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在中國20世紀初曾經引起廣泛的爭議，那時我國社會正引入西方“新學”。目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們又開始將“西學”和“國學”聯系起來，并以“國學”來稱呼“優秀傳統文化”，開始更多地思考它在現代社會中的精神價值和文化活力。我想在以下兩方面闡述“國學在現代管理中的意義”。

一、“國學”是“中國特色”的“實用之學”

西方哲學的特點在于強調“智慧”，即尋求客觀的真理，而中國的“國學”則是以儒家為主流的“圣賢之學”，強調的是“倫理”，即“求善的智慧”。德國近代哲人黑格爾批評中國儒家思想，認為孔子的思想中沒有哲學，只是些倫理格言。我想，如果當代西方社會也能從“求善”的中國倫理思想中，借鑒“善的智慧”以彌補其“求真的智慧”所導致的倫理缺失，那我們或許還應該感謝黑格爾對中國文化的苛評。

中國“國學”的特點是“經世致用”、“安身立命”和“內圣外王之道”；它與西方文明不大相同。學者們傾向于把中國的“國學”特點概括為“超越而內在”，即“超越的天理”可以有機地融合在世俗的個人“心里”。而西方精神傳統則被稱為“超越而外在”，即超越的“上帝”不能變現為世俗的個人，只能通過“先知”來“啟示”上帝的精神。相比之下，中國人的“國學”更世俗，更貼近個體生命，更簡單明了地“表現”在日常生活中。這也就是為什么“經商活動”在西方人看來是“實物之間按照價值規則的交易行為”，而在中國人看來，這種實物交易也表達著無限的生命，因而稱之為“生意”或“做生意”。

可見，中國“國學”關注的是現實生活中的生命實踐及其蘊含的崇高人文價值理想，而不是西學假定由天堂的上帝或外在的客觀規律來塑造生命。與西學起始于猶太人的宗教和希臘人的哲學不同，中國人的“國學”學術思想傳統有明顯的“實學”特征。作為“國學”正宗主流的儒家學說，也正是其開創者孔子的教學實踐的總結，即關于現實政治、社會生活、個人修養的學問。

二、國學對于現代管理的啟示

我認為，實用的國學，特別是其中的儒家思想，對現代管理至少有以下四點啟示：

第一，儒家政治倫理是貫通性的，這就為管理學擴展了宏大視野。管理體現在一個機構、國家或者企業中的最大效益是什么？顯然不是銀行結算出的金額，而是社會的總體“信譽”，這才是它們可持續開發、利用和增效的“財產”。這樣的“財產”蘊含著豐富的倫理價值。用孔子的話講是社會最終的“信”，即最大的“誠信”資產。政治的基本原則就是“取信于民”，對于社會民眾來說，政治的最大財產就是儲藏在他們心中的“信賴”。一個國家講政治倫理，一國可治；一個企業遵循倫理原則，它也可以期待在市場中蓬勃發展；一個人講“誠信”，則可成就為一個“正人君子”。儒家的人生倫理的原則，擴展到家庭、企業、社會、國家和世界的意義都是統一的。在中國現代執政黨管理國家的層面，儒家“仁愛”、“民本”和“誠信”的政治倫理仍然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儒家基于人性美好的信念，可以推動管理原則“由硬向軟”轉變。傳統西方管理學建立在“人性之惡”的假設前提下，因而重視“硬”的制度和規則。與此不太一樣，中國式的傳統管理可能更重視人情、倫理等“軟”的因素。西方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說：“正因為管理的對象，是為著一個共同目標而工作的人的群體，所以它永遠以人性為課題，永遠探究善與惡。”這就是說，企業內部的管理與政府管理企業和社會是一樣的，都在追求在管理對象中間建立求善、求和諧的政治和社會倫理，這也是對于人性尊嚴的應有尊重。這種尊重人性、尊重市場的管理原則推動著當代社會治理從管理向服務轉向。孟子將此政治倫理與社會倫理結合起來，概括為“以德服人”，從個人交友、企業運轉、政府管理以至于國際關系，都可以從儒家的政治倫理中得到多元的啟示。

第三，儒家倫理體系蘊含著終極價值觀的引領作用，可以提升管理的價值深度。用《左傳》中的術語講就是“三不朽”。所謂“三不朽”就是比較道德優勢，一如經濟學講的“比較優勢是最美的理論”，不過前者強調的是倫理，后者強調的是效率。照儒家的傳統講，“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儒家所推崇的政治倫理，“立功”是法家比較看重的“效率”，而“立言”應該是指“言行”一類的制度規范。這其中，“不朽”的道德發揮的作用在歷史的評價上是最高的。

第四，以儒家為核心的“國學”隱含一種獨立自主的批判精神，這對于管理主體的自主性開發很有啟發意義。孔子面對周代定型的“禮樂制度”并不盲目信從，而是根據現實社會的情況作出獨立的判斷，“損益周禮”，創新出“仁義”倫理學說，表現了一種獨立自主的道義力量。這些都是儒家獨立自主人格價值的體現。在孔孟真精神鼓勵下的“國學”精髓與現代社會中的變革創新精神相比，真是毫不遜色，而且還表達得那樣有個性、超前，貼近中國民眾的生命本色。現代管理中強調管理者的自主與自信，從儒學中可以得到積極借鑒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