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讀博士期間雖然學的是中國哲學專業(yè)方向，但主要學習和研究儒家特別是宋明以后的理學、實學，對于中國文化的另一主要支柱——佛學知識僅僅是通過教科書的內容皮毛、幾本佛經的簡單閱讀，頭腦中甚至存在著不少人們習以為常的誤解：如迷信、消極等看法。2008年5月，我到武漢一家軍事院校進修，星期天無事到歸元寺閑逛，偶爾拿到了寺中隨手可取的佛經光盤《和諧拯救危機》，返回校后居然午飯沒有顧得上，一直在電腦上看到晚上，大概6、7個小時幾乎未移位置，心中大為感動。我當時心想，如果能接觸一下光盤中所提到的其人其事，進一步了解傳統(tǒng)文化的作用該多好��！返京后正好到去廣州開儒學普及會議，出乎意料的是，在這次本是儒學普及主題的會議上，我想見的佛家大德都看到了。當年8月，正值奧運會期間，我和好友吳文新相約實地到安徽廬江小鎮(zhèn)去看看——到底傳統(tǒng)文化給這個小鎮(zhèn)帶來了多大變化。一些學習佛學的同參道友，在廬江湯池這個小鎮(zhèn)推廣儒家《弟子規(guī)》，竟然對基層民風、社風起到這么大的作用，是我們很多人沒有想到的。

之后，我對佛學的學習沒有多少中斷。我的書桌案頭、枕頭旁邊都放置幾本大德對佛學經典的講解，無論工作再忙，都要抽時間翻開讀幾頁�，F(xiàn)在可以說，對佛學的認識不僅大為改觀，而且它簡直成了我思想生活的一部分。我對自己的學生們經常這樣說：咱們住的屋子有了灰塵需要時常打掃打掃，其實最應該每天打掃的是自己的心靈世界——這一“角落”恰恰是人們最易忽視的。如此反思自己，發(fā)覺內心的塵垢真是太多了，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因此，這里要講什么“佛學的人生觀”，簡直是貽笑大方，真可以說是“不夠格”。好歹把心中這幾年的體悟“實話實說”，啟發(fā)他人不敢說，或許能讓更多的人從中吸取一些教訓，也就達到了目的。

談佛學的人生觀，首先要明白佛學是什么。如果我們的人生觀建構在迷信甚至錯誤的認知上，很顯然我們的人生方向、人生價值觀乃至生活態(tài)度就可能發(fā)生偏頗、錯誤傾向。不能否認，任何學術的流變都有其弊端。就佛學來說，我們也不能否認一邊在在寺廟里燒香磕頭、一邊在社會上壞事做盡的迷信佛學現(xiàn)象之存在。而從佛學之源上考察，我非常贊同有些大德的當代見解——佛學是一種教化、一種教育。如果用現(xiàn)代的話語體系來說，佛陀住世時每天都在講學，他的聽眾來自于各個階層、各個教派，佛陀本人可以說是多元文化的教育者、倡導者。東傳以來，佛學作為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組成部分之一，已經深深融進中國人的意識深層，不知不覺地影響著華夏民族的生活習慣、處人待物、話語表達、思維方式。用教育的要素來看，相對于儒學的賢人、君子、圣人等人格理想階梯，佛學的阿羅漢、菩薩、佛就好像我們正規(guī)教育的小學、中學、大學學位，或者乃本科、碩士、博士學位；在長期形成的佛學叢林制度中，和尚（又稱親教師）、監(jiān)院等稱號相當于正規(guī)教育的教師、教務長、總務長等；佛像、儀軌等反映了高度藝術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制度；佛經為其教育的經典內容，歷代大德對之不同時代的解讀形成不同的教派體系。新時期佛學要發(fā)揮在社會中的作用，就要還原原始佛學的教化作用，尤其是改變近代以來人們心目中“宗教”的形象，在一般大眾的信仰構建、基層社會的和諧相處、世界各國的和平共處等方面產生積極的影響力。這其中基本的層面，則是做人的教育，即在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方面體現(xiàn)出它的長遠智慧來。曾給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過課的北大宗教研究所所長樓宇烈教授，到我校作《佛教文明的現(xiàn)代反思》報告，其中提到，不能用西方一神論意義上的宗教衡量東方宗教，相反，佛教實際上是一個無神論的人文宗教，與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關，我聽后深受啟發(fā)。佛學以“慧”的教育為目的，以“戒、定”開悟作為基本途徑，從而實現(xiàn)人生的圓滿。記得在十幾年前自己也買過一些白話佛經，但是讀過之后印象并不深。佛學怎樣才能深深融入人們的精神深層？末學認為，年輕一代承繼這一份文化遺產，直接讀經受閱歷、語言功底等局限，可能難度較大；如果通過聆聽、翻閱當代大德諸如星云、凈空等一代高僧的生活化闡釋，再來誦讀經典，則不失為一條捷徑。

那么，佛學人生修養(yǎng)的下手處何在？途徑何如？佛學經常講，法門平等，無有高下，條條道路通“成佛”；“高下”在眾生的根器不同，對治的方法不一。一般認為，儒佛道作為傳統(tǒng)文化鼎立的三家思想，似乎決然不同，而其實它們之間的出發(fā)點和最終歸宿是一致的——盡管其中的途徑可能確實不一。宋明以后學界便有“三教合一”的說法，只是它們的側重點有所區(qū)別——有所謂“以儒治世，以道養(yǎng)身，以佛修心”之說。很多最高統(tǒng)治者都大力提倡三教。唐太宗對三教幾乎等量齊觀，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的上諭指出：“朕惟三教之覺民于海內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于善。……蓋以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按照佛學的理論，儒家、道家的大師不過是佛菩薩在不同眾生中的“隨類現(xiàn)身”而已。尤其是中國化的佛學，既吸收了本土文化的精華，又將之深化，最后都融進中國文化的整體之中。為此，佛學修持的入手點，亦為“孝親尊師”——同儒學的入手處高度一致，有所謂“人成即佛成”。《觀無量壽佛經》講的“凈業(yè)三福”，第一條就有“孝養(yǎng)父母，奉事師長”的內容。因此，我們能夠理解，現(xiàn)在佛家弟子在社會上推廣《弟子規(guī)》等儒學內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盡自己佛家的本分。儒學將“大孝”之理通于天地萬物，奉為“至德要道”，佛家進一步擴充了這種理論，講到極處，“天下之人皆為父母”，甚至“眾生皆父母”——已經不限于人間。原來，玄妙的佛學義理，它的起點還是落在做人的基本道理上。“出家人”如有成就，那就是最大的報父母恩，因為父母也能隨著你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孝與忠、敬等德目關聯(lián)。孝道關乎社會秩序的建設，君道、師道等無非是孝道的延伸。倫�；靵y，禮儀廉恥皆無，則社會、國家、世界的和平則無法實現(xiàn)。

從“做人”即管理好自己的行為、言語、思想（身、口、意）開始，直至完成理想人格“佛”的塑造。這其中，破除“我執(zhí)”即自我中心主義是關鍵。能不能根除由“我執(zhí)”帶來的自私自利、名聞利養(yǎng)、五欲六塵、貪嗔癡慢，則是向上遞進的“鑰匙”。如果消除了這些“人欲”的影響和制約，佛學的“阿羅漢”學位就可以拿到。人間的紛爭乃至無休止的爭斗，大都是人們從自我的立場出發(fā)，不能放棄自我的一系列利益而引起的。以“我”為動機發(fā)軔點和歸宿處的價值觀，直接或間接籠罩了人的一切活動領域。從起心動念伊始修正自己的方向，轉“為己”為“為人、為世界、為一切眾生”，擴大心量于無窮大，此一念的保持即是邁入圣域的奠定。而“我”的主觀消除最難，“有我”似乎構成了我們認識世界的基點，“為我”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形成了我們自我人生的軌跡。正如老子指出的，“我所以有大患者，為無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為了生命的肉體存在、享樂和延續(xù)，很多人造“業(yè)”不斷——其中既有善業(yè)，亦有惡業(yè)，且往往是善少惡多。破除“我執(zhí)”，并非從肉體上消滅自己，而是轉變觀念，以此肉身為眾生服務，念念為他人，最終才能成就自己真實的生命。在佛學看來，“為人”是真正的“為己”；一切為己則是真正的害己。為什么人往往執(zhí)著于“我”呢？因為大家都認為，從感受等角度著眼，“我”似乎是最實在的。為了破除“我執(zhí)”，佛學認為常人之假定的“我”實乃空而不實的——這一點又主要源于佛教世界觀上的“緣起性空”之說。萬事萬物都是各種條件和要素和合而生的，并沒有特定的、永恒不變的“自性”；條件不存在了，事物自身就解體消失了。所謂“眾生”即多種因素因緣而生。人的肉身即是如此，這一“碳水化合物”元素分解，生命的“外衣”就沒有了。按照現(xiàn)代物理學理論，任何事物，無論是高級的生命體，還是低級的礦物原料，歸根結底都是由為數(shù)不多的基本粒子組成。基本粒子再劃分下去，整個世界就是一個“空”的場性世界。而且，基本粒子和能量場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本粒子相互碰��，湮滅為能量場；場能量的激發(fā)，可以誕生出基本粒子。日常生活經驗層面的世界觀實際上支配了大部分人的行動；若能真正樹立現(xiàn)代科學的世界觀，其觀念倒是和佛學的“色空不二”關聯(lián)。“我”和萬事萬物從根本上說是一體的。“天地與我并生”，眾生的疾苦即是我的疾苦，我的肉身不過是世界“大生命體”的一個細胞。此為佛學“慈悲”的理論來源。若我與外在互不相關，何來慈悲和同情？若能自意識深層認識到這點，方可真正發(fā)覺“大我”（佛學講的是“法身”）之存在。切不可執(zhí)著于一時之“我”，否則那就是給自己的真實生命套上了“囚籠”，永不得解脫。

我們的生命本體生生不息，在這一有機的世界“大生命體”中，能夠不斷提升境界，即可逃脫低層次的循環(huán)而進化到更高的層次上去。不應回避的是，佛學為世人所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宣傳因果論和輪回說。其實，我們一方面肯定因果論在自然科學適應的自然界、唯物史觀的決定論在社會領域中的存在，另一方面卻始終不承認甚至否認在個人命運上的因果論，認為它倒向了宿命論。這真是莫大的矛盾和誤解。因果論確實適應于具有自由意志精神的人自身的生命運動，只不過因果的鏈條和因素比較復雜而已。即便儒家、道家等思想中也廣泛存在著因果論的不同體現(xiàn)。儒家講“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善之家，必要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頭上三尺有神明”，道家的《太上感應篇》開篇即講“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都是說我們不能怨天尤人，一切皆為自己所造就，自命自造，自命自負。儒家的改命說、道家的造命說（“我命由我不由天”）等積極性意義的命運理論也是建立在因果論基礎上的。佛家強調，欲知來世果，今時所造是；欲知前世因，今生所報是。沒有了因果之說，人的言行可以不必負責任；有了因果之說，人就必須為自己的言行之久遠后果而負起責任。要改變生命之果報，必須改變生命之因起。“認命”為肯定現(xiàn)實，承認自己所造，但并非要人消極待命，而是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促使命運向好的方向發(fā)展、向好的層次境界邁進。從這種意義上說，佛學實乃一種積極的改變命運的學說。輪回說本非佛學所有，實為吸收古印度婆羅門教的內容。我們一般講“今生今世”，很難認同“多生多世”。按照輪回之說，生命的肉體載體可以消失，但生命的本體卻可以融進“大化”，遷流不斷。人生觀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說是“人死觀”。在佛學看來，人死并不可怕，關鍵是“人死到哪里去了”需要探討。今生之修持，直接影響到來世之歸宿。為了來生，今生必須好好“治身修業(yè)”，正如《無量壽經》指出的，“雖一世精進勤苦，須臾間耳。后生無量壽國，快樂無極。永拔生死之本，無復苦惱之患。”這種宣教，不失為一種積極的信仰，亦為人類的超越和解脫提供了無限的空間，滿足了人對永恒的渴望。因果說與輪回說緊密相關，有一句話叫“萬法皆空，因果不空”，也就是因果轉變不空、相續(xù)不空、循環(huán)不空。世出世間一切法沒有人主宰，沒有神主宰，全是自作自受，眾生隨業(yè)輪回、流轉。時間、空間這些概念在佛教里是相對的。十法界類似于今天科學家所說的不同空間維次；時空“頻道”不同，眾生可能生活的環(huán)境也不同。時至今日，人類的認識能力雖然有了大幅提高，但對某些領域的認識仍處于黑暗之中。比如腦科學對意識問題的研究，遠未充分到能夠揭示人的精神之謎的程度。^[4]我曾經指出，就像西方文明通過自然界實驗的實證方法確立了自然真理，東方的文明則通過人道實證的方法確立了人道的真理。^[5]只要我們能夠按照一定的方法“一門深入”，就能“見道”，體悟到人生的真理。切勿輕易否定佛學的理論建構，若能抱著實證的態(tài)度來驗證，或有所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