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的意義問題提出了兩個概念，值得我們深而思之。第一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第二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

　　所謂“根基”，是就民族當下的存身根據而言；所謂“命脈”，是就其對于中華民族生命續延的意義而言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包括了一切具有文化屬性的傳統，而優秀傳統文化，則是經過學術凈化處理的傳統文化。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的“國學”，便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故一度又稱“國學”為“國粹”。今民間“國學熱”的興起，所倡導的正是中華優秀文化傳統。這優秀文化傳統的核心便是孔子所建立的經典文化體系。沒有這個經典文化體系，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族，其“精神命脈”及“根基”的意義便在于此。

　　不妨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何以今日唯我中華獨存？其原因便在于我們有孔子，有孔子建立的這個經典文化體系。要知道孔子時代的書寫工具，主要是竹簡。參照郭店楚簡，編輯一部38000余字的《詩經》，如依簡本《老子》的書寫格式，最少需要1600多支竹簡。若要編輯、整理《五經》，最少也需要十幾萬支竹簡。這是一項多么浩大的工程！這工程，既沒有稿酬，又沒有政府支持，還要付出巨大的財力物力。一生受盡顛簸之苦的老人，垂暮之年何以要做此沒有任何經濟效益的工作呢？原因就在于孔子有一個巨大的信念，這就是“保護命脈，承傳文明”。

　　經過千百年歷史積累的華夏文明，到周朝發展為一種高度的文明形態，這就是被孔子稱作“郁郁乎文哉”的禮樂文明制度。但這種高度發達的文明形態，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遇到了中斷的危機。這危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華夏集團內部的禮崩樂壞，二是四夷野蠻文化的沖擊。

　　春秋時代的中原諸國，本當是千百年積累而成的華夏文明成果的繼承者，然而隨著周天子的失統，原先維系社會秩序的禮樂制度開始崩潰，文王、周公所倡導的以道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失去了其權威性。居于社會主導地位的貴族們更看重的是實際利益，所追求的是更高一級的享受。因此僭越行為無處不在。衛州吁弒其君完，宋人弒其君杵臼，趙穿弒其君夷皋，楚世子商臣弒其父頵，蔡太子般弒其父固……臣弒君、子弒父的非人道行為頻頻發生。即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說：“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魯季氏本為大夫，卻以天子的派頭，八佾舞于庭；《雍》本是天子徹祭用的樂，而魯仲孫、叔孫、季孫三家都在搶著用；屏風本是國君府上才有的建置，現在大夫家如管仲也有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為當時最普遍的現象。這一切的越規行為，都是對傳統禮樂文明的破壞性沖擊。

　　其次，四夷交侵，更使華夏出現中斷之危。孔子在其大著《春秋》一書中，曾以驚懼之筆記錄了“春秋四夷交侵史”。《公羊傳·僖公四年》曰：“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晉江統《徙戎論》亦曰：“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晉書》卷五十六，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30頁）

　　面對這一現實，以承傳文明為己任的孔子，為挽救千古文明成果于不墜，罄其力以整理堯舜以來代表文化正脈的文化典籍，建立了五經經典文化體系，并在儒家學派內世代相傳。正是這個經典文化體系，成了中華民族賴以存在的命脈與根基。在漢代，這一文化體系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為全民族所接受。由此以降，無論哪個民族，要想在中原建立政權，被中國人所接受，就必須首先接受這個經典文化體系。匈奴人、鮮卑人、金人、蒙古人、滿族人，無一不是如此。元儒郝經曾言：“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陵川集》卷三十七《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中國之道”就是指五經所承載的中國文化之道。這些民族接受了“中國之道”，自己的文化卻作為某些元素融入了中國文化系統中。在這個意義上講，中華民族不是一個血統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這文化的核心便是孔子所建立的經典文化體系。

　　作為民族精神命脈與根基的這個文化體系，有種絕大的胸襟和遠識，保證了其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和創造人類和平生活的功能。第一，它的立足點，不在一個集團、民族或國家的利益，而在超越于具體利益之上的天下道義，因而有一種絕大的包容精神，能夠將各種不同民族的文化容于其中。在《尚書》中所記載的湯武革命，就非常能說明問題。夏和商是兩個不同民族的國家政權，當成湯領導的軍隊打到夏都之郊時，夏人不是拿起武器保護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政權，而是幫助成湯推翻了夏政權，以“徯我后”（《尚書·太甲中》）的熱情歡迎成湯。周與商也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政權，當武王伐紂時，商人“前徒倒戈”（《尚書·武成》），歷史演出了與夏商易代時相同的劇情。這反映了在這種文化中，道義高于民族及國家利益。不同血緣的民族，只要接受以道義為核心價值觀的文化體系，血統的差異則可被忽視。韓愈《原道》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顯然夷、夏之分主要在文化上，而不在血統上。像中古時期來華的五胡，隋唐時期從中亞來到中原的十多個小國，唐之后留在中土的突厥人、契丹人等，大多改漢姓而融入了漢族大家庭。正是這種文化的包容精神與道義原則，成就了漢族之大。

　　這種文化永遠關注的是長遠利益，而不是一時一地的得失，即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為萬世開太平”。這里體現的是一種大智慧(601519,股吧)，是人類生生不息的大智慧，因而無論是在科學技術上，還是在民族矛盾的處理上（如漢族政權的數次滅亡），都表現出了不為眼下利益所遮蔽的遠見卓識。如在漢元帝時，中國人發明了溫室培養蔬菜的技術，冬天可以吃到新鮮蔬菜。但不久便禁止了。理由是：“不時之物，有傷于人。”（《漢書·循吏傳》）現在科學研究也證明，反季節蔬菜，會導致癌癥發病率的上升。西漢后期，人們為了發橫財，亂行開采礦產。貢禹給皇帝上書，要求力禁，理由是：“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云，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漢書·貢禹傳》）這里所強調的則是生態保護問題。明朝晚期，有人制造出了一次可發射28個彈丸的火槍，這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了。但是發明者卻“夜夢神訶曰：上帝好生，如使此器流布人間，子孫無噍類矣。乃懼而止”（牛應之《雨窗消意錄》卷三）。這里無不體現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遠識和智慧。這種智慧在告訴人們：人類的幸福在道義堅持中，在和諧、有序中，而不是在眼下利益的占有和武備競爭中。目前西方文化所指引的人類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競爭發展之路，乃是一條以犧牲長遠利益和人類整體利益為代價的不歸之路。

　　因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命脈與根基，也是人類繼續生存的希望。（作者單位：山西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