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經洞的發現是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隨之興起的西北考古熱與敦煌學為這一事件賦予了更深廣的意義。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研究應該關注同時代重大的文化事件，為此我個人認為，有必要將此事件特別是為此而形成的“季羨林斷語”，作為我們哲學研究的一個課題。如果此論有點道理，那么，中國現代哲學研究的領域拓展便成為值得再討論的一個問題。

一、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學的興起

所謂“藏經洞”，一般特指中國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一個近代發現的小洞窟。按照現代的編號，藏經洞被編為莫高窟的第17窟。該窟是1900年被發現的，位于第16窟的甬道北壁，開鑿于晚唐時期，面積大約7.65平方米，容積19立方米左右。就在這樣一個在宏大的莫高窟近500個洞窟中并不起眼的地方，藏有古代寫本經卷等文物約6萬件，這些文物主要是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的經卷和文書，一般被稱為“敦煌遺書”；又因為其中主體是手寫的佛經，又被稱為“石室寫經”。就其內容來說，可以說是包羅萬象，但90%以上都是佛教典籍，另外還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典籍；宗教文獻以外的文字雖然總量不多，但內容卻十分豐富，涉及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法律、 地理、社會、民族、哲學、語言、文字、美術、音樂、舞蹈、天文、歷法、數學、醫學、養生、飲食、民族、體育等諸多方面。根據書寫在遺書上的題記，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是公元393年，后梁王相高所寫之《維摩詰經》，最晚的是公元1002年，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帙子寫經題記，時間跨度600余年，多數為唐后期、五代及宋初寫經。文字以漢文為主，但也有不少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語文獻，這類文獻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最多，另外還有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梵文等。這些珍貴文物由于種種的原因不少被外國人劫掠、低價購買，現分散收藏在中、英、法、俄、日、美等9個國家的80多個博物館、圖書館、文化機構和個人手中。

藏經洞的發現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文物的流失又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巨大不幸，正如陳寅恪為陳垣所編《敦煌劫余錄》序言所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藏經洞文物向全世界各地的流散，才使得敦煌名揚天下。世界各國學者對藏經洞文物爭相研究，導致了20世紀上半葉在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所謂的“敦煌學”。“敦煌學”一詞最早由日本語言學家石濱純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演講《敦煌石室遺書》時使用。敦煌學以敦煌藏經洞文物為基礎，目前已拓展為研究敦煌遺書、敦煌藝術、敦煌史地和敦煌學理論的專門學科，是20世紀在世界各地興起的一門為數不多的“以地名命學”的國際顯學，僅僅就現有的500個洞窟、2000身塑像、近5萬平米壁畫、5萬件文物，就足以稱其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資源寶庫。

二、中國現代哲學研究為什么應當關注藏經洞的發現和敦煌學興起這一重要的文化現象

我們為什么應當關注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學的興起這個看上去好像和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并沒有直接關系的文化現象？至少有四點理由：

其一，任何時代的哲學只有奠基與此一時代的經濟大趨勢、政治大變革與文化大事態之上，才能真正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化生活的靈魂，對任何時代的哲學研究也必須如此方能理解此一時代哲學的豐富深刻之處。20世紀恰恰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又一個經濟大變動、政治大變革、文化大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哲學研究如果視野不觸及這三大方面或者觸及之不全面不深入就很難反應其豐富性、深刻性和多樣性，就很難深入這個哲學上同樣可以稱之為激蕩的百年的內里而揭示出其豐富的內涵和深邃的智慧。

其二，20世紀的中國發生了太多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事件，而使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學興起長期被中國現代史當然也包括中國現代哲學史的研究所遺忘。而這個遺忘是不應該的。那么，反過來說，到今天21世紀是應該關注到這個現象的時候了。因為，這個遺忘不僅是對中國現代文化史一個大事件的遺忘，而且更重要的是對中國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并使外國對中國文化又一次刮目相看的重要的歷史事實的遺忘。

其三，藏經洞的發現和敦煌學的興起是季羨林得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判斷——他所下的“敦煌和新疆是世界歷史上四大文明交融的唯一成果”的斷語是一個同時代哲學不能不過問的大問題。季羨林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敦煌文化是一種在中原文化主導下的多元開放文化，其中融入了不少來自中亞、西亞和我國西域、青藏、蒙古等地的民族文化成分，呈現出開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而這三性正好代表人類文化的美好未來。解析和論證“季羨林斷語”應該是當代中國哲學家們的職責。

其四，敦煌學作為一門與中國有關的國際顯學是如何可能和怎么樣可行的？這實際上是一個哲學問題，如果中國哲學研究放棄回答這個問題，將會使我們的研究既不夠“中國”、也不夠“現代”、更不夠“哲學”。據說，我們的時代已經從一個追求“普遍性”的時代走向了一個“普遍多樣性”的時代，應該有一些研究現代哲學的人，從追求普遍多樣性的角度來關注“藏經洞上的發現和敦煌學的興起”這樣的重大文化事件或文化現象。

三、中國現代哲學的研究應當適度拓展自己的視域，以開創自身研究的新局面

我們這個領域的研究大體經歷了“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批判”、“20世紀中國哲學論戰”、“中國現代哲學流派研究”、“中國現代哲學思潮研究”、“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等幾個階段與高潮，是一個典型的從意識形態話語走向社會思潮、學術理論、專業研究的過程，與20世紀中國文學、歷史等進程大體相似。我們經歷了一個泛政治話語走向哲學專業再走向泛文化話語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主要使命是尋找和堅守了哲學的家園，拓展和深化了這個激蕩的百年史的哲學意蘊，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過分專業的堅守又使我們顯得不夠大氣，某種程度上又限制了思想的深化和意義的闡發。為此，從藏經洞的發現和敦煌學的興起應當納入我們中國現代哲學研究的視域說起，新局面的開展應當從五個方面：面向20世紀中國文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和北京再拓展；面向20世紀中國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研究的基礎與理論再拓展；面向20世紀中國重要的文化事件、考古發現、藝術成就、語言變革再拓展；面向20世紀中國文化、民俗演變和社會心理再造再拓展；面向20世紀國際哲學的大趨勢大變革大哲學家對20世紀中國的多面影響與深層互動再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