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家族”主題的作品數不勝數，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家》、陳忠實的《白鹿原》等多次搬上了熒屏和話劇舞臺，被人們所關注。隨著歷史社會的發展，“家族”也悄然發生著變化，伴隨“家族”的是家庭倫理，是父子、夫婦、兄弟的關系。本期講壇趙園先生圍繞家族與倫理的主題，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相關問題進行思考，探討了家族與當代中國的關系。

　　在學術工作臨近結束之際，我已經可以說，自己的研究有連續性，有貫穿的線索，比如關于“知識人”，再如關于“人倫”。這些都是我始終關注的話題，無論處理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還是明清之際的思想文化。基于對自己能力、知識準備的認識，我有意識地限定自己的考察范圍。不斷挑戰自己的極限，卻一定會在確認的極限處停下來。

　　人倫，構成了我們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在拙作《家人父子》問世后，我仍然在這一方向上積累，比如關于革命戰爭時期的家人父子，當代史、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家人父子。這屬于那種不能窮盡的題目。你可以在這一方向上一直做下去。當然，我自己精力已衰，即使仍在積累，也不一定——或者一定不———做下去了。一定會有年輕學人致力于這一方向，繼續掘進，而且比我做得深入。

　　說“貫穿”，當然是由我1970-80年代之交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起始。在我的第一本所謂的“專著”《艱難的選擇》中，就有如下題目：《現代小說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與知識分子的幾個精神側面》、《中國現代小說中的“高覺新型”》、《“五四”時期小說中的婚姻愛情問題》等。1990年代初進入明清之際，又討論了那一時期士大夫的處君臣（《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下編第五章），處兄弟、朋友（《易堂尋蹤》、《亂世友道》），處師弟子（《劉門師弟子》、《續編》上編第四章《師道與師門》），直至《家人父子》討論父子、夫婦這古人所說“五倫”中屬于家庭倫理的最重要的兩倫。這種持續自然因為作為人文學者，我的對象世界首先是人與其世界；而人倫中有更具體、感性，更與個體經驗緊密相連的“人的世界”。

　　關于宗族

　　宗族史應當是史學的一個分支。考慮到“宗族”一詞曾經有過的敏感性，這一學科的興起是在“文革”后，賴有“改革開放”提供的條件。

　　幾十年間，中國的宗族史專家在這一方向上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對家庭倫理的考察，也受到他們相關著述的啟發。馮爾康在《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中說，“家族是古代社會的基礎，實系國家的縮影，原來是家國一體，后來分離，家族仍然起著基礎性社會單元的作用；家族文化是中國傳統思想的主體———儒家思想的集中體現，或曰核心部分。”臺灣學者杜正勝在《中國式家庭與社會》的《導言》中有如下表述：“關于社會結構，我們認為家庭家族和鄰里鄉黨是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兩環，前者屬于血緣的聯系，后者屬于地緣。但血緣和地緣在中國基層社會中又有某種程度的覆合”、“由家而族，由族而鄉黨，有時是血緣一脈貫注的。”關于“家庭/家族”，杜正勝的界定是：“凡同居或共財的稱為‘家庭’，五服之內的成員稱為‘家族’，五服以外的共祖族人成為‘宗族’。”（語見收入同書的杜氏所撰《編戶齊民》）

　　1960年代，宗族問題的復雜性曾被遮蔽。即如雖家族間不平等，家族內部卻有可能族眾平等。“在家族內部，輩分平等、嫡庶相同的男性成員，在名義上是平等的，是同一個祖先的子孫，在祠堂里有同等發言權，決定族中共同問題時，有同等表決權”（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當然，對此不宜想象過度。族內“平等”與否，因家族而異，不便作一概之論。

　　宗族組織在傳統社會確有過正面的功能。即如以族田、義莊賑濟貧弱，以義學使族內貧寒子弟受到教育，另如平世守望相助，動蕩時世則捍衛鄉邦。宗族組織，有社會責任心的士大夫，還從事過其他民間的慈善活動，養濟老、殘，收養棄嬰，修橋鋪路，戰爭或災荒中掩埋尸骨（掩骼），等等。凡此，都在實際上成為了國家行政力量的重要補充。

　　上個世紀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來，學界對宗族的認知發生重要變動。有學人批評以往的宗族研究“不重視宗族本身的結構和意義，只重視宗族的階級屬性和外在功能，對宗族內部關系和宗族社會功能的批判，過于意識形態化，未給予必要的同情式理解”（錢航《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引言》）。宗族史研究也“一改強調宗族政治功能的研究狀況，關注宗族的社會功能，探討宗族與經濟的關系，視角也從宗族公產的階級性定位移至族內經濟互助作用方面”（馮爾康等《中國宗族史》）。但在我看來，由階級斗爭式地打擊“宗族勢力”，到為了修復鄉村倫理而不加分析地征用傳統資源，這種兩極間的擺蕩，并不利于新農村的建設。

　　宗族史專家告訴我們，“漢語‘大家庭’也可作‘家族’解，但在多數情況下，漢語‘家族’是指由一個以上的‘小家庭’（甚至包括各種后現代家庭形式）構成之聚集體……”、“家庭與家族在構成原則及其類型上是可以加以區別的。”（錢杭《宗族的世系學研究》）中國讀者熟悉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寫的就是“大家庭”或曰“家族”。《激流》三部曲與路翎的《財主的兒女們》，無論規模還是與時代的關系，都稱得上那一時代的“大河文學”。當代文學類似題材的作品，規模與格局未見得過之，只不過藝術上更求精進罷了。

　　宗族史專家認為由專業的角度，“家族”一詞的學術性低于“宗族”（錢杭《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而我正取“家族”的模糊、非嚴格學術性。我畢竟沒有宗族研究的專業訓練。不難發現，文學作者通常也更傾向于使用“家族”而非“宗族”，或許也因后者界定嚴格，是較之“家族”的大詞，而“家族”更與作品內容“體量”相稱。

　　中國的“宗族”“家族”，一向被認為傳統文化的淵藪，尤其漢族聚居區，又尤其農村。“家族”（“大家庭”）是天然的文學題材，無論中外。即如一度熱播的英劇《唐頓莊園》。以大家庭結構作品，有可能達到歷史的縱深，也便于鋪陳復雜的人際關系，經由人物伸展觸角，編織社會的“縮圖”、模型。“家族”的確也是窺看近代以來中國歷史演變的極佳窗口。一個世紀的家族史，其間極富戲劇性的變動，大有產生鴻篇巨制的可能。

　　宗族史考察宗族的結構，宗族組織的功能，小說則必須面對具體家庭的日常生活，“家人父子”的日常相對，柴米油鹽、雞零狗碎；即使“歷史小說”，也必得將文獻還原為曾經的人的生活。沈從文以水面水下作比喻。人倫，或許是“歷史長河”中變化緩慢的部分。家族、宗族既在水面上也在水下，深水區，甚至水底，水中的沉積物，地質構造中的沉積層。寫發生在水下、深水、水底的故事，小說獨擅勝場，不可取代。1980年代至今小說中的家族，尤其小說中鄉村的家族，在我看來，足以補社會學研究之缺而有余。由我的專業背景看，近年來家族小說的興盛，像是對五四新文學的隔代回應，作者的情懷卻大有不同。無論由家族展開當代史敘述，還是追懷一種消逝中的文化，“家族”都不再是僅僅具有負面意義的符號。我注意到近年來又有修族譜、家譜的風氣。修譜無疑有利于存史，尤其存地方文獻，卻有必要避免“攀附”的陋習。鄉約、村規之類，也應當排除不適應新的社會規范的內容。

　　宗族史作為學科，近幾十年顯然經歷了起伏。你不難感到相關的知識領域與現實之間的緊張。盡管佩服宗族史的研究著作，對史學、社會學的工作方式，我仍然會心存疑慮。即如“田野調查”“抽樣分析”。對于宗族的價值重估，意義的重新厘定，未見得也不會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袪蔽而又有新的遮蔽。

　　回頭看我自己寫于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地之子》，有“農民文化”之目，對“宗族”卻全無涉及———也緣于視野中的盲點。“農村題材”的小說，由上個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學、40年代的根據地文學，到五六十年代寫土改、合作化的小說，到1980年代后的《古船》、《白鹿原》、賈平凹、閻連科、劉慶邦、李佩甫等等，清理其間演變的軌跡，有足夠大的挑戰性。對同一時段的不同敘述，不能僅僅以作者是否在“現場”解釋（順便說一句，“現場”的說法近些年來被濫用了）。邊界相對固定的“現代文學”，面對持續延伸中的“當代文學”，是現代文學的現實處境，不能不面對。直面歷史，正視現當代文學的不同敘事，是否也可以歸為現代文學研究者有必要遵循的工作倫理？

　　家族倫理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五章的標題為“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這是一個被普遍認可的著名論斷。古代中國有所謂的“五倫”。五倫，囊括了被古代中國人認為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家庭倫理，五倫有其三，即父子、夫婦、兄弟。古人所謂的“人倫日用”，是不限于古代、也不限于中國的社會生活的“基本面”。我們曾經對如下經典論斷耳熟能詳，即人的本質是其社會關系的總和。父子、夫婦、兄弟系于血緣（所謂“血親”），較之君臣，也較之朋友、師弟子（師弟子不在五倫之內，卻是士大夫重要的社會關系），作為關系被認為更“天然”。只有經由上述“關系”，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打開。

　　《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這種傳統觀念已不便全盤接受，但影響猶在。男主外、女主內，早已被摒棄。但家國關系，誰又能說沒有道理？

　　近年來有一種將傳統文化詩意化的傾向。對此我大有保留。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沖擊的傳統社會、傳統文化的黑暗面，絕非虛構。新文學中家族的壓抑性，是那一代知識人切身體驗到的。巴金確有一位高覺新式的兄長，只是不叫高覺新而已。對于學術研究，我不大能欣賞輕言“顛覆”，不大能欣賞以“立異”為動機的“研究”。呈現差異以豐富對歷史生活的了解，永遠必要。那不是簡單徑直的“顛覆”所能達到的。有人試圖否認古代中國的男女不平等；認為即使有對于女性的壓抑，也沒有如是之甚。以中國之大，歷史之悠久，找到任何個例，或定向搜集任何一組材料以支持一種判斷，都不困難。但仍然有“基本判斷”，不那么容易推翻。

　　我們的古人盡管沒有近代意義上的“隱私”觀念，卻有無處不在的內外區隔。家庭空間中，夫婦所處的“內室”，是他人不宜隨意進入的。流傳至今的士大夫文集，涉及私密的方面，表述通常節制謹慎。女性的處境，往往只能由悼念亡婦的文字約略窺見一二。但也有較為直接的描述，即如我在《家人父子》中引用的葉紹袁的文字。另如冒襄文集中涉及其家庭關系的篇章。冒襄寫其父（母）子兄弟，有撕心裂肺之痛。你能想象《影梅庵憶語》作者、似乎一味浪漫、過著神仙生活的大名士冒辟疆，竟有這樣的人倫缺陷？人倫之殤不止在古人的生活中。稍稍留意一下當下電視臺的法制類節目，為了爭產而兄弟反目，祖孫成仇，家人父子對簿公堂———與古人何嘗相遠？

　　近年來倫理劇流行。《中國式離婚》外，還有《中國式關系》，題目越做越大。這里的“中國式”是有待解釋的，有待追本溯源。如果這樣做了，就是另一種“尋根”。較之1985年幾位作家發起的“尋根”，這個“根”或許更有根源性。你的確不難發現雖已進入了21世紀，隨處仍然上演著古老的倫理故事的現代版。由社會的某些面相看，中國還相當古老。王安憶寫過一篇《大劉莊》。那個莊子離我們并不遙遠。

 

至于我自己在學術研究中處理的，只是某個具體時段、特定人群與家族與父子、夫婦、兄弟有關的經驗。比如現代史上的知識人，再如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對于我的論述，不但宗族史，而且婚姻史、婦女史，都屬于相關論域。相關論域甚至不限于此，問題是你有怎樣的視野與知識準備。

　　1990年代后國內的宗族史著作，挑戰已成“常識”的見解，由我所屬專業看來，有對話中國現代文學的潛在語義。即如在如下方面，關于大家族/小家庭。宗族史專家認為，即使古代中國，“大家庭在全國總戶數中的比例并不大”，“全國絕大多數的家庭仍是數口之家的個體小家庭，而不是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所謂的“核心家庭”（父、子）、“主干家庭”（祖、父、己），自古至今，并沒有大的變動。“共祖家庭”，由明清到近代已然稀有。“累世同居”，即使在古代也屬特例，雖受到帝王的表彰卻難以推廣。其間的道理，僅憑我們的個人經驗不能知曉。我們卻有可能受到文學藝術的誘導，關于古代社會另有想象。這里有文學影響于歷史認知的例子。五四新文學中的大家庭、大家族，與作者的個人經驗有關，卻被作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宗法制”的形象教材。

　　魯迅1919年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我們現代怎樣做父親》。我的興趣，在具體地了解我們的古人怎樣做父親，怎樣做兒子，以及怎樣處夫婦、兄弟。僅據《周禮》自然是遠遠不夠的。區分倫理觀念與倫理實踐，一個具體知識人的言說與踐履，即使沒有怎樣的方法論的意義，也可以是有關考察的基本路徑。“體貼人情”是一種能力，尤其應當為文學研究者所具備。人倫即檢驗此種能力的對象。設身處地，由己及人，即不難有“同理心”。“體貼”，才能由文字（或許只是極有限的文字）間讀出人情，讀出人的世界。

　　關于知識人參與的鄉村治理

　　我的學術研究，始終圍繞知識人進行，中國現代史上的知識人，明清之際的知識人。在這篇講稿所設的方向上，也就尤為關注知識人在宗族組織中扮演的角色。

　　關于鄉紳的鄉村治理，宋代藍田呂氏（呂大防、呂大臨）的鄉約，長期以來被作為范本。在此之后尚有王陽明的《南贛鄉約》。明代著名的王學知識人中，王艮、劉宗周也曾推行鄉約。士大夫的鄉村治理，具體包括了整頓宗族，設族長、立宗祠、擬鄉約、撰族譜、置祭田、義田等等，旨在睦族、善俗、濟貧，達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標。顧炎武認為收族之法可補“王政”之未及，使“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說經》）。這也屬于士大夫世代相承的理想。此外，作為“地方自治”的一部分，鄉村的“自組織”，通常由士大夫倡首，任組織之責。

　　崇禎年間明亡前夕東南大儒劉宗周的整頓宗族，就包括了輯《宗約》，置祭產、義田，建社倉，族修譜，可以歸為臺灣學者王汎森所說的士大夫的“下層經世”（即王朝政治外的政治實踐）。劉宗周以上述行動回應動蕩時世，試圖收拾人心。劉氏當其時領袖人倫，他的活動無疑有示范作用。

　　至于士大夫“收族”中的流弊與時間中的變質，僅據經驗也不難想見。明代士人、文人因居鄉豪橫而招致物議的，就頗有其人。明代萬歷年間的“董氏之變”，就由董其昌家族激成。明末風起云涌的民變、奴變，固然屬于“官逼民反”，造反農民（尤其佃、仆）的當面之敵，往往就是欺壓他們的豪紳。在這種時候，劉宗周、張履祥這樣的知識精英不足以轉移風氣。士大夫本來就良莠不齊。鄉紳所起的作用也人各不同。從來有橫行鄉里、縱容豪奴惡仆魚肉百姓的鄉紳，有強宗巨族交結官府、欺壓百姓，也有如劉宗周及其門下士的主張善待佃仆，祁彪佳、冒襄的從事賑濟，施藥施粥，災荒年景活人無數。現代史上不是也有投身抗日戰爭的鄉紳，參加邊區政權的“開明士紳”？一些士大夫超越自身利益、“民胞物與”的情懷不是虛構，“階級”、“階級利益”同樣不是虛構。在這里應當避免的，毋寧說是一概之論。

　　無論對于古代中國的宗族還是鄉紳，都應持分析的態度。我不認為古代傳統的宗族文化可以直接用來作為正俗的藥方。修復遭到破壞的社會倫理而征用傳統資源，務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現代中國，公序良俗的建立，仍然有賴于現代的民主與法制。

　　家族與當代中國

　　鄉村社會家庭、家族關系最劇烈的變動，發生在1949年之后。在我看來，無論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鄉村改造還是政治運動，對于古老宗族的沖擊，力度均不能及近三四十年的農民進城、鄉村的城鎮化。農民進城、鄉村的城鎮化，正在重塑中國鄉村以至城鄉關系。中國的農村社會正在經歷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無論家庭家族、鄰里鄉黨，普遍倫理狀況與倫理意識的改變都像是不可逆轉。這種變化勢必影響深遠，是20世紀、21世紀之交發生在中國社會深層的最深刻變化之一，其意義值得高度關注。由此看上去，五四“反傳統”的實際影響，實在是被大大地高估了。

　　一項研究的“問題意識”，可以是“壓在紙背”的，不一定明確標出。但有此意識與無此意識是不同的。應當承認，考察倫理問題，即使以明清之際士人的文字為材料，我的問題意識也仍然更與當代中國正在發生著的倫理變動有關。

　　我曾請當代文學評論家開過與“家族”有關的文學作品書單：陳忠實的《白鹿原》、張煒的《家族》、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劉醒龍的《圣天門口》，還有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過了這些年，上述書單想必需要重擬。我自己已經沒有精力從事這項研究，書單或許可供年輕的研究者參考。寫家族的小說，未必能稱“家族小說”，但小說中的家族是個好的研究題目，相信仍然有一些面向未被打開。研究文學中的家族，或可參考杜正勝的《傳統家族試論》（收入黃寬重、劉增貴主編《家族與社會》）、錢杭的《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我自己并不因讀了幾本宗族史方面的論著，就自以為補了知識方面的缺，卻滿懷了正是知識方面的好奇心。《讀書》雜志多年前曾經設過一個欄目，“文本內外”，卻因稿源缺乏而無以為繼。希望年輕學人能關注“家族文學”文本外的廣闊世界，文學研究寬廣無邊的“相關論域”。我自己卻只能止于感嘆，并沒有打通“內外”的計劃。期待我的年輕同行重訪五四新文化運動，重訪1930-70年代文學，或許能有新的發現。

　　2015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小書《家人父子》，或許是我“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這不是說，我將從此由這一時段抽身。事實是，無論中國現當代文學還是明清之際的思想文化，都已成為我的人生的一部分，不再能剝離。我仍然會時時反顧，只不過較為系統、學術的考察，就此結束。

　　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已有100年。無論對于新文化運動，還是對于這一運動所沖擊的傳統文化，都是重新研究和評估的時機。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建設新文化、推進文明進步的條件。這也是考察從古至今的家族倫理的意義所在。                                                                      （責任編輯   王小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