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是現代性最突出的體現。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就是從自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自然經濟時代，生產力水平比較低，從事生產的主要目的是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不是去進行商品交換。大多數生產者比較看重使用價值，而不甚看重交換價值。由于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生產規模小，只能維持簡單的再生產，無力于擴大再生產。與這種情況相適應，社會主流的價值導向不是求發展而是求穩定、求秩序。產生于自然經濟時代的儒學，典型地體現出這種時代特征。如孔子所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學》中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反映出求穩定的價值導向，而不是求發展的社會導向。在市場經濟時代，儒學的價值導向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在市場經濟時代，從事生產的目的已不再是滿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是為了進行商品交換，不再看重使用價值，而特別看重交換價值。社會的主流價值導向不僅僅是求穩定、求秩序，而特別重視發展。面對這種新情況，現代新儒學當然不能再照著傳統儒學講，只能接著傳統儒學講，并且找到新的講法，對中國的現代性取向做出回應。

一

在西方現代化的起步階段，曾經出現過啟蒙主義運動。這一運動高揚理性主義，反對權威主義，主張解放思想，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等現代價值觀念，對于西方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推動作用。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性化”，稱之為“祛魅”，看成是現代性的集中體現，看成現代化進程的必要步驟。但是，這一運動也有缺點，主要表現為對立性思維：把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把理性與信仰對立起來，把個人與群體對立起來，把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對立起來。由于片面地強調工具理性，導致后來實證主義思潮流行；由實證主義又引發盲目崇拜工具理性的科學主義思潮。由于片面地貶抑價值理性，損害了人文精神，造成了人格扭曲和異化，形成了“單向度的人”，導致意義世界與精神世界的迷失。由于片面強調個人的作用，片面強調人與人的競爭，導致個人主義流行，形成個體與群體的嚴重對立，從而損害了社會群體的互助與和諧。現代化之后暴露出的問題：由于過度追求市場價值，導致消費主義流行。文化越來越商業化、世俗化乃至低俗化，造成人的主體性的再度喪失，實際上淪為媒體的奴隸、物欲的奴隸。于是，使西方現代性不能不表現為二律背反：一方面推進了現代化的進程，一方面有導致“現代病”的流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現代性的負面效應充分暴露出來，在思想界出現了反省現代性的人本主義思潮。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是原發型的，而是后發型的，必須尋找到一條有別于西方的發展模式。如何在培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即培育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又避免出現西方社會的現代病？這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個重要的課題。西化派顯然沒有察覺這一課題的重要性，出于追求現代化的迫切心情，出于對當時中國社會落后狀態的深惡痛絕，他們選擇了“全盤西化”的道路。在他們看來，既然現代性是從西方引進的，那末，就必須盡棄中國固有的思想傳統，掃清一切阻礙現代化進程的思想障礙。他們模仿西方的啟蒙主義模式，主張在中國發動啟蒙主義運動，像西方對待中世紀的基督教那樣，把傳統儒學當作“祛魅”的對象，于是發出“打孔家店”的呼喊。

在現代性向度上，現代新儒家選擇的路徑與西化派不同。他們沒有把西方的現代化當作唯一的理想模式，反對把傳統與現代截然對立起來。在梁漱溟看來，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固然有成功的方面，可是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西方的現代化發展主要體現在物質文明方面，而沒有體現在精神文明方面。誠然，西方發達國家在物質文明方面取得了很達到成就，“然而他們精神上也因此受了傷，生活上吃了苦，這是19世紀以來暴露不可掩的事實！”中國搞現代化，可以借鑒西方成功的經驗，但不能照搬照抄，尤其應當吸取他們的教訓。中國作為后發的建設現代化的國家，一方面應當積極追求現代化，另一方面也應當避免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出現的“現代病”。基此，現代新儒家做出“現代化不等于西化”的論斷。馮友蘭在《新事論》中明確提出：“現代化并不是歐化。現代化可；歐化不可。”他提出的這種看法在現代新儒家當中得到普遍的認同，至今海外的新儒家們仍把“現代化不等于西方”視為他們的基本主張之一。站在現代新儒家的立場上，馮友蘭反對“全盤西化”，反對照搬照抄別國的發展模式，主張探索有中國特色、有中國“舊情”根據的發展道路。他的這一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他認為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人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真正底‘中國人’已造成過去地偉大底中國。這些‘中國人’將要造成一個新中國。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有過之無不及，這是我們所深信，而沒有絲毫懷疑底。”這充分表現出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摯愛，對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化充滿信心，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二

儒學能否與現代化相適應？這是現代新儒家必須面對的問題。馬克斯·韋伯曾寫了《儒教》一書，斷言儒學不能適應現代經濟，不具有促進市場經濟的因素，因而對于現代化進程只有負面作用，而沒有正面作用。他的結論遭到現代新儒家的反對。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以大量事實反駁韋伯的結論。他指出，韋伯在新教倫理中遭到的那些促進市場經濟的思想要素如敬業、勤儉等等，在儒學中都可以找到。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似乎驗證了現代新儒家的結論，他們提出了“儒家資本主義”的新概念，證明儒學是現代化的助力甚至是動力，并不是阻力。

現代化雖然以發展為主題，但發展也需要有穩定的秩序為條件。儒學在論證發展的必要性方面，思想資源比較匱乏，可是在維護穩定秩序方面的資源卻十分豐富。馮友蘭提出“由社會必有社會之理”的論斷，證明儒家倫理與現代社會是相容的。他指出，儒家倫理雖然產生于農耕社會，但所闡述的并不限于農耕社會之理，而是“社會之所以為社會”之理。農耕社會改變了，“農耕社會之理”無疑過時了，可是“社會之所以為社會之理”卻沒有過時，仍然適用于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時代，每個人依舊是某個家族的一員，依舊擔當某種社會角色。“不論一個人所有底倫或職是什么，他都可以盡倫盡職。為父底為盡父之道是盡倫；為子底盡為子之道亦是盡倫。當大將底，盡其為將之道，是盡職；當小兵底，盡其為兵之道，亦是盡職。”他把儒家傳統的家族倫理改造為職業倫理，使之與市場經濟有了相容性。

三

現代新儒家沒有像西化派那樣把傳統儒學當成“祛魅”的對象，而是看成可以實行現代轉化的寶貴資源。他們認為，傳統儒學雖然是農耕時代的產物，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的局限性，但不能因此而否認其具有普適性。中國人搞現代化，沒有必要模仿西方啟蒙主義的路線。一些西方國家在現代化起步階段，曾發動了一場清算中世紀的基督教的思想運動，要求把“人”從“神”的控制中解放出來。中國的情況顯然與這些國家不同。在中國，儒學并不是神學，儒學本身就不是“魅”，當然也就不必成“驅魅”的對象。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并不是開啟現代性，而是批判的接納現代性，并且同時避免現代病，避免價值世界的迷失。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儒學的普適性發掘出來，使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從而成為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精神動力。

認同儒學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性，可以說是現代新儒家的共識。在他們之中，對這一觀點闡述最為充分的人，當屬賀麟。他明確指出，在傳統儒學中，儒者通常是指“耕讀傳家”之士。這樣的儒者人格顯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時代的要求了，必須更新內涵，做出新的詮釋。他在《文化與人生》一書中寫道：

“何謂‘儒者’？何謂‘儒者氣象’？須識者自己去體會，殊難確切下一定義，其實也不必呆板說定。最概括簡單地說，凡有學問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養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學兼優的人。我們說，在工業化的社會里，須有多數的儒商、儒工以作柱石，就是希望今后新社會中的工人、商人皆為品學兼優之士，參加工商業的建設，使商人和工人的道德水準知識水平皆大加提高，庶可進而造成現代化、工業化的新文明社會。”

賀麟對“儒者”作了最廣泛的解釋。在他看來，儒者應該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形象，一種合乎理想的人格。儒者人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存在。所謂“儒者，圣之時者也”，就是說，儒者的內涵是變化的，將隨著歷史環境的變遷而改變。在農耕時代，儒者指的是耕讀傳家之士，而在市場經濟時代，則是指品學兼優之士。賀麟指出，中國只有造就一大批新式儒者，現代化事業才有望成功。“若無多數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修養的儒商、儒工出，以樹立工商的新人格模范，商者憑其經濟地位以剝削人，工者憑其優越技能以期令人、傲慢人，則社會秩序無法安定，而中國亦殊難走上健康的工業化的途徑。”

賀麟突破了傳統儒學重農抑商的觀念，提出“儒商、儒工”等新觀念。他指出，以往把士列為四民之首，視商人為利祿之徒，是錯誤的。他說：“我覺得幾千年深入人心重農輕工商的舊觀念，使應加以改變。……其實平心而論，且就大多數看來，農人固屬勤勞自食其力，商人也何嘗不夙興夜寐，操其業務。農人固樸實耐苦，商人亦多急功好利的人。農人固勞力，商人恐有時亦須勞力且兼須勞心。總之，農人與商人皆是良好的公民，皆是組成健全的社會國家所不可缺的中堅分子。似不宜有所軒輊其間。……且即從道德生活言，商賈大都比農人好動，遠離鄉井，旅行冒險，精神可佩。農人則比較安土重遷，好靜而守舊，于維持傳統的道德文化，頗有力量。商人游歷的地方多，見聞亦多，每每非故鄉的舊風俗習慣所能束縛。故商人于打破舊風俗習慣，改革舊禮教，促進新道德的產生，常有其特殊的貢獻。”他認為在市場經濟時代，商人不能再被排除在儒者的范圍之外，而必須獲得應有的尊重。

賀麟也突破了宋明儒學的理欲對立的舊觀念，強調在市場經濟時代二者之間的兼容關系。他說：“近代倫理思想上有一大轉變，早己超出中古僧侶式的滅人欲、存天理、絕私濟公的道德信條，而趨向于一方面求人欲與天理的調和，求公與私的共濟，而一方面又更進一步去設法假人欲以行天理，假自私以濟大公。”從現代倫理思想的發展趨勢看，宋儒“存天理滅人欲”之說顯然已經過時，因此現代新儒家不必再拘守這種舊觀念，應當跟上時代的步伐，對理欲關系提出新的詮釋。在賀麟看來，人欲與天理并不是敵對的或對立的關系，而是相容的、互濟的關系。過分地凸顯人欲，當然會助長為非道德的消極因素：但是，過分限制人欲，不利于調動人的進取精神，也會妨礙經濟發展。如果恰當地看待人欲，人欲也可以構成使天理得以實現的積極因素，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與條件。如果道德生活完全脫離了人的欲望、需求，則必然陷入空虛與貧乏。這樣的道德生活絕不是現代人所要求的充實豐富、洋溢著生命力的生活。賀麟認為，視人欲為洪水猛獸，乃是經濟不發達的舊時代的人所難以避免的偏見，隨著時代的發展，原本對人類有害的消極因素也可以轉化為對人類有益的積極因素。洪水可能泛濫成災，但把洪水控制起來，也可以用來發電，從而造福于人類；猛獸可能傷人，把猛獸關在動物園里，也可以供人們欣賞。

賀麟提出的儒學可以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觀點是很有見地的，顯示出儒學經過現代轉化以后，仍然可以有用武之地，仍然可以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四

儒學對于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也有促進作用呢？筆者借鑒現代新儒家的理論思維成果，也抱著一種肯定的看法。

毫無疑問，在新的世紀中，中國經濟將縮短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是有英國人預測，到2050年中國經濟將趕上美國嗎？不是有不少學者認為新的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嗎？當然，我們不會因為幾個洋教授的幾句贊譽之辭和美好預測而沾沾自喜，但不容置疑的是，一個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上必將越來越強大，東方睡獅正在覺醒！中國共產黨正在全心領導十幾億中國人民想盡一切辦法趕超發達國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找到了正確的道路。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和慣性，將按照自己的規律而發展，決不是個別人或任何主觀意識所能改變得了的。當然，這個過程決不會一蹴而就，城鄉發展的巨大差別、東西部地區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人口重負、落后意識等對中國現代化都具有巨大的制動作用。但是，希望的萌芽破土之后，不是就有大量的農民在農閑時外出打工、看看精彩的外面世界、接受城市新觀念的洗禮了嗎？不是也有華西村、劉莊等新農村出現了嗎？事實證明，有儒學文化背景的中國人接受市場經濟的新觀念并非不可能。傳統觀念固然應當轉變，但把傳統觀念同新觀念對立起來，否認其現代轉化的可能性，顯然不符合事實。

新世紀的中國經濟在“適度的中央集權”體制之下，在執政黨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指引下，是可以飛速發展的。因為市場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依賴于對人們經濟利益的承認、依賴于對經濟競爭中自由與公平的保障、依賴于對人們財富私人占有的認可，而這三點在目前的中國來說，正在逐漸變為現實，或者說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正在努力從事的工作。“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當人們有了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時，也就有了前進的動力。在當今的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國家會因工業文明的副作用（如環境污染等）而降低自己的發展速度。公開承認人們占有物質財富的合理性，必將極大地激發人們的創造能力的發揮，極大地提高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回顧改革開放后我們所取得的成績，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中國封建社會后期長期停滯不前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公開承認人們追求經濟利益的正當要求，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法，有思想禁錮的作用。但是，也應當看到，。存天理滅人欲”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并沒有社會的實際狀況。在理論上不承認人欲的正當性，不等于人欲因此而真的消失，只不過是轉化了形式而已。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對政治權力的占有，強烈的官本位意識，實際上就是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占有來掩蓋對經濟利益的占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非常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人情大于王法，“利”掩蓋在“情”之中，只要有了權，就會獲得各種各樣的“情”和各種各樣的“利”。在市場經濟時代，公開承認求利的正當性，將會使“情”的色彩淡化，使“法”的色彩強化，并進一步會導致“權欲”的淡化和“官本位”的淡化。中國人歷來對于形而上的純本體論問題不太感興趣，歷來關注的焦點是活生生的人，儒家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觀念集中體現了這種傾向。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儒家文化中的務實精神已經開始、并最終會得到極大程度的弘揚。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法，籠統地講，確實不妥；如果加以限制，在市場經濟時代并非沒有積極意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固然應當承認個人利益的正當性，但決不是主張放縱人欲。對于金錢拜物教，對于商品拜物教，對那些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利欲熏心的人，講講“存天理滅人欲”的古訓，有何不可？

儒家重義輕利的觀念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仍有其獨特的現代價值，那就是可以對過度膨脹的功利追求發揮制衡作用。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逐將日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就迫切需要‘‘義，，來予以調節。“義”與“利”的平衡，實際上是維護社會穩定、協調社會發展的有效方式。在現代社會，講“義”實際上就是講法治和信譽，也就是說，在追求利益的時候，要遵守公眾制定的游戲規則。具有豐厚積蘊的中國儒家文化，在協調現代社會中義與利的關系方面，完全可以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現代人常常會感受到意義失落、價值失衡的困惑；極端的功利主義將造成人們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的滑坡。對于這些現象，儒學將發揮制衡作用，以嶄新的面貌再現于現代人的精神世界。

由于儒學人文主義的導向，使得中國人非常務實，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均可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洋為中用，古為今用”，不管是玉皇大帝，還是太上老君，抑或釋迦牟尼，只要能保佑我，都可以供奉他，甚至可以放在一起供奉。在人們的經濟利益得到認可的情況下，這種務實精神必將產生極大的影響，人們會自覺自愿地參與到市場經濟中去，改變自己的貧窮狀況和國家的落后面貌而努力工作。在這個過程中，黨和政府迫切需要制訂出相應的經濟法規和制約機制，以保證人們的經濟活動按照一定的合理規則行事。使人們處于公平的自由競爭當中，從而避免產生民眾的心理失衡。這種情況雖然還有一個完善的過程，但我們目前正在做。轉變經營機制、明晰產權關系、轉變政府職能等等，都是這種努力的組成部分。建立公平的競爭機制，可以避免務實精神滑向它的另一個極端一一為了占有經濟利益而不擇手段。當然，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并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還會遇到許多的制動因素，其中有些確實與儒家文化有關系。例如，儒家文化中的官本位意識已如上述；再如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小農意識和輕商意識（如‘‘士農工商’，的排序和“奸商”的蔑稱等），對于現代化進程也會形成負面影響。但是這種影。向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在于工業化水平，因此，隨著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機器大工業在農業中的大量運用，人多地少的矛盾將會越來越突出，這樣，農村中大量的勞動力必將從祖祖輩輩固守的土地中解放出來，接觸到更大范圍的現代化進程，參與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去，或者經商，或者把自身的勞動力充實到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中去，這是社會的必然，也是農村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不能以狹隘的眼光（如社會治安、計劃生育等）來看待“民工潮”，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強制農民固守在無活可干的一點點兒土地上。農村人自覺自愿地要求改變小農意識，正是我們現代化過程中求之不得的事情，理應加以積極引導。

在當代中國，傳統的小農意識和輕商意識已經在改變，與現代意識相融洽的務實精神正在蓬勃發展。輕商、賤商的意識雖然還在不少人的腦子里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影響必定越來越小。目前對儒家輕商意識的批判，除了換得一點點微不足道的稿費之外，已經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意識形態在現實的經濟基礎面前，永遠占據不了主導地位。儒學作為一種傳統的意識形態，一直都非常重視義利之辨，宋儒則把義與利對立起來，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的發展有不良的影響，這是事實，但這畢竟不造成中國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造成中國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還是應當到社會制度方面去找，不能要儒家來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