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始，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軍事領導體制的變革、戰爭方式的變化，將帥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顯，因此，古代兵家特別重視將帥的修養，他們對此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要求。恩格斯曾指出：“人們可以從歷史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公共生活方式等中間承受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不僅自己承受，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社會的公有物，促進其進一步發展。”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兵家的將帥修養觀，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立足于現實，探尋其歷史發展的規律，以期提升領導者的道德素質和人生境界，并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

 

一、“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政治品格

 

《孫子兵法·地形篇》中說:“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這段話集中體現了將帥應當具備的政治品格，也可以說是衡量領導者的一種極高的道德境界。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首先要做到淡泊名利。人有名利之心無可厚非，但切忌過頭，否則害人害己。明朝的戚繼光對此有深刻認識:“夫功名有分，天地最忌多取。使我實盡此力，實事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分，則受之不為過，享之不為侈，天地鬼神亦安然付我矣。若只管多方做虛套，求益功名，專事粉飾，而實事不繼，實苦不受，最難瞞是久遠。一旦敗露，天怨人惡。”他認為，身為將帥，只要腳踏實地的干事，盡力報效國家，雖不事張揚，人們也會知道你的功績，即使受到一些挫折甚至不公正的待遇，最終也會公論有歸。“為將者，或立功而不蒙酬祿，或行好而人不見知”，以淡泊的心態處世，才能榮辱不驚，事事謙讓。戚繼光將戰場上的敵人視作“外寇”，將功名利欲視作“心寇”。他認為，一個將帥在戰場上戰勝外寇并非難事，戰勝功名利欲則十分困難。如果不能戰勝功利的誘惑，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將帥。他說:“將兵治邊寇，惟恐不勝。至于治心寇，卻弗加意功名利欲。與心為敵，無異于寇。能剿外寇者卻不能攻心寇，可不省旃。” “故謂去外寇易，去心寇難。能去外寇而不能懲忿窒欲，以治腹心竊發之寇者，不武也。”

“退不避罪”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對江山社稷的高度責任感，所以憂國忘身是古代將帥必備的首要品德。《尉繚子·武議》云:“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授桴而鼓忘其身。”就是說：將帥接受了領軍作戰的命令，就不能再想家事了；軍隊出發行軍宿營，就不能再想念親人了；到了戰場指揮戰斗，就不能考慮自己的安危了。這是戰爭規律的需要，也是將帥應有的崇高責任感，所謂“為將忘家，逾垠忘親，指敵忘身。”古代兵家的這類言論有很多，如《吳子·論將》說:“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后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將苑·將志》說:“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壹意而已。”把名、利、寵、辱完全拋開，只有一個思想，就是為國捐軀，這才是將的弘志�！恫輳]經略·忠義》說:“第將非忠義，何以為立功建業之本，而使三軍感動興起乎。” “此衷一定，斷不回移。有時勛業光天壤，于素志固愜；即身與時屯，心隨力盡，亦足灑此一腔熱血，稍報君恩。倘圖身念重，循國心輕，受人之任，孤人之托，即萬年以下，猶令人唾罵矣。”戚繼光也要求為將者需“奮立志氣，凡于艱苦利害、死生患難都丟在一邊，務要學個相似”。

然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在現實中真正做到卻相當不容易。就戰爭領域而言，這關系到將帥的功過是非，甚至身家性命。歷史上大量的事實表明，在違抗君命的情況下，將帥們打了敗仗自然是人頭落地，但打了勝仗也不一定有功。所以，平庸的將帥總是唯君主之命是從，從不敢說一個“不”字。結果是民族遭殃，國家受難。中國歷史上稱這樣的現象為“中御之患”。就現實社會而言，也存在“一切唯領導馬首是瞻”的現象，如果自己的意見與領導相左，則要么閉口不談，要么自我檢討，這符合所謂的“潛規則”，它的“好處”是，即使將來工作上出了問題，造成損失，責任也在領導身上，自己不必承擔什么后果。但可怕的是，領導者本身上面也有領導，很多部屬下面也有部屬，這樣就很容易形成“不唯實”、“只唯上”的惡劣風氣。所以，領導者的思想道德修養之優劣，將決定著整個事業的生死興衰。那些具有卓越的政治素養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披肝瀝膽、以奉獻為榮，把國家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領導者，才真正稱得上是國家的“珍寶”。

 

二、“圣人貴靜，靜則不躁”的處事態度

 

關于將帥的處事態度，明朝軍事理論家尹賓商有過一段精彩論述：“兵，武事也，而以靜為主。靜則無形，動則有形。動而有形，必為之擒。……是故圣人貴靜，靜則不躁，而后能應躁。”孫子也有一句深具哲理性的名言，即“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靜”意為沉著鎮定，這是為將者謀求取勝之道的必備素養。在戰爭中，軍事力量的表現形式無非是動、靜兩種。當力量處于動態時，一般是為了調動敵人，創造戰機，經過正面交戰達到軍事目的；當力量處于靜態時，一般是為了隱蔽行動企圖，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所以《尉繚子·攻權》中指出“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

從軍事哲學的角度看，“動”、“靜”二者是辨證統一的。其一，“動”和“靜”是相對的，依條件互相轉化的，作戰形勢要求動就應立即動，需要靜就應迅速靜；其二，“動”和“靜”都應是積極的，而不是被動的，特別是靜絕不是消極等待，而是待機而動；其三，必須把握好“動”和“靜”互相轉化的時機，特別是由靜轉動的時機，靜不是目的，尋找機會進攻戰勝敵人才是目的，“靜非不動，不妄動也”。當形勢需要我“靜”時，正是敵人盼望或誘使我“動”之際，那些修養不夠的將帥，或者經不起敵人的激將法或殘暴行為的刺激，結果盛怒之下失去理智，或者被眼前小利所迷惑，輕舉妄動，影響全盤。只有將不浮躁，軍隊才不會輕率行動，軍隊行動謹慎，就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點，敵人就不容易找到可乘之機�？梢哉f，“靜”與“躁”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狀態。在冷靜的精神狀態下，將帥能夠思路開闊，考慮問題周密細致，判斷準確，能充分發揮智力，出奇謀，定奇計，做到“多算勝”，軍隊則能夠保持良好的戰斗狀態、良好的紀律和秩序，能夠堅決執行命令，彼此密切配合，協同動作。在浮躁的情緒下，將帥處于智力低潮，容易受情感支配，不能全面仔細地分析情況而作出正確的判斷，容易恃勇輕敵，憑一時沖動決定對策，從而導致部隊容易恃一時之勇，貪一時之利，輕舉妄動而不知進退分合的變化，甚至受制于敵。

杜甫曾稱贊諸葛亮“指揮若定失蕭曹”，一個優秀的將帥必須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糜鹿興于左而目不瞬”，從不急躁，從不狂熱，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惟有在這樣的冷靜狀態下，思維才能保持正常。這種冷靜，首先表現為一種理智。我們要善于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能夠把激化的問題冷處理，同時還要承受常人無法承受的巨大壓力，具有一種常人所不具備也無法理解的沉著和穩健。這種冷靜還表現為一種忍耐。當一項事業需有較長時間才能建立，一項工作需有較長時間才能見效，或作一件事情時機尚未到來，條件尚未成熟的情況下，要懂得忍耐，學會忍耐，善于忍耐，是講要冷靜，勿急躁，要有韌勁和耐力，不能夠心想事成，也不能干脆放棄，半途而廢。我國抗日戰爭打了八年，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論持久戰》。目前我國經濟建設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任何急躁冒進的情緒都會造成嚴重損失�？傊�，寬容和忍耐合起來概括為一個“軟”字，是“柔”的表現，是“柔韌”的表現，“柔韌”也可以稱之為“優雅的鐵腕”，它也是心理能量的表現。

冷靜的心態往往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一般來說，人們只要不是處在激怒、瘋狂的狀況下，都能保持自制并做出正確的決定。健康、正常的情緒，不僅平時給生活帶來幸福、穩定、暢快，而且能在大難臨頭時，幫助你逢兇化吉，轉危為安。梁啟超曾說:“世事滄桑心事定，胸中還岳夢中飛”。世界雖滄桑變化，我心事定，無論你怎么變化，我心里有數。的確如此，古今中外，凡是偉人，定有遇事不慌，沉著冷靜的特點，只有不被“泰山崩于前”攝神障目，不被“麋鹿興于左”亂意分心，領導者才能獲得一種持久定力，以更高遠的戰略眼光，作為關鍵時刻進行戰略決策的心理底數。只有這樣的心理底數，才能由大眼光生大境界，由大境界生大決心。

 

三、“先之以身，后之以人”的領導藝術

 

古代兵家認為，只有將帥時時身先士卒，處處為人師表，才能帶出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軍隊，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諸葛亮說：“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曾胡治兵語錄》強調：“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7](p.77)所以，歷代名將為了將自己的部屬培養成好人、好官、好將，大多強調“身正”，他們把“正己”看作是衡量將帥人格力量的重要內容和治軍的根本大計，把能否做到“正己”提高到治人、治國的根本戰略高度。

其一，責己從嚴。這是古代兵家對將帥人格力量的基本要求。尉繚子認為：“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不戰。”^[《黃石公三略·上略》說：“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以身先入，故其兵為天下雄。”關于責己從嚴，古代兵家認為有三層含義：一是要求將帥對錯誤過失要敢于承認，不推諉他人。如《司馬法·嚴位》指出：“若使不勝，取過在己。”說明軍隊如果打了敗仗，將帥要引過以自責。二是強調將帥作為軍隊的指揮者，不僅要注意形式上的“嚴”，更要注重本質上的“嚴”。本質上的嚴是源于一個人的內心的，是從他對事物深刻的認識開始的，而不是被迫的。凡是能夠真正嚴于律已的人，都是能嚴格對待自己思想的人。同時，出現失誤和錯誤時，不僅在思想上要認識錯誤，行動上要敢于加罪于自己。正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樣做不但使自己今后少犯或不犯同類的錯誤，“改過不貳”，還有警示他人的功用。三是做到引過自咎，不僅不會降低將帥的威信與權威，相反更能提高將帥的威望，產生更大的向心力和統御力。

其二，甘苦共眾。古代兵家非常重視將帥與士卒甘苦共眾，在生活上,強調“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眾，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然，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與眾同也。”在戰場上,強調官兵“同安危，共生死”。明初軍事家劉基指出：“凡為將之道，要在甘苦共眾，如遇危險之地，不可舍眾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茍免，護衛周旋，同共生死”。在思想上,強調官兵“同理想，同憎惡”，為將者要“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沖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在古代兵家看來,“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與士卒同思、同想、同憎、同愛，在思想感情上引起的共鳴，足以彌補物質力量上的不足。

其三，清正廉潔。“公生明，廉生威”，中國古代思想家特別重視官員的清廉與公正，從治軍角度出發，兵家更強調將帥必須清正廉潔�！饵S石公三略·上略》指出，“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采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灘，能制軍權。”歷史地看，強調清正廉潔，確實是一種人格修養問題。它不僅是一個人的行為作風，還是一種道德品質。兵家們感到這種品質對于統率軍隊的將領非常重要，就在于它可以教人獨善其身從而在一定范圍內養成一種好的風氣，凝聚人心，形成戰斗力的。特別在官兵朝夕相處、隨時準備執行作戰任務的軍事集體，將帥如果貪污腐敗侵占士卒經濟利益而導致人格力量弱化，立即就能在實戰中得到報應。正所謂，士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將帥從自身做起，持身清廉、公正，以無私為本，就能以廉生威，使將卒團結一心，眾志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