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門下弟子號稱三千人，其實，這三千人當中，絕大部分是幾年也見不到孔子本人一面的外圍人員，慕孔子之名當個記名弟子，好比是當今社會上常見的“追星族”一群。真正有造詣、可以登堂入室，“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已。在這些數得上的大弟子中，讓人感到最為親切、最為可愛的是名列“政事”之科、孔武有力的子路。 　　子路能當上孔門大弟子，并深得孔子信任，自然有其獨到可取的長處。子路的長處就在于他具備干練的辦事能力，尤其是軍事管理方面的專長。孔子曾說：“由（仲由，即子路）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又說：“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可見，盡管孔子有時對子路有所不滿，認為子路魯莽沖動，動不動要敲打敲打這個老頑童式弟子，來樹立自己的“師道尊嚴”，但對子路的從政才干還是頗為欣賞，充分肯定的。 　　子路對于自己的老師孔夫子尊重而不迷信。在孔門諸多弟子之中，敢于對孔子所作所為直言不諱，表示不同意見甚至尖銳批評質疑的，唯有子路一人而已。孔子想當官想得昏了頭，不顧自己身份去和那位口碑不怎么樣的南子夫人套近乎，子路不滿之色溢于言表，逼得孔子連連向天發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公山弗擾、佛肸等人搞叛亂，想借重孔子的名望造聲勢，提人氣，遂一遍又一遍征召孔子前去幫忙，整天希望“為東周”“治國平天下”的孔子心動了，準備應召。子路聽到風聲后，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孔子經常掛在嘴邊的禮義大防之道責備孔子，逼得孔子連聲替自己洗刷和辯白，最終也不敢去與“亂臣賊子”為伍。孔子津津樂道什么“必也正名乎”一套東西，子路聽得耳朵起了老繭，大不耐煩，認為這簡直是“迂遠而闊于事情”，直截了當地批評孔子不合時宜：“有是哉，子之過也！奚其正？”弄得孔子顏面上十分難堪，下不了臺，急火攻心，就氣急敗壞地斥責子路：“野哉！由也。”與那位一天到晚對孔子唯唯諾諾、畢恭畢敬的“優秀”弟子顏淵相比，子路實在有點“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味道。 　　從表面上看，子路鋒芒畢露，快人快語，不大給孔子面子，老是讓導師處于尷尬的地步，似乎不夠尊重所謂的“師道”。但實際上，子路把老師看作人而不是神，乃是對老師真正的尊重，是真情實感的天然流露，沒有半點的虛偽矯飾，從而在真正意義上踐行了孔子的道德原則：“當仁不讓于師”。相反，像顏淵那樣對老師亦步亦趨，并不是真正的從師之道，起不到任何教學相長的作用，這一點連孔子自己都承認：“回（顏回，即顏淵）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可見孔子其實頭腦很清醒。但是人性的弱點，決定了孔子跟常人一樣喜歡人家順從自己，所以明明知道顏淵除了聽話和死讀書之外，別無所長，孔子還是最喜歡他，把他當自己的親兒子看待。 　　子路的質樸天真，還表現為勇于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真正看法，從不虛與委蛇，欲說還休。有件事典型地反映了子路這一性格特點：他委派子羔去做費邑這個地方的行政長官，孔子認為這一任命不明智，說重了，簡直是誤人子弟，“賊夫人之子”。子路卻覺得老師的批評沒有道理，沒有調查便沒有發言權，雖說是老師也不應該有例外。于是他不客氣地向孔子表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孔子聽了自然很不高興，指責子路是強詞奪理、逞舌狡辯。這件事本身的對錯我們姑且不論，但子路能夠光明磊落說出自己的意見，就是其為人正直、言行一致的形象寫照，那種“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圓滑之態在他的身上找不到半點影子。這樣的品德實在是難能可貴。 　　許慎《說文解字》云：“儒者，柔也。”令人遺憾的是，子路的本色精神在后世儒者的身上并沒有繼承下來，更遑論發揚光大了。歷史上的很多儒者不是巧言令色、道貌岸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就是拘泥教條、迂闊無能、尸位素餐、唯唯諾諾的酸夫子，使得儒家學說的生機遭到嚴重的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