社會已經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