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許全興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對此，理論界、學術界大多數同仁都已認可。現在的問題是通過總結經驗，研究具體結合，而不是僅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論研討上。本文力圖通“修養”這樣一個具體問題說明這種結合的必要、意義及如何結合。
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比，毛澤東思想的主要顯著的特點之一是重視人的主觀世界改造，重視人的改造，而這一特點成了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相對落后的中國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毛澤東思想的這一特點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個人“修身”的繼承和發展。重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保證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一個法寶，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優勢和優良傳統。“修養”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中國對人類哲學思想和倫理思想的一個貢獻。修養在當代中國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從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說起
馬克思主義是產生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體系，然而，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在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實踐上的勝利，倒是在一個經濟、政治、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東方大國——中國取得了偉大勝利，不僅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而且進而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取得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今日，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貿易第一大國。新中國成立65年以來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和所取得的超過了以往幾百年、上千年的輝煌成就，堪稱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奇跡，令世界矚目和驚嘆。
馬克思主義沒有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中國取得勝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客觀上講，是世界歷史發展的產物，同20世界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密切相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沒有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和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迅速發展壯大，也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以及勝利后迅速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說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和危機密切相關的。
這一奇跡發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矛盾的尖銳性、復雜性和不平衡性為世所罕見，中國成為十月革命后世界矛盾的焦點和革命的中心。中國社會尖銳、復雜的矛盾運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提供了現實基礎。中國又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著豐富的優秀文化遺產，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開花和結果提供了豐厚的文化土壤�？梢栽O想，最好的種子和種苗在貧瘠的荒漠中也不可能生長成參天大樹。中國悠久的、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遺產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
從主觀上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性真理和中國現實的革命運動相結合，而且善于把它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實際相結合，繼承和弘揚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科學總結，而且也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是構成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基本方面。有關這三方面同中國歷史文化的內在聯系已為許多論文和著作反復闡釋，在此不再贅言。本文則從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條件下如何建設無產階級政黨視角看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傳統“修身”的吸取和弘揚。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在資本主義國家其主要成員來源是無產階級，其主要的活動是在城市。由于中國特殊的社會條件和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共產黨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有很大的不同。它的黨員主要來自于貧苦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它主要的活動不是在城市，而是在經濟、政治、文化都十分落后的農村。在這樣的環境下，要把共產黨建設成為現今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遇的歷史難題。毛澤東在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這是難得很。”為了破解這道難題，他強調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重要。
在一些外國人看來，要把中國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政黨，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只能是農民的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農民的馬克思主義。周恩來在1944年做的有關中共黨史的報告中說：“1940年我到共產國際去，共產國際的領導人還擔心我們離工人階級太遠了，我說我們經過在農村長期斗爭的鍛煉，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共產國際的同志聽了之后大嘩，不以為然。”也許正是出于這種認識和擔心，共產國際在較長時間里并不認同毛澤東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周恩來同志講的“共產國際的同志”并非普通的同志，也不只是共產國際的一般領導同志，而是主要領導同志，包括斯大林。也許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就在周恩來同志在延安中央黨校做報告后不久，
總之，要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那時的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看來，這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如周恩來所說，中國共產黨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經歷了國際國內各種考驗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有意思的是當蘇共解散、蘇東劇變時，中國共產黨不僅巋然不動，而且風景這邊獨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上新的歷史階段。
二、重視黨員修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特點和優勢
為什么毛澤東能使中國黨無產階級化，做到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
決定一個政黨性質的不是黨員成分的來源、出身，而是黨的指導思想，黨的理論、綱領和路線。毛澤東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深信中國革命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但他不是教條主義者，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反對盲目照搬照抄本本和共產國際指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中國歷史文化實際相結合，從而形成中國化的理論、路線和方針。這是把中國黨建設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首要條件。“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立國的基本原則之一，但它并非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來自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優良傳統。也許正是由于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原則，抵制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有關中國革命的某些錯誤指示，從而引起他們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是否是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懷疑。
雖然說一個政黨的性質主要不是取決于黨員來源的成分，而取決于黨的理論、綱領和路線，但主要是非無產階級出身成分的黨員，會給黨帶來大量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這對執行正確路線、保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確實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在這樣的環境中“‘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難得很”，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認為的不可能。
如何解決這一難題？以毛譯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指導，注重從理論上建黨，而且堅持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注重在思想上建黨，開展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注重黨員的思想改造和黨性修養，解決黨員從世界觀上入黨。
筆者雖不是專門研究黨建理論的，但為了寫作毛澤東有關黨建理論的論文，查閱了中央黨校圖書館有關蘇聯從30年代到80年的黨建理論著作，其中有斯列波夫主編的《黨的建設研究提綱》（30年代）、《蘇聯共產黨的建設論文集》（第一、二集，50年代初）、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集體編寫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建設》（1980年）等。筆者發現他們的黨建理論主要是講黨的組織建設，較少講理論建設、思想建設，更無黨員為保持無產階級先進性所進行的黨性修養和世界觀改造的內容。從這一個方面看，注重黨性修養和思想改造確實是中國共產黨特有的一大特點和優點。
毛澤東在1929年12月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簡稱《古田會議決議》）首次初步顯示了這一特點和優點。該決議有“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等八個部分。第一部分最為重要，經作者校閱后以《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1卷。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指出：紅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革命偉大斗爭給予紅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為此，決議分類列舉了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及其危害，分析其來源，提出糾正的方法。決議的著眼點是開展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以保證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保證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其落腳點則是通過理論學習、思想教育、制度建設、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實際問題等方式，糾正黨員身上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黨員的覺悟和素質。決議指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指導，其必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決議主要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等錯誤思想。決議首次把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落實到糾正黨員個人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提高黨員自身的修養上。決議的基本精神是，不糾正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就不能有效地執行黨的正確路線，擔負起領導革命的任務。決議雖然講的是軍隊黨的建設問題，但對整個黨的“無產階級化”有著普遍的意義，這個決議不但在紅軍第四軍實行了，而且后來在紅軍的其他部分也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1942年整風運動中該決議的第一個部分列為十八個必讀文件之一。
該決議表明，不糾正錯誤思想，不注重主觀世界的改造，就難于貫徹黨的正確路線，難于改造好客觀世界。“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軍隊建設經驗的總結，是現實革命斗爭的需要，這是首先必須肯定的，但從深層次上看，把糾正黨內錯誤思想落實到黨員個人身上，落實到提高黨員的思想理論素養上，這與我國古代文化注重個人修身的傳統密切相關。
三、把儒家的“修身”轉化為共產黨員的“修養”
中國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認為，“德，國家之基也”，主張以德治國�？鬃犹岢簽檎缘�，以德服人；政者正也，己正才能正人；正己要在修身，修己以安人。中國古代社會，家是最簡單的社會細胞，家與國同構，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則著有《修身》篇，其中說“以修身自強，則名配堯舜”�！抖Y記·大學》則進而把修身看成治國之本，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的“修齊治平”思想為歷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所推崇，從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豐富的修身理論，深深影響著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倫理道德，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修養，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像中國這樣把修身看成治國之本，形成如此完備的修身理論則確實是獨一無二的。不信可以翻檢一下世界倫理思想史。
中國傳統修身理論內容豐富深刻，包括修身的可能、必要和意義，修身的標準和內容，修身的途徑和方法等方面。中國古代哲人主張，修身以立志為先，只有立志，才能有高尚而遠大的人生理想、奮斗目標和內在動力。“志，氣之帥”、“立志則有本”、“有志者事竟成”等，此之謂也。欲立真志，非盲從之志，則必先為學，求得真理。“吾十又五而志于學”、“學以致其道”、“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等，此之謂也。中國修身論主張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行己有恥，反對言行不一，偽言偽行。“為己之學”、“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強學而力行”等，此之謂也。人非圣賢，熟能無過。因此，古人修身養性，重視改過，不貳過，不斷從改過中完善自己。“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等，此之謂也。古代先哲重視自省克己，檢討自己，自覺主動地開展內心的思想斗爭，及時知過、改過、遷善。“吾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也，見不賢而內自訟也”、“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等，此之謂也。中國先賢圣哲強調，修身貴在自覺、誠實、嚴以律己，提倡慎獨。“不誠則不獨”、“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即不自欺”等，此之謂也。
古人修身論雖有脫離社會實踐的缺點，但也有提倡“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諸多嘉言和世范。孟子的下列話成為眾所周知的修身名言：“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首，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的這段血淚文字以歷史人物的故事激勵著后人在逆境中自強不息，奮發進取，勇于作為，做出傳世的貢獻。
中國傳統修身理論自然有其歷史的局限，把修身用作維護“三綱”專制制度的工具；片面強調以國家、社會為本位，忽視個人權利和個性自由；片面強調正誼明道，把人的欲望看作惡，忽視了物質利益，甚至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欲”，“以理殺人”等等。但傳統道德中提倡和弘揚的“夙夜在公”、“天下為公”、“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等大公無私精神；“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公義勝私欲”等高尚情操；“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憂患意識；“位卑未敢忘憂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愛國精神……，皆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未曾中斷的內在動力，也是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精義所在。
注重人生修養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優良傳統，即使在近現代，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提倡者也仍繼承著這一傳統。嚴復的“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梁啟超的“新民說”；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志旨在商討“修身治國之道”和“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魯迅的“立人”和“國民性改造”等都顯示出在近現代思想變革大潮中人生修養的傳統并未中斷，盡管其內容已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
作為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李大釗，與新青年同仁一樣，竭力用新思想來改造、武裝青年。他創辦《晨鐘報》，高撞自由之晨鐘，“厚青年之修養，暢青年之精神，壯青年之意志，礪青青年之氣節，鼓舞青春中華之運動，培植青春中華之根基”，以創造新的青春中華。在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李大釗雖然尖銳地指出“孔子所謂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個性，仍是使人犧牲他的個性”，但他并沒有拋棄修身的傳統，而是賦予它適應新時代的新內容。他多次指出：學問最要緊的用處是“用他來助我們的人生修養”。“人要過優美高上的生活，必須有內心的修養”。他專門論述了史學、文學、哲學與人生修養的關系。他本人的道德文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膽肝照人，成為世人楷模。
從保存下的毛澤東的《講堂錄》（尤其是聽
基于黨和軍隊建設的經驗，毛澤東在《實踐論》行將結束時提出改造主觀世界的任務，并論述了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的關系。他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任務包括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這是對新民學會“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宗旨與重視主體自我修養這兩者的統一和發展。《實踐論》關于改造主觀世界任務的論述在當時傳入的馬克思主義中是沒有的。在改造客觀世界過程中主觀改造，又在改造主觀世界過程中改造客觀世界，不認真地改造主觀世界，就不能有效地改造客觀世界，這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條根本規律。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黨員是國際主義者，又是愛國主義者。在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站在抗日的最前線，為保衛祖國流最后一點血”。又說：“共產黨員在各級政府中應該成為堅決勇敢、刻苦耐勞、急公好義、禮義廉恥的模范”。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深刻論述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統一，號召共產黨員要在抗日民族戰爭中起到先鋒模范作用。他具體提出：共產黨員在軍隊中，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在和友黨友軍發生關系時，應該成為抗戰任務的模范，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誠心誠意地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同工作，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在工作中，應該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他強調：“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筆者在此做大段的引證，意在表明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道德的繼承者和弘揚者。還是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專門講了學習問題。他指出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很不普遍，很不深入，號召全黨要研究理論，系統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馬克思主義；要研究歷史，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數千年歷史的珍貴遺產，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要研究現狀，認識當前革命運動的特點和規律。“馬克思主義的修養”命題的提出，進一步表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將中國傳統的個人道德品質的修養擴展到黨的“理論修養”。
長征到達陜北后，延安成了全國人民，尤其是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們沖破重重阻力和障礙，紛紛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到延安，參加抗日。為把這些青年轉變成為抗日的先鋒戰士，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負總責的張聞天在陜北公學發表了題為《論青年的修養》的長篇講演。他結合當時的抗日形勢、黨的歷史和青年的優點、特點及弱點存在的問題，系統地講了“要有堅定的高尚理想”、“要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奮斗到底”、“要學習實現理想的辦法”、“要同群眾在一起去實現自己的理想”等四個問題。張聞天的《論青年的修養》刊中共中央機關刊《解放》，這是筆者見到的延安地區首篇有關馬克思主義人生修養的專題論文。
待人接物是中國傳統修養的內容之一。為了動員全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好與各方面人士的交往、接待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張聞天向抗大第三期畢業同學發表了題為《論待人接物問題》講演。他在講演一開始就明確指出：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上，估計到中國人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傳統和特點，再加以改造與發展，使之適合于中國革命的要求，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任務之一。根據當時的形勢，他講了“要有偉大的胸懷與氣魄”、“要有‘循循善誘’與‘誨人不倦’的精神”、“對人要有很好的態度”和要“適當應付壞人”等四個方面的內容。講演引用《論語》、《孟子》、《左傳》、《中庸》等中國古人有關人生修養、待人接物、處理人際關系方面的語錄、格言近30處�！墩摯私游飭栴}》堪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待人接物篇”。
吸取和改造中國傳統修養思想、對黨的思想建設發生重大影響的名著則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劉少奇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重視黨的建設。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前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提出在黨內要制定一種黨規、進行黨的建設的建議。會議采納了這一提議。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最后一天，劉少奇做了《黨規黨法的報告》。報告本身沒有涉及修養問題，但他對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的命題在思想上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在會后產生了寫作論共產黨員修養的想法。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準備，
延安整風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參加整風的每一個干部和黨員，對規定的文件，“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在學習與討論過程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毛澤東在整風報告中亦強調反省總結的重要。他指出，整風“重心在自己”，領導同志“要以身作則”，“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經過回顧、反省、總結自己的歷史，自覺檢討缺點錯誤，每個黨員提高了理論修養、思想意識修養和工作能力，增強了黨性。共產黨員的黨性修養、改造主觀世界，無論就內容、方法和形式而言自然與中國傳統的修身、修養有本質的不同，但也應承認，我們黨創造的整風這一黨的建設形式，與中國傳統的修養有著內在的聯系。延安整風實質上是中國傳統修養在現代的一種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實踐形式，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在30多年后，鄧小平依然評說：“沒有那次整風，打敗日本侵略者，打敗蔣介石，是不可能的。”
生于1878年的革命老人吳玉章，從小受孔孟經典教育，深信“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中庸忠恕之道”，經歷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1925年參加共產黨。他認為，共產黨改造了我的思想，發揚了我舊的好思想，洗掉了我舊的壞思想。“我常常把我們共產黨員的修養和處事的方法，與中國古圣賢所謂‘修己治人’之道相比較，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只有共產黨員才能真正實行人類最高的道德”。“整風運動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偉大運動，也就是使我黨更加民族化、使馬列主義更能切實應用于中國具體環境中”。
周恩來在學生時代就結合中外歷史寫過《論名譽》、《尚志論》、《誠能動物論》等諸多篇勵志、修身的文章。他創建覺悟社，主編《覺悟》雜志，其目標是：“本著反省、實行、持久、奮斗、活潑、愉快、犧牲、創造、批評、互助的精神”，“做學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業”。可見，周恩來從學生時代起就繼承了中國注重修養的傳統，注意個人的思想改造。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他嚴格修煉自己。他高尚的品德、情操和修養，在黨內外有口皆碑，贏得贊譽和敬仰。1943年，他在整風學習中制訂了《我的修養要則》，從學習、工作、與群眾的關系到保持合理的生活規律等共七條。這又從一個側面表明，整風運動反過來又促進傳統修養在現代的繼承和發展。
總之，把中國傳統的“修身”轉化為現代的共產黨的“修養”，在改造客觀世界過程中自覺改造主觀世界，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是中國共產黨能夠使自己“無產階級化”，經受各種考驗，立于不敗之地的一個法寶。
四、修養在當代的意義
筆者在一些文章及許多場合的發言中指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這種結合決不能簡單地理解在講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時引證中國歷史文化資料來證明基本原理的普遍真理性。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的實質是，立足中國和世界的現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總結和概括中國歷史文化的優秀成果，用以解決現實問題，并在理論上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兩者結合的方面和形式是多樣的，其中尤其要重視用中國歷史文化中特有的、馬克思主義鮮有論及的珍貴品來補充、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修養”就是這樣的“珍貴品”。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3條論及人與社會環境關系時寫道：“環境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在這之后不久，馬克思恩格斯在強調革命的意義時說：無產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又說：“在革命活動中，在改造環境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他們在有的著作中也偶爾使用“修養”一詞。但從總體看，他們更多是講改造客觀世界較少講到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人自身。他們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很少講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人，很少講人生修養。我們在翻檢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時難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及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有關改造主觀世界和人生修養的論述。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看，“改造主觀世界”和“修養”這兩個概念是由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是對中國特有的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人類哲學思想和道德倫理的一個貢獻。
前面講到，重視改造主觀世界，重視黨性修養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保持自己無產階級純潔性、先進性的一個法寶。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表明，它依然是黨在新的歷史時期不可須臾可離的一個法寶。當我們輕視這一法寶，不講改造主觀世界、不講修養時，黨內的非產階級思想就滋長泛濫，貪腐奢糜之風就厲禁不止，有些黨員、干部喪失了共產黨人應有的理想信念，是非不分，美丑不辨，迷失方向，為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擊垮，甚至觸犯國法，鋃鐺入獄，成為罪人。針對黨內存在的嚴重問題，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黨的一大長處和優勢，就是把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同堅持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講求共產黨員個人的思想品德修養。劉少奇同志寫了一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曾專門講過這個問題。革命戰爭年代，黨員、干部要講個人修養；黨執政了，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黨員、干部同樣要講個人修養。”面對黨內存在的嚴峻問題，習近平同志也指出，干部要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筆者認為，黨風令人堪憂，黨管不住自己是當代中國最大的問題和最嚴重的危機。要治好黨在這方面的頑癥，除了依靠群眾管黨和用法制管黨這兩條外，再一條就是要講改造世界觀，講黨性修養，講修身律己，恢復和發揚我黨在這方面的優良傳統。黨員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是靠外部強制的硬約束形成的，而是靠自覺的黨性修養和內心意志力。這也是筆者寫作此文的旨意所在。
最后還要說明的是，修養不僅屬于道德范疇，而且也是中國哲學認識論的重要概念。國內外的有關認識論的論著都不講認識主體的修養。中國古代哲人則明確提出：不修養認識主體，怎么能認識客體？（《管子·心術上》：“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中國哲學把求善看成是求真的前提，將求真與求善融為一體。中國哲學認識主體修養論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內容，可以補充和發展當代認識論。為此，筆者發表過《中國哲學認識主體修養論》一文（《哲學研究》2006年第8期），感興趣的讀者不妨一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