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張踐
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基于自身利益對現存社會關系自覺反映而形成的認知體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學、道德、藝術、宗教等社會學說及觀點所構成，反映了一定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并為其服務，成為其政治綱領、行為準則、價值取向、社會思想的理論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精辟地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在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無疑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成就，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成為全中國人民的最廣泛的共識。
但是在主流意識與形態之外，還存在著眾多的非主流意識形態。這些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存在是一種客觀現實，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樣的，一是由于多種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導致社會眾多階級的存在，在不同的階級中還可能存在不同的階層或集團，他們的意識形態也不盡相同；二是由于意識形態發展的相對獨立性，一些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一些國外的意識形態也會經過多種途徑進入我們的社會。對于非主流意識形態要進行科學的分析，其中有些類型是與主流意識形態對抗的，更多的則是非對抗性的，甚至是基本一致的，可以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發展的重要補充源，甚至逐漸融入主流意識形態。儒學作為中華文化千百年流傳的主要組成部分，其中的優秀內容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厚土壤，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要資源，這一點已經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
現在的問題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存在“兩頭熱，中間冷”的情況。高層領導很重視，把重要意義、工作方針、指導思想都講清楚了；眾多專家學者也呼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要重建對于中華文化的自信。在基層，傳授國學、學習國學的積極性也很高，而中間卻出現了“梗阻”，有的地方教育部門和意識形態官員對此認識模糊，有的思想上不認同，對傳統文化多有曲解、誤解和擔心，采取“不支持，不反對，不干預”的“三不態度”。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執掌意識形態的領導部分長期壟斷主流意識形態的特權，拒絕儒學進入主流意識形態領域。于是就導致儒學長期以來一直處于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之外，以一種自發的狀態在民間發展。由于儒學實際脫離主流意識形態的指引而自發發展，就容易導致了儒學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張力加大，主要表現在儒學宗教化和儒學民間化兩個方面。
儒學宗教化是一種特定的文化思潮，一批自稱為“大陸新儒家”的學者，希望繼承康有為的事業，把儒學建設成一種可以媲美歐美基督教、中東伊斯蘭教的宗教。借助當代社會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幟，他們以宗教的形式建設儒學，希望形成一種有獨立的宗教組織，形成自己的信徒隊伍，建立自己的宗教學說的新型宗教。他們認為在西方國家實現政教分離之后，宗教完全可以脫離政府的干涉，如果將儒學也建設成一種宗教，就可以獲得一種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自由傳播的權利。在儒學宗教化的一派中，更有極端者提出要突出儒教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整個中國當代政治都應當在“國教—儒教”的指導下發展，建立通儒院、國體院、庶民院，以此代替現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甚至提出“儒化共產黨”，“用儒學作為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等極端口號，只能引起對“儒學復興”運動持懷疑態度的對立派的反感，并為對手提供最佳的批判口實。
儒學民間化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現象，主要表現是對于古代書籍中記載的“儒學”照搬照抄。于是在一些學校和書院，違背了少兒認知規律和成長規律，不教孩子們認字，不向孩子講解經文的內容而只背經書，從兩三歲到八九歲，有的孩子已經背誦了數萬字的經書，但把經書上的字寫出來卻不認識，更不明字義，把孩子們訓練成了“復讀機”；有的追求古代禮儀的形似，一定要孩子穿上所謂的“漢服”、“唐裝”，模仿古人行古代的禮儀，不僅造成了生活的不便，而且也導致一些傷害孩子的現象發生；有些所謂的“國學大師”以捍衛國學的純潔性之名，大肆宣揚抵制境外先進文化，把一切西方的文化都稱為“文化侵略”，以中醫排斥西醫，以傳統反對現代，以宗教反對科學等等。在儒學保守化的趨勢下，實際存在兩種不良傾向，一是庸俗化，二是原教旨主義。所謂庸俗化就是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演成了“古裝戲”，嚴重脫離現代社會生活；所謂原教旨主義就是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名義下，否定社會的現代化，否定改革開放，夜郎自大地認為中國古代一切都好。這一切當然都與正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中國大國發展戰略相違背，難得到大多數國人的認同。
且不說儒學宗教化和原教旨主義的可行性，僅這些極端口號提出，就已經引起了社會上強烈的反對之聲。批判首先來自于傳統的“馬哲”陣營，習慣于意識形態一元化時代的思想家，對于突然將曾經的評判對象變成共處的伙伴十分不習慣，于是不能以傳統國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能將儒學意識形態化，與馬克思主義對立只能死路一條之類的指責不一而足。這類的憂慮集中到一點，就是擔心儒學會沖擊了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儒學保守化的傾向則主要引起那些積極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西學”陣營的反感，長期與“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友，使他們對兩千多年專制制度及其思想甚為抵觸，擔心儒學的復興將會引起封建主義思想的回潮，傳統的德治主義觀念將會影響國家民主化進程，干擾了依法治國。形成于自然經濟時代的儒學，可能會影響青少年對科學知識的尊重，妨礙國人對科學知識的熱衷，使中國又回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時代。例如
對此，我們提出一定要積極引導儒學復興運動的發展方向，盡快實現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使之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精神力量。只有實現了儒學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才可以認為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因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本身就包含著與中國文化的結合。長期不能與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學的結合，很難說真正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另一方面，儒學本身也只有實現了與馬克思主義指導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才可以說完成了現代化轉換，才真正是適應了現代社會的發展。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傳統儒學進行新的詮釋，只有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才能更好地完成儒學立德樹人、尋求智慧、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的社會功能，真正成為中華民族最為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軟實力，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
這里我們要注意儒學融入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式問題，筆者以為，至少要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要以文化的形式，而不要以政治的形式融入主流意識形態。提出這樣的觀點并不是要否定儒學中具有豐富的政治文化資源，而是說不要以傳統儒學形態直接插手政治事務。在沒有完成儒學體系的現代化轉換之前，直接拿傳統的儒學政治觀念為現代政治進行論證，很容易出現北朝鮮那種“作黨的忠臣孝子”之類的政治笑話。政治學家認為：“在任何國家，作為政權合法性依據的官方意識形態只有一種，這里探討的主要是作為政治統治工具的官方意識形態。”（楊光斌主編：《政治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頁）其實不僅中國如此，就是實行思想自由政策的當代西方國家，也毫不猶豫地宣布，其政治意識形態形態只有一種。正如亨廷頓所說：“人們常說美國人的特點就是篤信‘美國觀念’所體現的自由、平等、民主、個人主義、人權、法治和私有財產制這樣一些政治原則，由這樣的信念團結在一起。……理查德·霍夫斯塔說得最簡明扼要：‘我們國民幸運，沒有幾種意識形態，而只有一種。’”（塞繆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頁）這里所說的一元化的意識形態，主要指政治意識形態而言，作為為政治權力和經濟基礎合法性進行直接論證的政治意識形態，只能是一元的，否則將會引起社會的動亂。但是，馬克思主義認為意識形態是一個體系，包括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等多種形式，不能僅僅由政治意識形態唱獨角戲。只有哲學、法律、宗教、文學等等意識形態與政治意識形態充分融合，才能成為一部雄渾壯觀的交響樂，產生對社會的最佳宣傳效益。在當代中國，承擔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論證的，只能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不容其他學說染指。但是這不等于說，其他意識形態形式不能和政治意識形態實現貫通，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根據筆者的預測，儒學未來的發展方向應當向經歷了現代化洗禮的基督教一樣，也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發揮保證現代社會穩定發展的作用。西方國家在文藝復興時代，對黑暗的中世紀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基督教受到的沖擊絕不亞于儒家文化。但是基督教并沒有因此消亡，除了少數思想家走上了無神論的道路，大多數思想家則是走向改造基督教，重新詮釋基督教的道路。歐美主要發達國家，都走上指導國家政治生活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指導公民道德生活的終極價值分途的道路。在啟蒙運動中激烈批判基督教的思想家盧梭，朦朧地提出了一個大膽設想——建立“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他說：“每個公民都應該有一個宗教，他信仰的那種宗教能夠使他們熱愛自己的責任，這卻對國家關系重要大。”在他看來，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一個沒有道德的人，一個不遵守法律的人，也就是一個無惡不作的人。所以公民都應當信仰宗教。但是這個宗教不是中世紀那種排他性的基督教，而是經過宣言重建的“公民宗教”，“公民宗教教條應該簡單，條款不多，詞句精確，也不必注釋。全能的、智慧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來生命，正直者幸福，壞人遭懲罰，社會契約與法律的神圣性，——這些都是正面的教條。反面的教條我只把它限于一條，那就是不寬容。它是屬于我們所已經否定過的宗教崇拜的范圍之內。”（盧梭著，州長治譯：《社會契約論》，載《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416頁）經過教外啟蒙思想家和教內宗教改革家雙向努力，“公民宗教”的實踐在歐美大多數國家已經基本實現。一方面國家制定憲法規定了政教分離的原則，防止任何宗教再度獲得國教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基督教作為整個歐美政治文化的底色，成為政治權力合法性的文化符號，道德理論的終極依據，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穩定價值、和諧群體、消解矛盾、提供理想的作用。
而儒家文化中“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完全可能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背后最深層的文化基因、終極價值。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像這樣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只有植根于這樣豐厚的文化土壤，才能深入人心，成為全民族的精神共識；只有接續上優秀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才能生機勃勃，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我們所說儒學實現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貫通，就是要發揮這樣的作用。
第二，儒學要以教育的形式而不是宗教的形成融入主流意識形態。熟悉儒家發展歷史的人都知道，儒學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傳統宗教瓦解，神權思想動搖的時代。孔子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尊重宗教信仰但是和宗教保持一定張力，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古代社會已經實現了政教分離。不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還是從外國傳入的宗教，都被排斥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從來沒有佛教、道教成為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情況。在當代實行宗教信仰的自由的社會氛圍中，表面上看將儒學定位于“宗教”可以減少儒學的發展障礙，但是這樣做的結果也就把儒學永遠排除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了。因為當代世界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另一面，則是嚴格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不僅不允許宗教進入政治領域，更是堅持宗教與教育的分離，不允許進入國民教育系列。儒學宗教化的結果，就是自外于“國民教育系統要承擔起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職責，被關在大中小學的門外。
自古以來，儒學的發展就沒有獨立的教團組織，沒有自己的宮觀教堂，而是在教育事業中不斷傳承發展。從孔夫子開始，就是以“萬世師表”的形象流傳于世，歷代儒者也多是以教師的職業安身立命。“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官員的身份和教師的身份可以轉換。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之后，官方只設立“六經博士”，學校和書院就成為儒學傳承的主要形式。特別是科舉制度實行以后，更是強化的儒學與教育的緊密聯系。儒學只有進入了國民教育系統，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傳承方式。不然總是在官方舉辦的體制外運行，很容易產生與體制內的機構離心離德現象，產生與政治的張力。當前克服儒學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自發”現象，關鍵也在于盡快實現教育領域中儒學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當儒學進入國民教育系統之后，將會把一些經過理性處理的儒學知識傳給下一代，使他們學會正確辨識儒學經典什么內容是適合現社會需要的，什么是正負參半的，什么是應當揚棄的。因為歷代的學校都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長期受到儒家人文主義學術傳統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向來反對極端主義、神秘主義、庸俗主義，是堅持儒家真精神的最好載體。在知識分子、知識青年中間傳播的“儒學”，才最容易符合儒學的本來面貌，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不斷完成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當代中國各級學校的教師，擔當者傳承中華血脈的神圣使命，對民族復興大業責無旁貸，“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