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源遠流長，它滲透到中華民族的各個領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與時代的進步，先秦時期就出現了很多商人，著名的有呂不韋、范蠡、猗頓、白圭等。他們一般都是家累巨萬，富比王侯。當這批人形成與士、農、工并列的階層以后，同時也就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思想文化。其中包括商業道德倫理、商業智慧、術略、商業法制法規、商業創作藝術等各個方面。因為這些商人生活在華夏大地，因此，具有濃厚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色。中國古代學派很多，著名的有儒、墨、法、道等。儒家一開始就是顯學。到了兩漢，其他各派被罷黜，儒家成了天下獨尊的學派。所以要它不影響商業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也是這樣，它對商業、商人影響最深、最大。其典型代表——子貢，他本身就是孔子的杰出弟子。

子貢，復姓端木，名賜，《史記》說他是衛國人，先在衛國做官，后來拿出自己的積蓄從事商業，鬻財于曹、魯之間，不久，成為孔子77個弟子中的首富。他為宣傳儒家學說并使孔子死后名揚天下出了大力。所以，我們研究子貢及其儒商文化對于商業經營的成功，怎樣做一個儒商，怎樣實現工商業的現代化，尚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歷史借鑒價值。

一、“仁”是子貢思想的核心

孔子、子貢一生講仁。仁，究竟怎樣理解？許慎說：“仁，親也，從人二。”段玉裁注說：“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仁字的基本含義，就是指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的基本出發點是“愛”。從血緣關系出發，愛父母兄弟，這叫孝悌；從社會關系出發，愛眾人，這叫忠信。其中包括君王、朋友、百姓。《論語·顏淵》說：“樊遲問‘仁’，孔子回答說：‘愛人’”。在《論語》中，孔子曾多次直接同子貢討論“仁”的內容。如《雍也》章，子貢問孔子說“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就人生觀講，孔子、子貢講的仁，是利他主義。這同揚朱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極端利己主義針鋒相對，判若黑白。孔子、子貢從“仁”出發，主張應該做對別人有利的事，盡己之力以為人，推己之心以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儒家主張富民。所謂富民，即讓百姓有盡可能充裕的生存條件，有足夠糧食、布匹、房屋，以免饑寒，以蔽風雨。《論語·里仁》說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貧與賤是人之所惡”，正體現了這種思想。這種思想可以說是有民族特色的人道主義。為了實現這種主義，他們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生命。當齊國宰相田常因準備作亂而打算攻打魯國的時候，孔子很發愁。魯國是孔子的祖國，祖先墳墓在那里。魯國弱小，一攻即破，形勢危在旦夕。在這危機關頭，誰能出面說服田常罷兵，以解魯國之困呢？子路要去，孔子加以阻止，子張、子石要去，孔子全都不同意。當子貢要求出使的時候，孔子則高高興興地答應下來。當時的形勢危險得很，長途跋涉之苦不說，弄不好就有掉頭的危險。如不具備智勇雙全的素質、舍生取義的品德，決不能擔當如此重任。子貢沒有辜負老師的希望，先說服田常罷兵；再鼓動吳王伐齊救魯；三說服越王勾踐稱臣納貢取悅夫差，讓吳盡起九郡之兵北上，然后乘虛攻之；四說服晉國，養兵休卒，陳兵邊境，以待吳王。終以亂齊、存魯、滅吳、霸越、強晉而告終。子貢一舉而使天下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無愧孔子稱之謂“瑚璉之器”，其間愛國主義、扶困救危的正義之情躍然紙上。

從仁者愛人的思想出發，子貢對自己的師友非常關心。原憲貧窮，連糟糠也吃不飽，隱身于草澤陋巷，戴帽子帽纓斷，穿衣服則見肘，穿鞋子則露著腳，狼狽不堪。這時正在衛國當宰相的子貢并沒有忘記他，曾結駟連騎束帛幣前去拜訪。原憲亦攝敝衣冠親迎。史書抓住子貢說的“夫子其病乎”這句話來貶低子貢，這是不對的。同窗之情不以貧富而阻斷，朋友之誼不因貴賤而隔絕，這才是人間可寶貴的。比起那些唯恐避而不及的行為，當然要純美得多。換個角度，當子貢聽到原憲說“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以后，深感慚愧，終生為說過這句錯話而感到難過，仍不失為一種高尚的品德。正如他自己說過的“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那些文過飾非者，面對這種人格，只要良心尚未完全泯滅，就會赧顏汗下，羞愧不已。

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奠基人，無論生前或死后，詆毀攻擊他的大有人在，而子貢作為弟子，卻全力維護老師的學說和聲譽。有一次，魯國大夫叔孫武叔挑撥離間，在朝廷上說孔子不如子貢。有人轉告子貢，子貢進行了有力的駁斥，把他和孔子都比作墻，說自己的墻只有人的肩膀那么高，別人站在外面就可以把院里、屋里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而夫子的墻高十多丈，找不到進入的門，根本看不到里面莊嚴豪華的廟堂和數不盡的房屋。能夠找到門進去的人很少，對他的高深思想能夠了解得人也是很少的。稱他為夫子，是完全應該的。當陳子禽說子貢這樣說只是出于對老師的恭敬，其實孔子真的不如他的時候，子貢駁斥說，夫子是不可詆毀的，一般的人的品德高尚，像是一個小小的丘陵，不僅可以登，而且可以逾越；而夫子像天上的太陽、月亮，無法登上，更不能超越。如果有人想去攀登，甚至超越，那是他自己的事，對于日月有什么關系呢？只是證明他們自不量力罷了。

二、禮義是子貢的行為準則

儒家從仁者愛人利人的思想出發，主張制訂一套規范人們言行的制度、法律。這些制度和法律即稱為禮，法律、道德兼而有之。人們按照這些法律、制度去行動，即被稱作“義”。義體現禮，義是合乎仁、禮的高尚行為。人有七情六欲，如果不用禮來約束、來衡量，就無法知道其言行是否合乎義。不知道其義與不義，就無法確定其高尚與卑鄙的品性。《論語·顏淵》中說的“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是這種道理。因此，孔子才反復告誡弟子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約束，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的內容非常廣泛，大至國家制度、內政、外交、軍旅、祭祖祀天，小至坐立行走、吃飯穿衣、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所不包。作為孔子弟子，子貢對自己的要求也很嚴格。他曾感到一個人要遵守的禮，條文太多，詢問孔子能不能把他概括為一個字來說明。孔子回答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說，這個字大概就是“恕”吧！它的基本內涵是：不要把自己不喜歡、不想要的，強加給別人。不欲的范圍包括物質和精神各個方面。總而言之，不要做別人不喜歡、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事情。這種倫理觀，是典型的利他主義。這正是儒家學說在中華民族、甚至世界精神文明史上的閃光之處。人之所以能和禽獸區別開來，大概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標志。

利，人人都想要，士、農、工、商，王宮大臣無一例外。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一點不錯。正是因為上下交互爭利，才出現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的局面。奸人掘墓發尸，暴徒攔路搶劫，強盜人室偷竊，商人強取豪奪謀取暴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杰。違禮之事，無處不有。針對這種情況，儒家提出“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修己以安百姓”的原則，其積極意義可想而知。孔子曾大聲疾呼“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等，不能不說它是冷酷人世中的一股暖流，無道無德的漫漫黑夜中的一道曙光，讓志士仁人看到了一線希望。

商業的實質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以其所多易其所少，以其有余易其不足。西方需要東方的魚、鹽、絲、漆；東方需要西方的竹、谷、玉、石；南方喜歡北方的牛、羊、銅、鐵；北方喜歡南方的珍果、珠璣。工人、商人待農而食之，農民則待工人而成之，待商人而通之。各盡其能，各盡其力，各安其業，各自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他們之間的關系只是分工的不同，沒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如果能用“仁”“義”“禮”的觀念去協調，那么自然會在利己的同時，利國利民。過去，很多人以為越國之所以會滅掉吳國，主要是西施的作用。司馬遷則不這么看。他認為，這主要是勾踐采用范蠡、計然的策略，平易物價，搞好商業，積累財富的結果。“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具利。……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賄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大概這就是儒家所說的利以義取，取之后用之于國、用之于民的典型事例。

在儒家看來，作為一個高尚的商人，生財不僅有道，同時也必須合乎禮義。子貢說的“若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就是一種文明的用財理論。吃喝嫖賭，花天酒地，視財如糞土，則與之格格不入。有一次，子貢和孔子討論一個人應該怎樣對待貧窮和富有的問題。子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怎么樣？”孔子回答說：“我看不如‘貧而樂，富而好禮’好。”歷史上有很多商人都是這樣做的。有的用自己的財富修橋鋪路，有的則開辦義學，有的則賑濟饑民。范蠡輔佐勾踐報仇雪恥之后，為了避免“狡兔死，走狗烹”的厄運，同西施泛舟江湖，隱姓埋名，最后來到齊國，定居于陶，稱陶朱公。他看陶居天下之中，諸侯四通，乃貨物交易之地，于是重新經商做生意，“十九年中，三致千金”。然而，他富而好行其德，把這些錢財全分給那些貧窮的昆弟。鄭國商人弦高的故事也很感人。公元前627年，秦乘晉文公死，發兵偷襲鄭國。弦高正好趕著牲畜去周地販賣，路上碰到秦兵，急中生智，假托君命，以十二頭牛犒賞秦兵，虛與周旋。秦國以為鄭國有了準備，于是繞道滅滑而還。

因為儒家學說主要講人際倫理，而且提倡的又是利他主義，所以談到“利”的時候，總是羞羞答答，給人以“敬鬼神而遠之”的感覺。《論語》中一方面記載孔子“富而不可求也，雖執鞭之士，我亦為之”的話，一方面又說“子罕言利”。孟子說，當他見梁惠王，梁惠王一開始就問他您不遠千里而來，給我國帶來什么利益時，孟子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孟子還說過：“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也。”義作為道德標準，孔子、子貢、孟子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古代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主要內容就是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義”。

仁義與利表面上看起來有矛盾，倘若能分清謀取的是公利還是私利，是奸利，還是義利，那么這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子思的意思是謀取利潤并不可怕，可以用它來安身，亦可以用它修養品德，從而使自己的人格更加高尚。在子思看來，仁義與公利是統一的，二者并不相背。孔子罕言的，只是損人利己的私利罷了。著名儒商——子貢的行為準則依然是仁、禮與義，并不因為他從事商業經營獲取利潤家累千金而有所減色。司馬遷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8000多字，而子貢一人就有2000多字，約占1/4。可見子貢在司馬遷心目中的分量之重。班固《漢書·貨殖列傳》，基本上是抄襲《史記》，其觀點則相當偏頗，把經商活動看成是離制棄本，認為商人致富是飾變詐偽的結果，進而慨嘆“循道守禮者不免于饑寒”的可悲。這對于揭露當時社會的貧富不均、爾虞我詐、奸商非法謀取暴利奢侈腐化倒有一定意義，如果用來攻擊本來就不發達的商業以及那些品德高尚的儒商則是毫無道理的。他姑妄言之，人們姑妄聽之，不足為訓。

三、智與信是子貢致富的法寶

俗話說商場如戰場。意思是說經商需要智慧與謀略，能預測政治形勢、經濟形勢的發展，以及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某種物品的余缺、價格的走向等。戰國時魏國商人白圭，樂觀時變，人棄他取，人取他與，積累巨萬。他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武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孔子對子貢的智慧曾給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說高柴愚蠢，曾參笨拙，顓孫師孤陋，仲由魯莽。唯子貢沒有君王、官府的支持，竟然能經商致富，對事物發展趨勢的判斷預測準確無誤。另外當孔子的祖國將遭到滅頂之災的時候，否定了多位弟子使齊的請求，最后決定讓子貢前往，可見孔子對子貢智慧的肯定。亂齊、存魯、滅吳、霸越、強晉的事實，充分證明子貢不辱師命，確實有超人的智慧。他說服田常是從憂在內攻強、憂在外攻弱的角度切入的；說服夫差是從鋤強濟弱、救危扶困的角度切入的；說服勾踐是從忍垢含辱以待時機的角度切入的；說服晉國是從審時度勢、蓄積后發的角度切入的。這些被說服的人都樂于接受，從而達到自己存魯的目的。把子貢同當時的一些政治家相比，不僅毫不遜色，竟能把天下國君玩于掌上，實在遠遠地超過了他們。大凡成功的商人，一般都是絕頂聰明，有著超人的智慧。呂不韋雖然不齒，但就智力而論，人們不得不興嘆不已。他善于經商，以河南禹州市為基地，往來賤買貴賣，家累巨萬。他到河北邯鄲，一眼就看出質于趙的秦君庶子子楚是可居之奇貨，先投資千金使之成為太子，再用同他情好的美姬，待她懷孕后嫁與子楚為妻，等子楚回秦做了國王之后，他位居宰相，封文信侯，食邑洛陽十萬戶。子楚去世后，始皇年幼，他號稱仲父，把秦國玩于股掌之間。他家童萬人，養士三千，專勢多年。后因膠毒事發，做賊心虛，畏罪飲鴆。有《呂氏春秋》傳世，不失一代梟雄。其間用智設計之工巧，使人瞠目結舌，嘆為觀止。蜀卓氏，祖籍趙地，秦破趙后，卓氏被俘虜，夫妻推獨輪小車，到了指定遷移的地方。這些被迫遷往這里的人們身上沒有多余的錢，然卻爭相賄賂官吏，要求給一個較近的地方居住，最后定居在葭萌。只有卓氏以為“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于市，易賈”。乃求遠遷，至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童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司馬遷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這是就商這個職業的角度說的，至于從事商業并非人人都能致富，若沒有高超的智力、敏銳的眼光、堅忍不拔的毅力是不行的。秦朝滅亡、楚漢相爭、天下大亂的時候，有錢的諸侯、巨賈，爭著搶購黃金珍寶，獨宣曲任氏收購糧食。他認為戰亂頻仍，水深火熱，民必不能以時耕種，糧食匱乏，勢在必然。果然不出所料，劉邦、項羽相持鴻溝，一石米價值萬錢。這一下，豪杰金銀珠寶，盡歸任氏。任氏從此成為巨富。總之，商海茫茫，倘不以智力揚帆駛舵，那么就很難到達金色的彼岸。至于欺詐哄騙，不管其手段笨拙還是巧妙，都不能同儒商文化中的智慧謀略同日而語。

智謀人人所愛，狡詐人人所惡。它們的區別除了出發點是仁還是不仁、是利人還是利己之外，還有一個能看得見摸得著的標準，就是一個“信”字。儒家學說對信非常重視，亦是儒商必須具備的一種高尚品格。孔子經常講到信的問題。《論語·學而》開宗明義就問“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同時提出“守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并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要求弟子們篤信好學，死守善道。有一次，子貢問他：“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意思是一個人怎樣做才能稱得上是一位有識之士？孔子回答說：“言必信，行必果。”又有一次，子張問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說：大丈夫走遍天下，始終按五個字行事就是“仁”。這五個字就是恭、寬、信、敏、惠。因為“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顏淵》中記載，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如何從政，如何治理國家？孔子回答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三條都有，當然最好。如果迫不得已必須在這三條中去掉一條，那么去哪一條好呢？孔子回答說：“去兵。”子貢再問：在這兩條中再去掉哪一條好呢？孔子回答說：“去食。”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認為信重于食。

信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倫理共識。不僅儒家講，其他各家如兵家、法家等也講。商鞅在秦國實行新法，害怕民眾不相信，在咸陽南城門外放一根兩三丈長的木棍，對百姓說，誰能把它拿到北城門，可以得到十兩黃金。百姓覺得奇怪，沒有人去移動這根木棍。過了一些日子，又下令說：誰能把它移到北城門，可以得到五十兩黃金。有一人徙之，果然得到了五十兩黃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取信天下，表示不欺。然后再將新的法令公開頒行。

齊景公時，晉國、燕國多次犯齊，齊軍接連失敗，景公日夜發愁。經晏嬰推薦，以田穰苴為將。穰苴說：“臣素卑賤，驟然擢升，位居大夫之上，恐士卒不服，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難以完成使命。希望君王把您最寵愛、一國中最尊重的大臣派來監軍。”景王派了莊賈。兩人分別時約定，明天中午在軍門相見。第二天穰苴先到軍營，立表下漏等待莊賈。莊賈為人素來驕橫，以為穰苴帶領的是他自己的軍隊，而自己又為監軍，不以為然，以為別人不能把他怎么樣。親戚朋友給他送行，并留下喝酒，日中而莊賈不至。穰苴非常生氣，推表砸漏，單獨行軍勒兵，申明軍紀，宣布完了之后莊賈才到，時已黃昏，晚霞滿天。穰苴問怎么這么晚才來？莊賈說：士大夫來相送，喝酒留飲。穰苴召軍正問：約定后而不按時刻到怎么處分？軍正說：當斬！莊賈害怕，趕快報告景公。報信人還未回，穰苴即斬莊賈。三軍之士渾身打顫，不敢仰視。

各家之所以都講信，證明信是取得事業成功的關鍵。反之，不講信，失信于人，就必然失敗。周幽王愛姬褒姒不好笑，幽王千方百計逗樂，她都無動于衷。有一次，幽王點燃烽火，擂起大鼓，諸侯救兵蜂擁而至，來了之后，一個盜寇也沒有，只得掃興而歸。褒姒見此，大笑不止。幽王高興，多次這樣干。不久，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征兵，兵不再來。犬戎遂殺幽王于驪山下，搶掠褒姒及周國珍寶珠玉等財貨而去。西周滅亡。

至此，可以從正反兩個方面得出結論：信之于人，至關重要。既然君無信不立，臣無信不立，士無信不立，民無信不立，那么商無信不立，亦屬必然。俗話說的“貨真價實”，實則是對商界成功經驗的概括總結，即處處要用信去爭取顧客。要想使事業興隆，除了商人的個人品質、遵守合同、不欺不詐以外，質量講信，價格講信，數量講信，亦必不可少。古往今來，大凡成功的商人，包括子貢在內，無一不是如此。欺騙，只能得逞于一時一事，決不能得逞于永遠。信之于商，猶生命之于陽光、空氣和水，得之則榮，失之則枯，持之則生，去之則死。

前面說過，仁是愛人、利人。仁人與自私自利判若水火。仁屬于信仰、思想、人生觀問題，因而它是動機，雖然高尚，卻是看不見摸不著，屬于意識形態領域。禮是根據仁的原則而制定的法律和制度以及那些約定俗成的文明行為。這些法律、制度、規矩、習慣，有的形之于語言，有的見諸于文字，可以聽得見，看得見；有的屬于法制范疇，有的為道德輿論。義是依據法制和道德輿論去說話做事的行為。人們根據正確的法制和道德輿論去做利國利民的事，叫作義。合乎義的言，謂嘉言；合乎義的行，謂懿行。美好的言行，光明磊落，符合事實，從不弄虛作假，這又叫作信。上述四者，仁、義、禮、信對于一個人來說，屬于品德修養問題。智是依據禮、仁和義去認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戰勝邪惡，高揚正義，屬于才能和知識的問題。它和仁、義、禮、信相結合，構成一種完美的人格，即德才兼備。一個德才兼備的商人，方可稱為儒商。其用之于實業，則實業興旺；用之于經營，則財貨云集。他們結駟連騎，飄逸倜儻，與那些迂腐、呆笨、僵化之儒生毫無相同之處。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內容廣泛實用，其義精奧深邃，與人類的美好理想契合一致，同西方的唯我、利己主義相比，自有其頑強的生命力。它跨越數千年的歷史長河，綿延不衰，水淹不枯，火燒不死，顛撲不破。中華民族以之，雖歷經磨難，終能不減本色，毅然昂首挺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子貢以之，雖不受命而財貨能殖，終能做到“億則屢中”，家累千金；友幫以之，雖然處在世界經濟危機之后，終能挺身一搏，展翅騰飛，迅速實現科技工商業界的現代化，被西方譽為四小龍，嘆羨不止。這說明儒家文化不僅不會消亡，反而有繼續成長、壯大之勢，并且傳播于歐洲、美洲，以至全世界。為構筑嶄新的全人類的民主科學的理想大廈，孜孜矻矻，汗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