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已經浸潤至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尤其體現在中國文人的氣質、精神、境界、抱負、行為、舉止上面。雖然經過時代風雨的吹打、政治歷史的折磨，卻一代一代頑強地傳襲下來，并在各種社會處境中得以突出的展現。在一定意義上，儒家精神境界已經成為中華文化之魂，其思想要素亦以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潛意識”。我們今天開始理直氣壯地提出要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那么就必然要解決正確分析、評價儒家文化在中華文化整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其實，盡管儒家文化有某種歷史的局限，但從整個中華文化的歷史進程來看，可以說儒家文化在約兩千年的中國歷史發展中，起到了最主要的“潛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使中華文明得以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讓中國歷史沒有中斷地延續之今。而在這種中華文化及中國社會持久而艱難的保存和延續中，中國知識分子忍辱負重、犧牲自我，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對己要求“修身養性”以達潔身自好，在外則強調“精忠報國”的政治責任和使命，為此而實現“舍小我”、“為大我”的價值理念和社會擔待，由此形成了中國“仁人志士”的使命、責任、義務，而且有著隨時準備為其精神理念和國家興盛付出“舍身成仁”之代價的氣魄。

儒家文化有著濃厚的現實關切情結，以“天下”大事為己任，從而使儒家本有的“敬天”這一超越精神落在實處、接上地氣。所謂儒教的這種“內在超越”如果沒有一種“超越自我”、“洞觀天地”的“天地境界”和博大情懷，則很難真正做到“內在超越”。因此，儒學文化的超越精神是內外打通的，在經歷復雜歷史變遷的現實社會中由中國知識分子以其精神、抱負、責任、使命及其身體力行而頑強展示出來。強調“內圣外王”的儒家精神一方面要求知識分子應有人格修養的功夫，這就使其注重內在的德性涵養和外在的琴棋書畫技能：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對政治忠誠的呼召則要求知識分子挺身而出，為國分憂，在治國安邦上有其作為。這樣就鑄就了以“士”為稱謂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及其人格特性。這種“士”乃以“天下”為己任，將堅持真理視為“替天行道”，以及“士為知己者死”的氣魄。由此，就有了中國知識分子“舍身成仁”、“精忠報國”這種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

 

在儒家對中國社會階層的理解中，中國社會之人是有其等級的，大致有“庸人、士、君子、賢、圣”這樣五等人，其中“士”有一種適中的定位，可以避免“庸人”之墮，守其“君子”之位，力爭“圣賢”之境。這基本上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因此，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讀懂其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乃至關重要．“士”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之具有一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積極有為的社會參與姿態；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其政治信仰和抱負；在“士”的踐行中會充滿政治熱情和激情，甚至可以舍棄一切，如孔子為“禮崩樂壞”而奔走呼號、不怕落得“喪家犬”的下場，屈原為國家破滅而投江殉國、因此浩氣永存。“士”的社會努力乃循序而為，注意其階段性和逐漸發展、提升，即有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先后秩序和循序漸進的步驟，亦有著“先天下憂而憂，后天下樂而樂”的境界。不過，在錯綜復雜的中國政治氛圍中，“士”在政治上作“忠良”時亦形成了其“中庸”、穩健、淡定的氣質，強調“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冷靜，而且因吸納佛道思想故此也能有“水窮云起”、“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自我解脫。“士”主張其內在功夫和外在功夫的有機結合，恰如孟子所言，只有“存其心，養其性”，才能“事天也”。以這種“事天”、達天下太平為政治追求，“士”對自身故有嚴格要求，不僅有著政治上的“克己復禮”，而且也在生活上追求“潔身自好”，注重修行養性。

 

這種中國知識分子在其政治傳統中舍“小我”、為“大我”的奉獻，進而體現為中國人的集體意識、團隊精神。這種政治理念與中國傳統的“家”、“國”觀念密切關聯，源自儒家傳統“克己復禮”的政治哲學和“忠貞孝悌”的道德哲學原則，由此形成在家孝順父母、為國忠于君王的“絕對命令”，并成為維系中華社會秩序的政治信仰。

中國知識分子在其傳統的政治關注上一方面有著其“中國”觀和“天下”（世界）觀，為此旨在推行一種社會“大同”的信念；另一方面則有其社會秩序觀，為力挽“禮崩樂壞”的頹局而要“克己復禮”，旨在恢復禮儀之邦的“仁政”。為了這種使命，儒家文化“修、齊、治、平”的責任觀遂得以凸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士”則是這一責任及使命的主要擔待者，旨在“替天行道”、達天下太平。

 

“中國”與“天下”觀念是發展變化的，這反映出古代中國人對其國家與世界的自我認識之擴展。《孟子·藤文公章句上》記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此處“中國”乃指堯舜居住之地，而“天下”則為今日“中國”之意。由此，“中國”具有中土、中間、中央的寓意，因而亦作“京城”、“國都”之稱。  《詩經，大雅，民勞》之“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論衡，刺孟》之“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等皆“京師”、“京城”之意。由于古代華夏族的核心地位，其所居中原地區及在此建立的政權亦有“中國”之稱。如《戰國策·秦策三》載，“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史記·孝武本紀》稱“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與“中國”的表達相對應，“天下”、“四海”則有現代意義上的“中國”蘊涵，因為當時的世界觀很難超出這一視域之外。前面所論及的“天下”和《書經·大禹謨》中“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所言之“天下”及“四海”，才是遠古真正的“中國觀”。故此方有《論語·顏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以及《史記·高祖本紀》“且夫天子以天下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之言。中國古代的政治信仰提倡一種“天下為公”的理念，視此為“大道”通行的標準。在此的“家”、“國”觀念亦極為鮮明，“家”為“小我”之“私”，而“國”方乃“大我”之“公”，形成中國自古至今一脈相承的強烈且獨特的“集體”意識。

這里，只有“天下為公”才可實現社會“大同”，這種向往、追求“大同”的政治信仰也是要超越現實狀況的努力，其政治理想的實現乃朝向未來，盡管人類在此可能會以“懷舊”的方式來表達，如相信遠古社會曾有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黃金時代”，而現在卻已失去，故而應努力將之恢復等，其實質卻仍然為一種“未來”觀。未來理想社會是對于現今社會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某種對現實的不滿、失望和否定。不過，中國政治理念也是中庸、溫和、不走極端的，因此并不會放棄對其現實處境的改進、提高。如作為“大同”思想之源的《禮記，禮運》如此對比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小康”基于“家”，而“大同”則為“公”，乃“天下”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大同”社會的政治信仰對中國歷代統治者和知識精英都深有影響，尤其在近現代中國變革時期屢被人提及，如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思想等，都是這種探究的明證。當形成以漢文化為主、涵括各少數民族文化的華夏文化之后，古代中國的概念就擴大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而天下則有了世界之蘊涵。

中國古代王權政治主張一種“禮”、“樂”文化，強調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中國要維系一種“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社會等級秩序。這種觀念是中國社會“忠”、“孝”思想的根基，“孝”為中國社會家庭關系之綱，故此而有今天中國的“孝文化”傳統；“忠”則是中國社會政治關系之綱，由此而有中國“忠君”、“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其中“孝道”乃“盡忠”的邏輯前提和認知基礎，只有在家打好盡孝的基礎，才會自覺實現對“國家”、“君王”的“忠誠”，二者所持守的基本原則即乃“誠信”原則。中國古代“家”與“國”的觀念有著密切聯系，因此才會“國家”合稱。對于個人而言，“家”乃其“小家”，“國”則為其“大家”，所以形成了舍“小家”為“大家”的社會秩序，從“保家衛國”可以到“舍家為國”，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當“忠”、“孝”不能兩全時，也理應舍“孝”守“忠”。儒家傳統的“家”“國”觀念，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社會踐行時的重要參照和“絕對命令”。

 

不過，中國古代封建君王也容易以“國”為“家”，在“朕即國家”的觀念中或是以愛護家庭那樣來“治”國，但多為“據國為家”那樣腐化“敗”國；而當對“國”的忠誠轉為對君王個人的忠心之后，這種“忠”也可能會異化為“愚忠”。對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情則非常糾結、復雜，其行動的步伐也會舉步維艱、十分為難。一旦社會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國家就會陷入動亂之中，政權亦有可能發生更迭。在這種社會秩序的維系中，大致有“禮”、“仁”兩維，其中“禮”乃客觀性的，針對社會，即人們比須遵循的社會規范，所以要用“法”來保障；而“仁”則是主觀性的，針對個人，基于人的教育訓練和道德修養。基于中國社會高于個人、集體重于私己的原則，“仁愛”、“仁政”必須為社會秩序之“禮”服務，所以才有“克己復禮為仁”之說。這也成為中國人政治文化的重要原則，并使中國人具有超強的自我克制能力。這種特性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得以保留和延續，也成為我們今天重新認識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參考系數。要了解中國現實文化及社會精英的秉性，深入探究儒學文化及其鑄就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當下或許也就有著極為獨特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