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杜勇:
子貢，春秋衛國（今河南浚縣）人，姓端木（或作沐），名賜，字子貢（或作子贛）。受業于孔子，尤擅言辭；常相于魯衛，卓有政聲；側身于商賈，家累千金。由于在學問、政績、理財經商等各方面的卓越表現，子貢備受后世推崇。本文僅就子貢經商活動及所蘊涵的儒商精神略作分析，闡述具有普適價值的中國儒商文化。
一
孔子門徒眾多，所謂弟子三千，賢人七十是也。孔子曾將其出類拔萃的門徒分為四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這是孔子對門徒求學問道的情況加以比較，言其各擅勝場。子貢才思敏捷，能言善辯，是言語科的佼佼者，被列為孔門十哲。現在我們所關注的，是孔子對子貢經商致富又持何種態度。
說到孔子對子貢經商的態度，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這樣一則文獻：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
這段話常常被人理解成孔子“在為顏回鳴冤叫屈的同時譏諷子貢”，即揚其有德者，抑其從商者。實際情況恐非如此。所謂“賜不受命”不在貶抑，而是說子貢不像顏回那樣安于本分，潛心向學，而是經商求財，以致二者生活境況大有差異：顏回“屢空”而貧，子貢“屢中”而富。這種比較，如同孔門四科各有俊才一樣，其中或許有些遺憾與無奈，卻并無抑此揚彼的深意。事實上，孔子對子貢一直是非常器重的，曾把他比作宗廟之器“瑚璉”（《論語·公冶長》），以表尊貴。又說“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稱贊他的從政才干。特別是孔子病重行將就木之時，子貢前往探望，孔子說“爾來何遲也”（《禮記·檀弓上》），師生間的深情厚誼溢于言表。可見孔子對子貢的立身行事，不是貶抑而是贊許。
然而，“罕言利”（《論語·子罕》）的孔子，不只堅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的做人原則，而且表現出超然物外的境界，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魯國季氏已經夠富有了，弟子冉求還“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非常生氣地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孔子對聚斂財富如此憤恨，為什么偏偏能夠容忍子貢的“貨殖”行為呢？前賢曾有解釋說，子貢經商為“少時事”，待入孔門，“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朱熹《論語集注·先進》引程子語）。又說“所謂貨殖云者，不過留心家人生產，酌盈濟虛，使不至困乏耳。非糴賤販貴，若商賈所為也”（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貨殖列傳》引崔述語）。這些說法是根本講不通的。《史記·貨殖列傳》載：
子貢既學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
這里清楚說明子貢經商理財是在“既學于仲尼”之后，否則前引孔子對顏回、子貢貧富的比較就無從發生了。而《貨殖列傳》所列人物，范蠡居首，子貢其次，白圭繼之，都是“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賈，怎么能說子貢只是酌盈濟虛，并非商賈所為呢？在朱熹等人看來，糴賤販貴有損圣人形象，乃至不顧史實，曲為之說。
其實，孔子對經商致富有自己的價值取向，并非毫無原則地一味加以反對。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又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這是說富與貴是人人都想得到的，關鍵是要得之有“道”，也就是要通過正當的途徑和手段來獲取。“不義而富且貴”是可恥的，“義然后取”（《論語·憲問》）則是值得稱道的。冉求幫助季氏提高田賦，聚斂民財，是為不義之舉，所以孔子號召學生“鳴鼓而攻之”。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執鞭之士”就是拿著鞭子守衛市場大門的人，如果能夠正當地獲得財富，孔子也不怕干如此低微的工作。這說明孔子對于商人是區別看待的，他所反對的只是那些不守市場規范、投機經營、牟取暴利、坑害民生的奸商貪賈，至于采取正當的營利方式，以“道”謀利的良商廉賈，是不在孔子貶抑之列的。
那么，子貢采取的是何種營利方式以至得到孔子的認同呢？
關于子貢經商的營利方式，孔子謂其“貨殖焉，億則屢中”，司馬遷說“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貨殖”一詞，今有學者譯為“囤積投機”，貶斥的意味很濃。但司馬遷作《貨殖列傳》則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史記·太史公自序》）即謂貨殖是“取與以時而息財富”的智者行為。又“廢舉”云者，《集解》云：“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索隱》引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貨）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又引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收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可見子貢的營利方式就是“買賤賣貴”，不宜另作曲說。
馬克思說：“賤買貴賣，是商業的規律。”這是針對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的，說明但凡經商都不能不依循這個經濟上的規律，子貢當然不能例外。事實上，不只古代社會如此，即使到了現代社會，商貿活動本質上仍是買賤賣貴，區別只在于商業利潤的分配方式不同。當國家利用稅收政策合理調整商業利潤的分配比例，商業活動也就成了利國利民的進步事業。買賤賣貴，人皆可為，但不是人人都可以成為巨富的。以子貢為例，孔子說他“億（臆測）則屢中”，說明這種買賣本身還有不“中”的風險。所謂“億”就是對未來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預測和把握。如果預測和把握不準，原來買進或囤積的貨物，不要說貴賣以牟利，搞不好還會血本無歸。所以孔子說子貢“億則屢中”，既是表明子貢的富有，也是對其經營智慧的贊嘆。這個智慧的具體體現，就是在經商過程中能夠準確把握好一個“時”字。子貢“與時轉貨貲”，范蠡“候時轉物”（《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白圭“樂觀時變”（《史記·貨殖列傳》），都是做的“時”字文章。“時”在這里所體現的是一種經濟規律，亦即生產與交換的關系、市場供求關系和物價漲落關系。可見買賤賣貴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商業投機活動，它需要準確把握生產與流通的聯動關系，預測市場變化的客觀規律，精通商品營銷的微妙技巧，才能達到“取與以時而息財富”的目的。這是一種大智慧，自非心術不正的投機商人所可比擬。孔子認同子貢的經商行為，原因就在這里。
二
子貢既是孔門弟子，又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自可稱為儒商。但這樣狹義的理解并不具有普適價值。我們需要做的工作，是從子貢身上發掘儒商精神的真正內涵。大致說來，高邁的智識，高尚的德操，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有機構成儒商精神的本質特征。
先言智識。智識是在廣博知識基礎上形成的一種人生智慧。子貢結發束脩，受業孔門，學有所成。他思維敏捷，能言善辯，并非只是一個語言技巧問題，根本上還是不同凡響的智識在起作用。子貢勤學善思，每有獨到見解。子貢曾問《詩》于孔子：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
這表明子貢讀書不囿于接受現成結論，還有舉一反三、鑒往知來的能力。通常認為商紂是十惡不赦的昏君，子貢卻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他還認為人無完人，即使君子也不免有其過失。但是，“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這些見解都相當深刻，富于辯證精神。子貢問學，既重視書本知識，也關心現實問題，具有學以致用、積極人世的人生態度。《論語·子罕》云：
子貢曰：“有關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這是說有美玉不能光藏在柜子里，有好價錢是可以賣出的。此所體現的正是儒家積極人世的思想。孔門弟子“問政“的不少，以子貢提出的治國三要“足食、足兵、民信”（《論語·顏淵》）尤具卓見。孔子認為子貢為人通達，從政是沒有困難的。這也反映出子貢以知識服務于現實的求學指歸。其后子貢“常相魯衛”，表現出過人的政治智慧。當魯國即將遭受齊國進攻，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子貢挺身而出，施展其外交才能，先后游說于齊、吳、越、晉諸國，把戰爭的火焰從魯國引開，從而達到了“存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目的。
前面說過，子貢在經商方面也表現出一種大智慧。他“與時轉貨貲”，即是對經濟規律的深刻認識與洞察，從而在風險與機遇并存的商業資本運作中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在廣博知識基礎上形成異乎常人的經營智慧，子貢最多也就是一個酌盈濟虛而聊以糊口的小商小販，與“家累千金”的商界巨子是遙不相涉的。
次言德操。商人總是要牟利的，但牟利是需要講究方式的。那種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經商者，當然談不上什么德操。孔子主張經商致富要義字當頭，“見利思義”。“義然后取”，與其仁者“愛人”（《論語·顏淵》）的人生哲學是相表里的。子貢對仁的理解，也有具體的想法：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
在孔子看來，子貢說的“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不止是仁，而且是圣德，連堯舜恐怕都難于做到。從自己身邊的事做起，能夠立己又立人、達己又達人，這就是踐行仁道了。子貢秉承師道，胸懷仁心，表現出卓然可風的商德。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曾使用“廉賈”與“貪賈”兩個概念，其經營方式是“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是說廉賈講求薄利多銷，五分取一；貪賈逐利不厭其厚，三分取一。貪賈就像貪官一樣，是做不長久的；廉賈則如同廉吏，“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按照司馬遷作傳的體例，子貢自在廉賈之列。事實表明，子貢的精神境界確實不同于見利忘義、貪得無厭的貪賈。如出使越國時，越王以“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相送，他就堅辭不受。當然，廉賈營利，講求薄利多銷，注重規模效應，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營銷手段還是前面提到的“取與有時”，正所謂“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價），而謹司（伺）時”（《戰國策·趙三》）。這種薄利經營方式雖然說不上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但對于調節市場、平抑物價、解困民生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子貢曾問孔子，是否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奉行。孔子回答說：這大概就是“恕”了，具體做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這是說做事要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立場想問題，若是自己都不能接受的，就不要強加給別人。它體現在經商活動中，就是誠信勿欺的商德。不以抬高物價坑人，不以偽劣產品害人，利從義中取，財從信中來，這才是良商所為。子貢的經商活動，奉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的準則，崇尚“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的嘉訓，誠信為本，取之有道。其志善然，其德粹然！
三言責任。社會給商人提供了贏利的舞臺，商人也有回報社會的責任。子貢曾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說：“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這里的禮既代表國家的政制典章，也包括人的行為規范。“富而好禮”意味著商人應該遵守國家的規章制度，維護國家利益。弦高輕財犒師，退秦存鄭，是商人報效國家的典范，以至成為千古美談。《呂氏春秋·察微》說：“魯國之法，魯人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這是說子貢用自己的金錢贖回了在別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依照制度可以從國庫如數領取所付的贖金，但他拒絕了國家的賠償。能用自己的錢去辦國家的事，當然不會不擇手段，損害國家利益，諸如偷漏稅收之類。《史記·貨殖列傳》說：
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
聘享是當時諸侯國間的一種外交禮儀活動。《左傳·昭公三十年》說：“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子貢以國家卿相身份出使他國，“結駟連騎”是夠排場的，重要的是他所帶的“束帛之幣”應極為豐美，才使他國諸侯對其禮敬有加。既然聘享屬于國家外交活動，其“束帛之幣”當由國庫支出，而子貢出使卻以個人財力負擔。這不只說明他財富“饒益”，更是其“富而好禮”、為國擔當的表現。子貢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資助乃師講學授徒，為其周游列國創造條件，“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也有益于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
《鹽鐵論·貧富》說：“子貢以著積顯于諸侯……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所謂“富者交焉”，即是“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等活動，而“貧者贍焉”，則是對貧窮人士的周濟與救助。可見經商致富的子貢，對國家、對個人，無不表現出一種“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的社會責任感。
從子貢這里，我們看到了最早的儒商風范，也領略到了真正的儒商精神。子貢的經商活動，以其高邁的智識，高尚的德操，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開創了中國儒商文化的先河，無疑堪稱中華儒商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