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時尚學（fashion-ology）議題擬置時尚概念起，直到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時尚文化已然成為人類生存的重要文化形態，已然成為富有沖擊力、誘惑力乃至解構力的基礎性日常生活現場。其中所經歷的褒貶爭議與冷暖興衰，足以演繹出枝蔓糾結且體系繁雜的觀念史知識譜系，而對這一知識譜系的梳理和重審，將為有效把握現代社會乃至后現代社會的發生發展，提供另外一種知識維度。

盡管時尚心理、時尚情感、時尚制度、時尚觀念以及時尚生產等，已經實現了對當代社會日常境域的大面積覆蓋，已經影響甚至迫使大眾群體程度不同地接受非理性文化邏輯，并且不得不屈服于高調出場的非正典姿態，但人與時尚抑或社會與時尚的基本生存關系及其相應的價值權重，卻并未獲得公共知識域的深度關注與學理追問，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全面而深刻的事態評估與邏輯理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勾勒時尚思潮①從身份追逐到身體生產的歷史轉換脈絡，并討論歷史轉換所涉及到的某些相關意義事件或因果真相，就不僅具有準入條件合法性，而且具有入場對話誘惑性，只不過關鍵在于所議與命題真值的匹配效果能否鏈接，甚至只不過在于這種誘惑能否達到鮑德里亞所說的“正因為很難想象真理的赤裸，人們或許更希望揭去真理的外衣”②。

 

一

 

具有所議邊際限制的“時尚思潮”，其起源既有歷史起點亦有邏輯起點，作為事態發生或者更深刻意義上存在的存在性還原條件，它們為人類社會凸顯出新的意義拓值，由此帶來經驗層面的新興日常生活現場，并且呈現為激變性的世俗文化景觀。

就歷史起點而言，時尚學家或對時尚思潮起源進行描述（如“時尚并不屬于所有歷史時代或者一切文明形態，它在歷史上有其可識別的起始點。時尚是現代文明的顯著標識符號”③），或對其詞源學進行追問（如“最早出現于1482年。該語詞源起于單詞‘modus’，英語中意指‘manner’，或者法語中意指‘maniere’。英語中的‘fashion’概念，就詞源學而言最早來源于拉丁詞匯‘facio’或者‘fatio’，有‘制造’和‘從事’的意味。而在古代法語中，它成為‘fazon’，并進一步成為中古法語的‘facon’，再后來則為法語的‘facon’以及‘faconner’，延伸出中古英語單詞‘fashion’……到1489年‘，時尚’具有當代使用的內涵”④），無不是將命題指涉嚴格限定在封建專制末期向自由資本主義萌芽轉型的特定歷史節點，進而也就是將時尚起源看作現代性發生的同步事態，極端者則在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勢中，狹隘地評估為以巴黎為中心的某種西方文化思潮發生史。處在極端知識傾向背景下，此前人類生存中的時尚性經驗或者其他族群的時尚生活經歷，也就在極為嚴格的時尚命題知識建構中，被排除在“時尚”范疇的設定邏輯框架之外，至多可以被表述為“時尚性文化風尚”或者“泛時尚化異質性類同”，因而也就分存于完全不同的知識敘事場域，并且因分存的必要而確立所指歷史起點的合法性。因此，要想在漢語范圍內厘清命題邊界，最大限度地排除跨文化討論中必然存在的“歧義”與“誤讀”，必須先行對諸如“時尚意識”、“時尚經驗”、“時尚史”甚至“民族時尚志”等概念有清晰意義定位和明確議題懸置，否則所謂“時尚思潮”或者更嚴格表述的“現代時尚文化思潮”的歷史起點之議，也就難以進行在場知識商談�；�于��，時尚學知識視野中的時尚思潮，其歷史起點就定位于社會歷史時間刻度中。15世紀末這一時間節點的參照物就是現代性的萌芽。

就邏輯起點而言，時尚思潮的意義發生前提，在于中世紀封建專制沒落與現代資本主義崛起之間的社會博弈關系，以及后者取代前者的必然性。其中的因果轉折節點，則在于現代性孕育滋生，在于作為強大社會后果的公共社會結構理念和民主價值訴求目標，在于政治考量的“時尚及其外貌在差異政治中扮演著關鍵角色”⑤，或者階級狀況變化分析的“中產階級富有以及‘令人艷羨的消費’，被看作排異的介質——與其他群體的去認同。與此相反，工人階級富有則被看作模仿工具——與其他群體的認同”⑥。在特權具有無條件優先性卻又遭遇挑戰的社會結構形態里，無論是傳統貴族階級受到新興資產階級的挑戰，還是新興資產階級受到同時興起且勢力更加強大的工人階級的挑戰，都必然導致身份政治領域的特權訴求，其中必然包括強烈的文化訴求，而時尚思潮就成為這一訴求的邏輯結果，并反過來以符號景觀確證邏輯前提的存在。在這個問題上，社會學家過于表象地強調諸如“滴落”（trickle down）、“濺飛”（trickle up）或者“漫溢”（trickle out）助推時尚思潮的激活效應，而實際上在所有這類命題后面，是社會內在結構分層性裂變、疊合性裂變以及替代性裂變等價值博弈的顯形。在前提條件的價值博弈與社會顯形框架力學結構里，其中一個向度就延展為精神現象世界中的符號形態變化、集體無意識轉向和隱喻性人格保衛戰。所以，從純粹邏輯知識角度進行追問，則從前人類精神意識史和社會生活史中意義遍撒的諸如“時尚意識”、“時尚經驗”、“時尚民族變化特征”或者“時尚個體人格”等，之所以能夠突破一系列時空邊界和價值牢籠，匯聚為勢不可擋的時尚思潮，恰恰就在于“傳統—現代”博弈現場的替代趨勢和疊合問題空間，就在于諸如“此類審美進展的背景乃是急劇變化中的社會。關于身份、君主立憲制以及人的自由權利等新的觀念正在發生，在那些年代里，其進程得風氣之先于‘英國革命’并且激活著法國對應事態”⑦，“雖然貴族群體在軍事職業和生活方式上具有共同特點，但這個事實上的、后來又在法律上加以規定的群體，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個平等的群體。他們之間存在著財富、權利以及由此產生聲望上的巨大差異，由此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體系起初為人們默認，后來通過習俗或法規得到肯定”⑧“，對于食物、酒、麻醉品、住所、勞務、衣著、裝飾品、武器及其設備、娛樂品、符箓或者神像等等，他都是任情消費的，是挑最好的消費的……使用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證明，這種消費行為就成為光榮的行為；相反地，不能按照適當的數量和適當的品質來進行消費，意味著屈服和卑賤”⑨。這種前所未有的遭遇，使貴族階級既惶恐顫栗又不甘心大勢將去，而同樣微妙的是，新興資產階級在面對貴族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際更加顯示出雙重的不自信，并將這種結構性矛盾企圖通過財富優先性與消費非節制性來予以社會均衡與心理化解。至于工人階級大眾，則更在非自覺狀態以模仿姿態試圖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于是時尚思潮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在顫栗、惶恐、企圖以及被動性模仿等一系列內在精神要素的合力作用下，促成其由弱及強的文化涌動，直至今日，“其發展使得時裝打扮不僅不是一種隔膜，而且是無需內在權力資源的能量均衡積極保障”⑩。社會結構變化促成文化身份重新洗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驅動時尚思潮的勃興，勃興后的時尚思潮逐漸演繹出現代社會左右日常生存經驗的特有文化符號方式，這就是事態的邏輯起點。

 

二

 

基于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條件生成的時尚思潮，其起始主流形態鮮明地呈現為“身份追逐”，既包括貴族特權階層時尚符號建構中的異質性價值取向，亦包括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富裕階層時尚符號占有中的同質性價值取向，還包括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時尚符號渴望中的模仿性價值取向。處在身份追逐階段的時尚思潮，盡管審美、感性、欲望和獵奇等一系列要素與事態本身始終共存，但事態的深層結構中卻有一只無形巨掌不斷地制約和調控，那就是日常生活場景后面的意識形態繩索。意識形態的深刻價值訴求使作為身份追逐的時尚思潮不得不經受身份建構和身份解困的文化矛盾糾結，所以傳統知識背景的時尚學家，很容易統轄性地做此描述：“一旦較低的社會階層開始挪用他們的風格，即，越過較高社會階層已經劃定的界限并且毀壞他們在這種時尚中所具有的帶象征意義的同一性，那么較高的社會階層就會從這種時尚中轉移而去采用一種新的時尚，從而使他們自己與廣大的社會大眾區別開來。這種游戲就這樣快樂地周而復始。”11

貴族特權階層在漫長的中世紀社會境域中并非與時尚生活經驗絕緣，而是無緣于文化自覺意義上的時尚符號以及這些時尚符號的目的性身份建構。“在中世紀中期諸侯的宮廷中，時髦的服裝也屬于宮廷生活的一部分……衣服裁剪得較為合身，顯露出來了人的體型。在這個時期，從服裝上一眼就能分辨出等級的分別。”12而目的性身份建構的柵欄在于，所有這些特權生活以及與之一致的貴族身份，在制度層面已經獲得優先性。等級的強制性，固若金湯地守護著這一社會結構的封閉體制功能與凝固文化形態：“盡管羅馬法關心平等，但它總是有利于社會的上層等級，因為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均出身于上層階級。從圖拉真和哈德良時代起，這種優待在法律形式上明朗化了……下層階級受到壓迫的地位被固定下來，因為階級之間的基本裂痕加深了。”13困居于等級社會制度的廣大下層階級，在無條件接受制度利益安排的同時，還無條件地接受主要由體制內思想文化精英幫忙渲染出的強大意識形態，甚至已經與新的生產關系有所粘連的市民階級，也失卻其新的文化價值訴求，“不加爭議地承認王侯、教士和貴族的特權和權利”14。但是這種貴族特權優先性的社會格局，逐漸在生產力的革命性進展中受到侵蝕性滲透與顛覆性裂變，作為進步生產力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領域，向貴族特權階級及其所依恃的社會利益格局發動全面進攻。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從核心文化價值層面動搖著從前被認為亙古不變的精神生活秩序。封建貴族階級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力量博弈經歷了長達幾個世紀的過程，期間的社會爭奪與變動，最終都會在日常生活形態上得到充分的符號化顯現，資產階級/中產階級與世襲貴族特權階級都選擇時尚符號作為身份象征，或者說在時尚符號的占有中實現身份權力的象征性社會敘事，亦即在“談判、符號資本以及縫隙裂變策略”15中，進行兩種社會力量間的隱性文化較量。

占有社會結構人口比例絕對多數的無產階級、市民階級以及底層民眾，在這一事態發生的同一社會場域，儼然就是社會學家所說的“在場的缺席者”，并且不斷積累其世俗生活層面的強烈情緒。由于他們始終處在“滴落”垂直路線的下端，只能被動地接受階級/階層差異所帶來的一系列頂層預設價值形態，并且在被動性接受中基于等級社會和差異權力的價值取向，很大程度上顯現為以時尚模仿為地位象征意義的身份追逐取向。社會學家斯賓塞認為，時尚思潮擴散不過就是模仿過程，對等級目標的符號模仿包括兩種類型，即“崇尚的和競爭的。對于一個模仿者來說，崇尚性模仿由崇尚而來，例如一個國王所選擇的任何一種服裝修飾被全國模仿并向下擴散，這一過程的結果就是著裝中的‘時尚’，這是時尚‘消費理論’的基本定理，競爭性模仿則由一個堅持平等的愿望而來”16。按照這種邏輯，則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市民階級或者底層民眾的模仿性時尚事態卷入本身，一方面體現為文化壓迫的結果，另一方面則體現為文化反抗的產物。底層階級之所以不得不困居于被動性文化接受，是因為“在其已然接受的交往社會里，一切法定的秩序結構直接影響著權力、財富以及其他方面的分配”17，是因為這種被動文化接受在等級級差嚴重存在的歷史背景下乃是無法逃脫的宿命，而其主動性文化反抗則來源于結構中的壓力彈性，來源于底層階級中的個體往往認為符號性的身份模仿至少在特定時空中可以獲得去等級級差的地位趨同效果，因而盡管時尚模仿所得到的只是“平等幻象”、“隨機性文化身份”或者“心理暗示效果”，但依然成為底層階級沖破困局和抵抗等級級差的文化反抗行動，并且客觀上導致積極的社會后果：“上流社會群體為了捍衛差異性原則，通過選擇新的時尚來應對。舊的身份標志物被迫放棄，也就是拋棄底層群體的權利要求，于是也就被新的時尚所擁抱。”18雖然西美爾所謂的“滴落”理論常常受到過于簡單的詬病，但其對底層階級文化貧困以及文化反抗的社會激活作用的關注，卻在時尚研究的社會學知識立場顯示了某種高度負責的學術擔當，并真實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底層民眾的文化境遇。

 

三

 

實際上，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項意義行動，都不可能呈現為單一功能特征，因而時尚思潮在現代性崛起的同步發生過程中，也不可能是單一化意義事件，而是蘊含著人類豐富復雜的時尚經驗與時尚意識。但問題是，在時尚思潮作為社會存在客體的存在性分析邊界內，所有動時尚思潮：從身份追逐到身體生產態共存的意義要素之間具有價值編序關系，并且居于序列前端的意義要素直接決定其現實存在特征，知識觸角由此方能有效抵達樸素態認識的“異不同于一，也不同于是”19。由這個線索追溯，我們就有可能從事態延伸的時間鏈上，摘取具有時域識別特征的意義參照物，并清晰地觀察具有明顯編序前置性的時尚思潮“身份追逐”特征。

在“身份追逐”背景下，時尚涉身者模仿20行為中的文化身份認同，其邏輯前提在于對社會地位級差現象的充分肯定，所不同的只是上層人群體現為主動姿態的身份塑型，下層人群則往往體現為被動姿態的身份祈愿，他們以不同的時尚符號陳述情緒與陳述語調，共同陳述著所在級差社會身份尊卑與地位貴賤的合理性，陳述著時尚符號的社會意義指涉力和對個體生存價值的文化隱喻功能。盡管查賓（F. Stuart Chapin）的《當代美國體制》（Contemporary American Institution）或查普曼（Dennis Chapman）的《家庭與社會地位》（The Home and Social Status）以直接對稱的意義技術化處理方案來建構“物—社會地位意義指涉”方法模型，已經被鮑德里亞斥為“僵死的相互關聯”21，但就一般價值關系而言，無論是凡勃倫所謂“所有這一些演變的結果是，在服裝表現方面對方式方法的精益求精，設計上愈加巧妙和在象征方式上趨乎精神化” 22，還是西美爾所謂“時尚是在那些生活形式中的一種特殊形式，人們通過那些生活形式，試圖在尋求社會拉平化的傾向和尋求個人與眾不同的刺激的傾向之間，建立某種妥協”23，都對這種相互關聯持一種象征肯定態度，只不過肯定其動態象征指涉而非靜態象征指涉而已�；�于��，則由社會學率先擬題的“時尚問題”及其所牽扯出的“身份追逐”命題，無疑涉及到兩種意義發生向度：其一在于垂直向度，階級或階級間不斷演繹以時尚符號進行身份建構的層級文化博弈；其二在于水平向度，階級或階層內部個體間更加頻繁發生以時尚符號進行身體建構的隱喻決斗。

處于垂直向度層際文化博弈的時尚涉身者，不僅在身份追逐中表達了個體社會利益的符號象征訴求，譬如“在1692年弗洛朗·當古的喜劇《中產階級的時裝婦女》中，公證人的妻子安格里克認為自己比其他貴婦要聰明，因此決定像那些天生的莊園主一樣生活。這顯然意味著她打算當時裝女王。安格里克因此而深受配飾商安美琳的擺布”24，而且表達了階級/階層利益共同體的符號隱喻敘事，由此才確立起時尚社會學研究的廣闊學理空間，認為“外表風格乃是身份隱喻，而且是一種復雜的隱喻”25。在所有這些表達中，符號的隱喻功能滲透于一切可以獲得身份敘事效果的日常生活領域，尤其集中發生在服裝、首飾、家具、飲食以及與休閑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其他物媒形態象征事態之中。19世紀以前，由于傳統貴族階級和新興資產階級仍然只是社會的少數，而占社會絕對多數的底層社會距休閑生活方式較遠，所以西美爾所描述的時尚文化“滴落”不僅呈垂直的減值下行向度，而且以符號模仿為意識形態博弈杠桿的時尚身份追逐，以及這種追逐中的模仿與反模仿，就主要存在于傳統貴族階級與新興資產階級之間。底層社會雖然也在符號意義“滴落”擴散中進行模仿，并由此以時尚的身份追逐獲取某種偽裝性意識形態抵抗效果，但總體上顯示出信心不足，尤其是能力不足，所以也就必然呈現為底層社會指向的時尚減值態勢，在去模仿化過程中與時尚思潮漸離漸遠。正因如此，西美爾“滴落”理論以及作為核心理論支點的模仿動力論及其社會學時尚假設，無疑存在著極為嚴重的“身份追逐”社會擴大化等級論弊端，所以必須面對層際文化博弈的有限定位，才能有效把握“身份追逐”條件下時尚思潮的真相。

處于水平向度級階群體內部的時尚涉身者，同樣存在著模仿與反模仿的符號動力學驅動關系，而且在我看來，這種驅動力較之垂直向度層際關系更加強烈，更具有時尚驅動的可持續性和群體邊際內的社會普遍性，西美爾理論及其追隨者無疑顯示出對它的關照盲區。就時尚驅動強度而論，垂直向度因底層社會文化接受和符號響應等存在著諸多制約因素，例如：“從1559至1603年間一系列畫像可以看出，伊麗莎白一世女王（1533—1603）總是握著羽毛扇子，顯示身份的羽毛則是鴕鳥，扇柄上鑲有漂亮的金銀色球飾，皆為奇珍異寶。”26其時尚符號雖然在宮廷內成為時尚文化，卻并未在底層社會產生符號模仿效應，甚至新興資產階級對于17世紀這種刻板的時尚同樣沒有明顯的接受興趣，因而驅動強度在垂直向度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案例本身所能揭示的時尚驅動強度，就只能局限于王室宮廷以及與之有密切交往的貴族人群，他們在模仿與反模仿的交互過程中，水平向度地展開個體間的符號象征行為，而他們之間的身份追逐，則顯然是意識形態認同前置條件下非意識形態利益訴求的自我中心主義價值取向。就時尚驅動的可持續性以及群體邊際內的社會普遍性而論，即使如“滴落”理論描述的那樣，我們可以在底層社會發現諸如“大眾對時尚的模仿并在其中掩蓋內在的階級差異”27，但這種現象在現實生活里基本難以延展為普遍現象，而且垂直向度的階級對立愈尖銳，西美爾所期待的文化“滴落”及大眾時尚效應就愈難發生，因為大眾的接受條件和文化效應能力與階級垂直落差程度成反比關系，因而，一方面在垂直向度會不斷出現可持續性的驅動缺失，另一方面在大眾社會的水平向度上難以形成具有群體邊際效應的時尚社會普遍性。相反，這種驅動在上層小眾社會更具有廣泛覆蓋意義，而“達爾德猜想”所謂的“三個核心概念：發明、模仿、反模仿”28，在19世紀以前巨大垂直落差的社會境域里基本局限于上層小眾社會，這實際上也是凡勃倫將時尚與“有閑階級”命題密切勾連的合理性之所在29。因此，我們有必要超越西美爾理論，重新審視“身份追逐”的符號動力學關系，并在上層小眾社會內部尋找模仿與反模仿的時尚思潮過程，這或許是繼麥克格瑞肯對“滴落”理論進行修復之后的另一種修復路向30。

無論是水平向度還是垂直向度，甚至無論何種動力因素在時尚思潮中占據優先性，可以肯定的是，其所呈現的符號模仿抑或反模仿文化景觀，都集中體現為“身份追逐”的社會意義行動，體現為意識形態邊際抑或意識形態內部的價值主張，體現為以上層小眾社會為主要載體并且條件性延展至底層大眾社會的日常事態，體現為身份建構自我中心主義與符號模仿思潮化認同的矛盾統一，體現為社會結構的封閉性與價值取向的單一性。總之“，身份追逐”具有強烈的符號意識形態存在特征，以“身份追逐”為意義核心的時尚思潮表征著傳統時尚的社會行動本質，一切似乎都應統轄于現代性背景之中。

 

四

 

現代性建構進程在20世紀呈漸緩之勢，而歷史疊加意義的后現代性，則在人類生存過程中不斷顯示其廣泛性與深刻性�，F代性意欲堅守和拯救的“普適文化情懷”，連同其表現形態各異的意識形態親緣關系，都在后現代逃離普世化和疏離意識形態的游戲化放逐中，流露出無可奈何的精神憂傷。

無論后現代性究竟定位于事實態、描述態還是窺測態，它都已經以總體性人類集合心理暗示以及社會境域行為反應的后果，文化性地浸泡著我們所能體驗的幾乎所有社會實踐和生活細節。利奧塔說“：后設論的一整套合法化的設置體系已經時過境遷了，過去附麗其上的形而上學和學院制度，也明顯地相應發生了危機。過去的諸多敘事學說已然失效，其根本原因在于產生作用的原動力，如英雄圣賢、宏災巨難、偉大的探險、崇高的終極，全消失了。”31戴維·哈維說“：有趣的是反思哈桑提出的涉及大眾消費文化所散發出來之力量的風格上的轉變：調動時尚、流行藝術、電視、其他媒介形象的形式以及各種都市生活的方式，它們都已經成了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無論我們要應對的是什么概念，我們都不應該把后現代主義理解為某種自發的藝術潮流。”32鮑德里亞說“：消費是個神話。也就是說它是當代社會關于自身的一種言說，是我們社會進行自我表達的方式。”33他們都在指涉一個共同的生存轉型事實，那就是后現代性的非自覺社會生成。這是人類命運的又一次文化“被拋”。

這種文化“被拋”顯然會迅速反映在人們的時尚生活方式中，并且會在差異性轉折中迫使作為現代性建構重要維度之一的時尚思潮不經意間疊加進后現代性文化后果的意義轉向。就差異性和轉向向度本身而論，盡管伊哈布·哈桑那份著名的差異義項清單對時尚生活有所附帶34，鮑德里亞以一種符號社會學知識姿態不斷進入后現代轉向中的時尚問題35，約瑟夫·納托利甚至認為對后現代性范式或義項進行歸類或編序事實上不可能獲得某種確定性36，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既普遍表現出對時尚現象的凝視興趣，同時又缺乏這種凝視的專注以及作為專注后果的鏡像裸露，從而也就為進一步的問題預留出空間。基于此，當代知識界對時尚問題的關注，不經意間也就制約著后現代性生存境域與言說方式，以西美爾、凡勃倫、斯賓塞等一代知識精英為代表的時尚知識陳述，至此也就在當前知識譜系下成為嵌入性理論資源遺存或者某些必不可少的補充性敘事，而羅蘭·巴特、羅塞塔·布魯克斯或艾瑞克·倫納德深議諸如“時尚硬照”（fashion photography），敏銳地認為“為時尚能指進行攝像（亦即外表）從一開始就引申出分析中的方法問題”37。當人們站在后現代文化背景討論時尚現代性問題，往往體現為歷史知識敘事風格（諸如“與任何其他時期一樣，現代主義中的時尚，取決于社會規范、個體自我表現、技術良機以及時尚設計者的獨創”38），體現為非語境性一般陳述或總體觀照，而這顯然與后現代細節關注、隨機捕捉以及碎片拼貼的表達方式之間存在敘事路線的變異。

問題的復雜性也在于，時尚的后現代性變異或者說意義擴張事態，并非呈現為單一線性延伸軌跡，而是在疊加拓值基礎上出現意義紛亂和價值多元，從而也就給我們在后現代性背景下進行知識學維度的義項編序設置了幾乎無法跨越的操作障礙，因為后現代知識狀況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存在著強烈的主旨失靈和歸納無效，因為社會主體性、精神主體性或者個體所遵從的傳統理性尺度，在后現代時尚生活現場已經失去支配功能，失去韋伯式剛性存在訴求的那種“卡里斯瑪支配”39，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吉登斯柔性假設的“探討‘知識’一般比探討‘信念’更具啟發意義”40。時尚經驗越來越被“信念碎片”所左右，時尚知識及其所有這些知識或明或暗地指涉著傳統意識形態意義建構，皆非當下經驗所能驗證。瞬息萬變的現場物戀事態、自戀情緒在開放性消費空間的非理性混雜，使得我們很難以精準的知識目光，去捕捉和審視由現代性背景向后現代性背景延伸變異的意義線索。因此，我們當前所要迫切給予處置的，就是每一位具有事態涉身興趣甚至使命的知識操控者，努力做出社會意義拯救姿態，從而盡可能清晰地窺測出一些事態轉折的意義線索，而這也就意味著解讀世界和重建生存意義編序的自覺知識行動正在顯現其價值功能“，我們就立刻可以察覺，在那些對我們顯得是最最類同的事物之間，也存在著種種差別，而我們因此就可以把這些事物再行仔細分為新的門類”41。

在所有我們能窺測到的轉折性意義線索里，最為惹眼處就是“身份追逐”向“身體生產”的價值轉換，因為這種轉換就社會本體特定存在方式而言具有革命性置換強度，具有既定社會秩序紊亂后大眾社會價值崛起的符號隱喻功能。從蘇格拉底開始，“國家理性”（raison d’tat）就成為牽引人類精神向度的核心命題，從馬基雅維利主義到拉斯韋爾行為主義延伸至現代主義價值建構。在這數千年精神意識史上，個體的社會存在與文化顯形，始終與國家理性的具體設定不可分，甚至在宗教的變形國家理性狀態下依然如此。“既定秩序”作為政治利益的最終成果形式，為人的基本生活形態甚至具體符號形式設計出合法性限度，本來處于邊緣位置的時尚生活細節也因合法性限度的強制力量而趨于等級秩序的價值安排，并本能性地在這種安排里以崇拜心態仰視上流社會，甚至偷窺精英生活方式的各種符號狂歡。然而“，既定秩序”在后現代性建構初始就遭遇解構命運，這種解構在其早期甚至更顯示出非規則性符號騷亂及其騷亂深化蔓延的象征性文化革命，爾后才進入社會機體的方方面面和社會存在的本體深度42。

我們這里述及的時尚思潮恰恰就在這一事態進程中，充分體現出既定社會秩序紊亂后大眾社會價值崛起的符號隱喻功能，并且在對上流社會時尚符合優先性和絕對支配地位的背離乃至拋棄中，理直氣壯地建構起社會主體的尊嚴和文化主流。“現代主義中的時尚，立足于社會規范、個體自我表現、技術機遇以及時尚設計師的主動性”43，而在后現代則代之以“身體產品與身體符號”。盡管這種符號生活方式幾乎在文化返祖維度上與原始身體裝飾具有趨同的外部形態，而且又在身體符號意義本身殘留著現代性背景時尚方式，諸如“精英群體、年齡、職業以及社會階級身份”44，但凝視者及其凝視姿態已經大相徑庭，而作為凝視對象的身體符號已經自覺抑或不自覺地成為生產過程的產物，則更是與身體符號完全納入身份追逐的時尚符號社會配置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取向分異，所有非生產性身體符號的追逐殘留，在更加強大的身體生產現場里已然不過是一些細節性事態，因而也就意味著它們不可能阻礙甚至改變時尚思潮向身體生產大踏步推進的后現代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