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柯遠揚 梅淑
范蠡（公元前520年-前477年），字少伯[1]，春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楚國宛（今河南南陽）地三戶邑（今河南淅川縣西）人，未發跡時只是一介布衣，生活困窘，但他從小機敏有才，不拘小節，被視為“佯狂倜儻負俗”之輩[2]，宛令文種重其才，曾多次拜訪，后隨文種入越，為越大夫，擢為上將軍。吳越夫椒之戰后，范蠡獻“卑辭厚禮，乞吳存越”之策，隨勾踐入吳為質三年，后輔佐勾踐富國強兵，選擇新都城址，設計了大城小城，為實踐“伐吳九術”，[3]范蠡把美女西施、鄭旦獻于夫差，終于公元前473年攻破吳城。滅吳后，范蠡到齊地、陶地經商，成為巨富，人稱“陶朱公”。
春秋后期是我國歷史上大動蕩、大發展和大變化的時期，范蠡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奇才智士，亦是經商致富的商祖，其思想與謀略的智慧，既是歷史的積淀，又是時代的產物。我們細致地綜觀春秋后期涌現出的杰出人物，如闔閭、夫差、勾踐、伍子胥、孫武、文種、范蠡，不難發現，一些人的結局讓人嘆息不止，只有范蠡是唯一的大贏家，他不論在官場、情場，還是商場，都是無往而不勝，取得了巨大成功。范蠡為何如此幸運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有一套高出常人的、集前人、同時代人的智慧之大成的人生大智慧。
范蠡憑著對宇宙萬物的縝密觀察，對社會歷史深沉反思，從而使他能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頭，對萬事萬物的理解和把握體現了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思想。我們考察范蠡的天道觀、人事觀，分析他一生的主要活動，不難感受到范蠡高尚的人格力量，[4]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他的智慧力量，即表現在宏觀上的哲理智慧和微觀上的謀略智慧。現將這兩大智慧分別敘述如下：
（一）哲理智慧
范蠡生活的時代雖未產生唯物辯證法，但他是杰出的思想家。《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著錄有《范蠡》二篇，可惜久已亡佚。僅從《史記》、《國語》、《越絕書》等書中記載的范蠡言論，亦可看出他的思想是深刻的，其中貫穿著辯證的精神，充滿著哲理大智慧。
范蠡思想上比較突出的特點是具有發展觀。春秋時代的哲學家老子認為長與短、高與下、美與丑、禍與福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故老子說：“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5]范蠡吸收了老子樸素辯證的思想，他認為：“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6]的發展變化，物極必反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受到自然現象的啟示，他意識到發展變化同樣存在于人類社會發展之中，因此，他主張要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待、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
就治理國家而言，范蠡認為國家可能由弱變強，也可能由強變弱。范蠡說：“持滿（盈）者與天（效法天道），定傾者與人（依賴人道，即符合民心），節事者與地（符合地道）”[7]，又說：“夫國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8]，所謂“持盈”就是要盡力保持國家的長久強盛。其意為當國家強盛時，統治者要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的品格，[9]以防止國家由強變弱。所謂“定傾”就是國家危機時要避免于傾覆，亦即如何擺脫國家的危難。所謂“節事”就是要處理好政事，其中心內容是發展生產，增強國家實力，使國家立于不敗之地。
范蠡謀劃的越國對吳國的政策，亦是用發展變化的觀點，正確地處理好跟吳國的關系。當越王勾踐被吳國在夫椒戰敗，退守會稽山被圍困，面臨亡國殺身之災時，范蠡建議越王勾踐屈膝求和，入吳為人質，爭取吳王夫差的同情、寬容和歡心，越王采納了其建議，先后兩次派大夫文種向吳王求和，并賄賂吳國太宰伯嚭，使之替越王說情，而使吳王赦免了越王及其臣屬。當越國強大打敗吳王夫差時，吳王夫差向越王勾踐求和，由于吳國使者“辭愈卑，禮愈尊”，勾踐產生了憐憫之心，意欲同意吳王的求和，這時，遭到范蠡的強烈反對，絕對不能答應求和，應毫不留情地消滅敵人。范蠡說：“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10]在范蠡的規勸下，越王下令消滅了吳國。前后兩個時期，范蠡采用了兩個不同的外交方針，從此可看出發展變化的思想在范蠡的外交政策中的應用。此外，范蠡又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待戰爭，分析決定自已的人生選擇，在此恕不詳述。
范蠡的哲理智慧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從客觀實際出發，主觀認識必須與客觀實際相結合的整體觀點。他信奉天人合一的原則，認為天道、人事相和諧才能取得成功。范蠡提出“與天”、“與地”、“與人”的理論，他認為天道、地道兩者都是客觀情況及其規律，都是行事的根據，人事再與之很好配合，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若客觀條件不具備，卻違背天道，憑想當然而盲目行動，只會招來嚴重的后果。
勾踐與范蠡在謀劃反擊吳國的時機問題上，范蠡表現地尤其突出。根據《國語·越語下》記載：范蠡曾連續四年每年一次勸止勾踐不要急躁，前三年的三次勸止，越王都聽從了，第四年越王實在等不及了，他把范蠡召來說：“我跟你共同謀劃反擊吳國，你總說時機不成熟，現在吳國災情嚴重，連稻子螃蟹都吃光了，總該是時候了吧？”范蠡又以人事未盡加以勸說。勾踐聞言大怒，說道：“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這不是欺騙我嗎！范蠡說：“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后乃可以成功。”亦即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兩者的高度統一和有機配合才會取得成功。范蠡主張的“人事必須與天地相參”的重要命題，對后世有深遠的影響，如《中庸》、《荀子·天論》有關天地“能參”的觀點，都是對范蠡“相參”思想的繼承。
（二）謀略智慧
何謂謀略？謀與略二字連用，最早見于《三國志·吳志》，作者在《陸遜結評》中寫道：“予既奇遜之謀略又嘆權之識才”，謀略就是計謀和韜略。深謀遠慮的謀略來源于知識的淵博，但知識只有轉化成智慧才有價值，而超人的智慧也只有轉化成實用的謀略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范蠡宏觀哲理智慧所達到的高度為他的微觀非凡謀略奠定了基礎。微觀的謀略智慧是主體對事物的一種綜合認識能力和判斷能力，它具有預見性、洞察性、決斷性三個特點。[11]范蠡的謀略智慧，突出地表現在其軍事、政治、經商與人生的選擇等諸多方面，現略述如下：
1.軍事謀略。
范蠡軍事謀略思想的核心是“審備慎守”[12]，“審備”，就是作好戰爭的準備。戰備充分，可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又可應付敵方突然的襲擊，選擇最佳時機，殲災敵人。“慎守”其意為：不可放松警惕，不可輕率行動。這與老子、孔子的“慎戰”思想是一致的，也許是范蠡吸收了孔老的智慧。范蠡曾師事計倪[13]，也有人認為“審備慎守”來源于計倪的“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的論述，基于對戰爭的高度重視，范蠡提出了“審備慎守”的軍事謀略。越王勾踐三年（公元前494年），吳越夫椒之戰前夕，范蠡就極力勸諫勾踐說：“臣聞兵者兇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兇器，試身其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14]因為戰爭的勝負，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亡，人民的安危，故必須慎之又慎，斷然不可輕易決定。越王不聽，決計出師，結果慘敗，僅剩五千殘兵退守會稽山，夫椒之戰的悲慘結局，亦可看出堅持“審備慎守”謀略的重要性。
春秋爭霸，不圖一時之勝負，這是范蠡極有遠見的軍事謀略。夫椒戰敗后，越與吳簽訂了屈辱的和約，越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用之事，種不如禮，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15]反映出范蠡知人知已的智慧，于是范蠡隨越王勾踐入質于吳，范蠡要勾踐等人做出誠心悔改、歸降的樣子，表面上裝得很老實，同時買通權臣伯嚭為
公元前490年，勾踐結束了在吳囚禁生活，歷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越國振興了，并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范蠡的軍事謀略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首先，十分注重選擇，舉兵復仇的戰略反攻時機。據《國語·越語下》記載：勾踐曾多次打算興師伐吳，范蠡均告之“未可”、“姑待之”，（公元前482年）三月，才建議出兵。說明范蠡選擇戰機極為慎重。其次，在伐吳的戰術上多采用靈活機動，聲東擊西的作戰方式，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公元前478年爆發的笠澤之戰，范蠡采用了分兵誘敵，主力突破的虛實戰術，即分兵為左右兩軍，另由越王親自率領中軍六千人，先令左軍沿笠澤水上游守候，又派右軍順笠澤水下游隱蔽。“至夜半時分，勾踐下令左右軍同時向江對岸的吳軍發起進攻，吳軍倉猝應戰，也把軍隊分成兩支，正中范蠡誘敵分兵之計。勾踐見敵中計，即令中軍渡江，從吳軍兩路中間薄弱環節發起攻擊，兵峰直接插向吳軍的腹部。吳軍大潰”[16]，拒絕吳國求和，徹底殲滅敵人，不留后患。
2. 政治謀略。
眾所周知，大凡政治家都具有靈活機智、敏銳、深沉、堅定等優秀品質，作為政治家的范蠡，差不多都具備了，而且還有自已的特點，他一生中用過不少具有遠見卓識的智謀，成就了越國的霸業，保全了個人的身家生命，就其用于政治方面的謀略為，首先，忍辱求全，卑辭厚禮，堅守待機。前述越王向吳王求和時，范蠡與勾踐同甘共苦，形影不離，他們居住石室，專司養馬，蓬頭垢面，歷盡艱辛，卑辭忍辱，勾踐甚至為吳王“嘗糞”治病，最終，吳王終于赦免
3.經商謀略
勾踐滅吳后，大擺慶功宴，席間群臣盡情歡樂，唯獨勾踐默默無言，且有憂色。善于洞察一切的范蠡深知越王在國家強盛之后，要如何對付為他效力的群臣，而絕不是與他們共安樂。經過深思熟慮后，范蠡決定謝絕封賞，慶功會后，他向勾踐請辭，正中勾踐下懷，卻又假惺惺潸然淚下，說：“我以前說過，要和您共享國家，如果您不接受，我就殺了您的妻子兒子”，這就更堅定了范蠡出走的決心，激流勇退，于是連夜乘扁舟離開，涉三江入五湖，出走至齊國，表現出了冷靜和明智。臨行之前致書于友人文種曰：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勸文種辭官離去，文種猶未深信，不久越王果借故讓他自殺。
范蠡到齊地后，“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居產。居無幾何，致產數
范蠡經商的謀略是“因天之時，就地之利”[22]，而依于“義”。
首先，談談“因天之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牢牢把握和充分利用有利時機。他曾說：“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23]。“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亡，唯恐弗及”[24]，他在越從政為官，特別是指揮戰爭就很善于觀察利用天時，他離開越，重新選擇職業時，就更注意到這一點。他明智地觀察分析了列國紛爭的形勢，認為在越王勾踐稱霸后一段時間里，楚、齊、晉三個實力較強的諸侯國，一時還難以調集起眾多的兵力發動戰爭，可能會出現短時期的和平安定，而和平安定的年代是經商做生意的極佳時機，故決定從商。
其次，在“就地之利”方面，范蠡擇址“陶”可謂獨具慧眼，經過了周密的調查研究，他選擇了司馬遷譽為“天下之中”的交通要塞之地。此地是春秋戰國時大都會，其來歷非淺：傳說時代的堯初居于此，又是舜制作陶器的場地，西周時是曹國的國都。此地先歸宋、衛，后歸齊。由于堯、舜、
再次，范蠡特別注重以“義”經商，很好地處理了義利關系。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27]，已在范蠡腦海中生了根，在商業經營中從不追求暴利，而僅“逐什一之利”[28]。生財有道、薄利符合消費者利益，他們能夠接受，達到了義的要求。“義者宜也”[29]，價錢高低定得適當、合宜，與商品等值、便宜，結果達到薄利多銷，自然利益也加大了。與此同時，范蠡亦強調以“智”經商，注重經濟理性，即經濟利益和道德規范一致，經濟理性排除非理性。范蠡在陶經商致富后，“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也。”[30]
總之，范蠡的人生智慧，突出地表現出其在一生中，無論在人生選擇，還是在政治、軍事、經商，都具有極強分析、辨別與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因此，在助越王勾踐興越滅吳，經商致富都取得很大的成功。對此，清朝人朱素臣曾寫《題范少伯祠》一首詩，給以極高地評價，現抄錄如下：
應羨功成身退無，
湖流猶把姓名呼，
千秋不乏奇男子，
高識誰能及大夫。
筆者綜觀范蠡的一生，其“高識”無人可及，但亦有其人生的教訓，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記載的“千金救子”的故事，說到陶朱公有三個兒子，次子在楚國殺人，陶朱公具有識人、用人的方法，決定派少子去救次子，因少子生于富豪之家對錢財使用大方，長子從小隨他艱難創業很看重錢財，此次救人要花“千金”，看重錢財肯定把事情辦壞。因此，決定派少子前往，但長子認為“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為不肖”，因此堅決反對，甚至以死威脅，其妻也說：“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空亡長男，奈何？”陶朱公此時沒有堅持自已的正確意見進行耐心解釋，而是求息事寧人，改派長子，所托非人，“千金救子”功敗垂成，次子被殺，財歸人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