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形象，也是中國傳統精神價值的集中體現。如果說在西洋的傳統中，紳士或者說貴族是其文化形象的代表，那在中國的傳統中，這個代表非君子莫屬。作為中華民族的集體形象，君子是先人在各個歷史時期共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中華兒女獨特的集體創造。因此，君子文化是民族倫理的基本要素和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是幾千年來推動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正能量、主旋律。

　　在君子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孔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君子文化，孔子的意義可以用三個詞來概括：轉折性的、根本性的和特殊性的。

　　轉折性，是從孔子對于君子內涵的改變角度來說的。君子這個概念并非孔子發明的，而大體上是在社會身份和地位意義上使用的。當君子的概念作為一個社會身份來使用時，它首先強調的是這個個體是一個貴族的地位，指的是那些具有崇高地位的士大夫形象。對于士大夫、貴族，中國古代對于他們的行為有著嚴格的規范，要求“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從這個角度來看，君子是以對禮的堅持和遵從來表達其身份意識的，進而確立出了獨特的階層形象，正所謂“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蒞眾”。

　　將身份君子轉變為道德君子，是孔子對于君子文化的轉折性意義所在。在孔子這里，作為身份意識的君子還是存在的，但最為重要的是，君子具有了道德的意義。對孔子來說，君子重要的不是社會身份，而是能否自覺承擔道義。

　　儒家思想是以仁義為根本的精神價值，道德成為儒家的重要符號。而這恰恰是孔子所確立的，由此拉開了“君子儒”與“小人儒”的差異。由君子來承擔道德的責任，是孔子對于君子形象最為根本性的改造，由此亦奠定了傳統中國社會的基調。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么是君子必須承擔道德責任？換言之，孔子為什么要將道德的責任放在君子身上？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認為是孔子思維方式最大的成功，或者說是最大的特點。在孔子之前，君子就是有身份和社會地位的人。既然有社會地位，那就應當承擔社會責任。這從今天的社會倫理角度出發是可以很好理解的，即權利和義務的對等。其實，儒家的倫理原則也非常強調對等。儒家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角度來討論道德的，既然是關系，那自然是雙向的、對等的。當然，由于種種原因，這個原則在后來很多人對儒家道德的討論中被忽視了。

　　對孔子來說，君子的社會責任被具體化為道德（仁）和禮儀法度（禮）。對于禮的堅守，是作為社會身份的君子本身就具備的；而對于德的堅持，則是君子新獲得的使命與責任。由此，我們在《論語》中所看到的君子，既有身份的君子，也有道德的君子。但道德的君子，才是孔子所重視的，也是儒學的意義所在。

　　當孔子把道德的責任置于君子之上時，就清楚表達出了儒家道德理想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兩個層面：

　　在道德實現方式上，孔子或者說儒家并不是沒有任何區別地要求所有人都以道德作為自己行為的基本要求，而是強調君子必須承擔道義。孔子就很清楚地指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樣一來，君子的主導、教化的意義就非常明顯了。“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小人是需要被教化的，而君子是這種教化得以可能的關鍵。由此，在儒家這里，對于道德的實現，形成了一個框架設計：君子擔當，小人效法，進而實現道德的良性發展。

　　從道德境界上來說，儒家追求的是圣人，那是最高的理想。但是，孔子為什么要更多強調君子？因為君子雖然不是最高的道德形象，卻是一個以道德為己任的現實中人。這種現實中人對于儒家道德的實現具有關鍵的、特殊的意義，那就是道德的理想不是不可以實現，相反它是現實可行的，就在君子這個現實的個體身上體現出來。因此，在儒家這里，圣人是完滿的道德形象，而君子是現實的道德形象。當道德的理想在君子身上實現的時候，孔子想告訴世人儒家思想并不是空中樓閣，而是現實有效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孔子對于君子的道德內涵的確立，具有極為明顯的現實指向意義。

　　所以，君子形象經由孔子的重新塑造，獲得了轉折性的、根本性的、特殊性的意義。在這一過程中，孔子以非常現實的方式將道德理想實現放置于君子身上。由此，使得這個形象得以支撐中國傳統，并且內化成國人的精神價值，影響至今。

                                                                   （責任編輯 王小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