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陳杰思
中華民族重視孝道，視家庭為道德教化的基本細胞。《禮記·學記》說：“建
但是，有一個現實的難題擺在大家面前，在現代人時間緊迫、壓力較大、事務繁多的情況下，一般人不可能皓首窮經，去系統學習浩繁的經典。《三字經》、《弟子規》只是入門之書，主要學習四書五經，學了四書五經還不夠，還要學習漢代董仲舒、唐代韓愈與柳宗元、宋代二程和朱熹、明代王陽明與黃宗羲、清代曾國藩的著作。學了儒家的還不夠，還要學道家、佛家及其它諸子百家的代表之作，還要學習各種家訓、家規，學了之后還要能提取精華，大量背誦，融會貫通，并且還要理解、體證、踐行、運用，還要運用大量的事例進行參悟。完成以上過程，非花二十年的功夫不可。許多人不可能付出二十年的時間代價，只能支離破碎地學習一點點，或是望而卻步、半途而廢，或者只是停留在入門之處。
筆者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閱讀了大量《四庫全書》中的大量經部、子部、史部典籍，讀了大量的中外思想家的著作，也閱讀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論文，形成數千萬字的讀書筆記，在挖掘、分類、闡釋、理解、體證、比較、考察、踐行、運用、發展十個方面下大功夫，將中華民族的道德、價值、精神、智慧、成功之道、管理之道結合成整體，形成《中華義理》十卷本，建立了包含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綱領、132個思想主體的國學教育體系，簡稱為十綱百目。一般學習者直接學習《中華義理》十卷本，就可以省去漫長的二十年的探索時間。《中華義理》可以作為當代家道家風建設讀本，許多家庭采用共修的模式來學習《中華義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而五常作為儒家的核心價值體系，應用于家庭之中，即成為各種家訓、家教、家規的來源。在當今社會，我們仍然可以運用五常之道來建設家道家風。
仁：仁愛是以人的良知、善良本性為根基的愛，仁愛以人的良知為核心，依據遠近關系向外層層擴展而形成自尊自愛、愛親人、愛人民、愛天地萬物四個層次。倡導“仁”的精神，可以養成中華民族相互關愛、重良知、重道德的民族品格。“仁”是儒家最核心的價值理念和道德準則，“仁者愛人”是孔子關于“仁”的最本質的概括。仁愛之心是內在的，但必須有被愛的對象，而且被愛的對象能夠感知到愛，所以董仲舒說：“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春秋繁露·仁義法》)孔子是把愛親作為仁愛擴大的基礎，他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具體的做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從親人的利益出發，站在親人的角度考慮問題，滿足親人的正當要求，解決親人實際的困難。仁愛之道首先從家庭中開始踐行，因為建立在血緣親情基礎上的感情是最真誠、最深厚、最持久的。傳統家訓主要是論述父子、兄弟、夫婦三種關系。在父子關系上，強調父慈子孝。明仁孝文皇后認為，要做到“上慈而不懈，則下順而益親”，否則就會出現“父不慈則子不孝”。對待仆人和鄰居也要有仁愛之心。例如：袁采叮囑家人，婢女大了要送還其父母，仆隸無家可歸者應養其老；鄭板橋囑咐弟弟燒掉前代家奴的契約債券。對待鄉鄰要寬厚待人，扶危濟困，做到“寧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鄭太和等《鄭氏規范》）仁愛之道表現在家庭中，主要體現在個五方面：長輩對晚輩表現為慈，晚輩對長輩表現為孝，弟妹對兄姐表現為悌，兄姐對弟妹表現為友，夫妻之間表現為愛。宋人范質在《誡從子詩》中說:“誡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明人姚舜牧在《藥言》中說：“圣賢開口便說孝悌，孝悌是人之本，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了。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奈何自失其初，不齒于人類也。”
義：義既指高尚的行為與氣節，又指包括公平正義、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社會道義體系。倡導“義”的精神，可以養成中華民族見義勇為、重視整體利益的民族品格。當“義”和“利”發生沖突時，應該把“義”放在首位，按照“見利思義”（《論語‧憲問》）的原則去做，不能“見利忘義”。不能為了個人私利而不顧社會的整體利益，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損害他人利益，只能在符合“義”的前提下去獲取利，做到義利合一。要體現“互惠互利”的原則，在為自身爭取利益的同時，必須首先“利他”，以“利他”的方式實現“利己”，達到“利他”和“利己”的和諧統一。在夫妻關系上，儒家強調夫義婦順，提倡“嫁女不論聘禮，娶婦不論奩貲。”（姚舜牧《藥言》）夫死允許改嫁（蔣伊《蔣氏家訓》）。孟子推崇大丈夫的精神氣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傳統家訓注重培養人的高尚氣節，具體表現為個人氣節和民族氣節。人要有高尚的道德境界，有信譽，講義氣，信仰堅定，一身正氣。他們認為，人生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富貴、名利，理想、榮譽、人格更為重要。“為人祖宗父兄者，惟愿有好子弟，所謂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夸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聲，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霄垠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方，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后世。”人要有高尚的氣節，遠離庸俗茍且的流俗，潔身自好，淡薄名利，出污泥而不染，不為低俗所同化，不為庸俗所浸染，正如王夫之所言：“俗氣如糨糊，封令心竅閉；俗氣如嵐瘧，寒往熱又至。”（王夫之《示侄孫生蕃》）“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貧莫貧于無見識，賤莫賤于無骨氣。”缺乏骨氣，就淪為低賤；放縱情欲，就難保氣節：“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也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翟博：《中國家訓經典》，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99、494頁）人處于貧寒之中，但貧不意味著賤，在貧困中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家處窮約時，當念守分二字……人當貧困時，最宜植立自守衡門之節，若卑謅于豪勢之人，不獨自壞門風，且徒取人厭，其實無濟于貧乏也。”（張艷國：《家訓輯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頁）要樹立良好的家風，傳之后世。魏晉南北朝時期徐勉：“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梁書·徐勉傳》，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頁）
禮：禮是道德行為規范與文明行為規范的總和。婚禮、喪禮、成人禮、生日禮、祭祖禮，都是重要的家庭禮儀。孔子講“不學禮，無以立”，要求“約之以禮”，“齊之以禮”。荀子也講：“禮者，所以正身也”，“禮以成文”。中華人文禮教是中華民族的道德行為規范與文明行為規范，體現出仁愛、和平、秩序、優美等人性原則，是需要繼承和發揚的。對“禮”的倡導，可以養成中華民族謙遜好禮的民族品格，獲得了“禮儀之邦”的美譽。中國有博大精深的禮文化，《禮記·禮器》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禮是人與動物的重大區別，《禮記·曲禮上》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動物只能依據生物本能而行動，而人則必須按一定的文明規范行動，通過禮表達互相的尊重與友好。傳統社會中的家規、族規，就是禮文化在家庭中的具體運用。清代安徽環山的《余氏家規》指出：“家規之設專主于教，宜無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各種家訓諄諄告誡子孫千萬不要沾染賭博、酗酒、游手好閑、搬弄是非等不良習性，對沾染惡習的子弟們，則采取一定的懲罰措施，諸如杖責、鞭撻、開除族籍等。有的家庭還規定舉行定期的家庭會議，譬如《龐氏家訓》規定，每月初十、二十五兩天召開家庭會議，全家老小都來參加。會上，各人講述半個月來的勞動生活情況及所見所聞，或進行反思懺悔，或進行勸告勉勵，從而產生“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的效果。家庭禮儀中最重要的禮儀就是立牌位，牌位可以分為以下多種：天地圣親師位、天地君親師位、天地國親師位、大成至圣先師孔子之神位、本姓祖先之神位、孔子神圣畫像等。建立此牌位的理論基礎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
智：包括重視教育的精神、重視文化的精神、理性精神、科學精神、求實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與時俱進的精神等。孔子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非常重視“智”，非常重視文化教育，非常重視文化知識，也非常重視實踐。他說：“知（智）者不惑”，提倡“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大學》中講“格物致知”。《大學》有句名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南宋朱熹將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窮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極，是致知。儒家倡導的智，是與仁相統一的智，仁智并重，仁智統一。《孟子·離婁上》也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是二者弗去是也。”在農耕社會中，許多家庭以耕謀食，以讀謀道，耕讀并重。霍韜《渭崖家訓》中論述了子弟參加農耕的重要性，認為“幼事農業，則習恒敦實，不生邪心。”清人張英在《恒產瑣言》中講:“人家富貴兩字，暫時之榮寵耳。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與讀兩字。”清人張英《恒產瑣言》講道:“人家富貴兩字，暫時之榮寵耳。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與讀兩字。”科舉制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晉身之階，但是，如果讀書僅僅是為了科舉考試，就會歪曲讀書的真正目的。讀書的真正價值在于修身正己，而不在于求取富貴。清人唐彪在《唐翼修人生必讀書》中說:“嘗見人家子弟，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為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污，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于身心德業，所當求者，反不能求，真可惜也。”朱伯廬在《勸言》中也說:“先人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圣賢之書，不為后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書，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雅話，未足為佳也。”要用圣賢之書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看看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與圣賢的教導相符合。圣賢的書主要就是用來教導人的，所以，讀書與做人不能分開，清人陸隴在《示子弟帖》中說:“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圣賢道理，免為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亦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體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曾讀書的人。”讀書要講究合理的方法。鄭板橋在《寄舍弟墨第一書》中指出“讀書以過目成誦為能，最是不濟事”，并說：“若一部《史記》，篇篇都讀，字字都記，豈非沒分曉的鈍漢!”鄭板橋在《諭麟兒》一信中說:“閱書時見有切于實用之句，宜隨手摘錄”，并指出“若能分門別類，積成巨冊，則作文時，可作材料，利益無窮也。”這些讀書的方法對于我們推行經典教育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有的家訓主張用填寫《功過格》的方式以培養自己的品德，如明代袁黃的家訓《訓子言》將“功格”和“過格”各分為50條，每一條都標有做此事后應得的分數，要求兒子每天晚上認真填寫，這樣“日日知非，日日改過”。
信：信即真誠、誠信。誠是真誠、誠實、虔誠之意，而信則是信用、信譽、守信之意。真實，是萬物存在的重要標志。誠信，是做人的根本。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孔子講“民無信不立”，孟子講“朋友有信”，《中庸》講“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在當代社會，誠信是確保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精神。誠信建立在仁義的基礎上，《中庸》講：“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以仁立誠，以義立信。當誠信原則同仁義相沖突時，就要“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同時，誠信又成為仁義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誠信，仁義就變成假仁假義。如果只是口頭上講仁、義、禮、智，而不真實地實踐它們，仁、義、禮、智喪失誠信之基礎，那么，仁、義、禮、智都會變為虛偽的東西。倡導“信”的精神，可以養成中華民族待人真誠、做事認真、誠實守信的民族品格。交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誠信。許多家訓反復教誨人們要慎重交友，近君子，遠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吾過”的“益友”，不交“諂諛輕薄，傲褻狎，導人為惡”的“損友”（《朱熹給長子書》）。對于不良的朋友，要持謹慎態度，姚舜牧在《藥言》中說:“交宜親正人，若比之匪人，小則誘之佚游而蕩其家業，大則唆之交構以戕其本枝，甚則淫欲以喪其身命，可畏哉!”交了有益的朋友，可以增長自己的德性和智慧，楊繼盛在《楊忠愍公遺筆》中說:“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個好人，不入下流也。”與人交往，要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才會有進步。元人許衡在《許魯齋語錄》中說:“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在勸諫的時候也要講究正確的方法，清人孫奇逢在《孝友堂家訓》中說:“朋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后，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明人楊繼盛在《楊忠愍公遺筆》中講了許多具體的朋友相處之道:“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干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床席。寧讓人，勿使人讓吾；寧容人，勿使人容吾；寧吃人虧，勿使人吃吾虧；寧受人之氣，勿使人受吾之氣。人有恩于吾，則終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則即時丟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