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朱康有
“道”在中華民族的哲學思維中，無疑是個最為崇高的概念。有天道、有人道，人道之中又有個人修身之道、人與人相處之道等等。現代人的分析思維盡可以將之細細劃分，貫通到一切領域。只不過，先人的心理趨向更側重于“合”，為一切之道做到位了、窮盡了，皆可通向形上之道境界。因之，我們這里所談“家道”，既可作狹義上去理解，又可作廣義上去理解。以“家道”為核心，向四周放射，能夠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聯系起來，返回來亦可“退藏于密”，潛入最隱秘的個人內心世界。我們現時把“家庭”看作是社會組織的“細胞”，意味著透過家庭之“道”，不僅能觀一個家庭之興衰，還能觀一個社會之道之變遷。故在某種意義上言，欲建世界之和諧，先要建國家、民族之和諧；欲建我國民社會之和諧，先要建家庭之和諧；欲建家庭（族）之和諧，先要建個體身心之和諧：此種看法誠不為過。
一、儒學理論視野中的“家道”
“家道”在儒家文化中究竟是個什么位置呢？儒學經典《大學》闡釋的“八條目”顯然闡釋得極為明確：如果說修身之前的條目，重點在于一己之內修、闇修，那么從“齊家”開始，將是儒家所謂“外王”事業的起點，也就是說，“外王”之用，一個人的內外在生命意識之體用，其實已經在家庭中展開，并且與更為擴大的“治國、平天下”實踐緊密關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孔子的學生有若甚至把家道之根本的孝道，看成是一個修養有成者的基礎性工作。
當然，先秦所說的“家”，基于婚姻和血緣，源自家族、宗族、氏族等傳統，確系社會的一種經濟組織。它支撐起了當時比較松散的大范圍社會結構，在維護整個國家運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顯而易見的是，從早期的“三皇五帝”，演化至夏、商、周、秦時代，“家”的內涵始終在發生變化。它可能不是我們今人頭腦中的“一夫一妻加孩子”那么簡單組成的“小家庭”，甚至是五世、四世、三世同堂，子孫支衍的“大家庭”，一個地域如村莊綿延數代、數十代后，所居者鄰里鄰居、鄉里鄉親，很多都是一個或幾個姓氏宗親組成。在這樣的“大家庭”中，分工、協作、分配等經濟和社會活動，考驗著其中的每一位成員，鍛煉其在處理上下、左右和對外關系的各種能力。毋寧說，此類型家庭就是一“小社會”、“小王國”，其運行機制和經驗，能夠推衍擴大至家庭與家庭、團體與團體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尤其是居于上位的統治者階層，如皇親國戚、王公貴族的家庭在社會上有著更為巨大的示范性影響。歷史上的最高統治者在家國一體的框架下，其“家事”即“國事”：一般來說，“家事”處理得較為明智和順暢，“國事”往往就比較成功；反之，“家事”一團亂麻、協調得不好，“國事”則少有可圈可點之處。這一點，我們在讀閱歷史時，能夠發現大量的例證存在。
家道之教在儒家倫理學說中是一種極重要的教育。儒學家們將孝道作為家庭教化的出發點，《孝經》講，“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并把這種孝道推廣到國家政治方面，以尊君、忠君為天經地義，從而達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這種移“孝”作“忠”的說教，逐漸發展成所謂的“名教”，以維護中國社會的秩序。漢末佛教傳入后，與中國傳統劇烈爭論之問題，除了形式禮儀上與皇權發生沖突等因素外，一個最重要方面就是“出家”與“不出家”、世出不世出的教理對撞。在我國傳統農業社會中，人口無疑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要素之一。因此，不同于道家思想對家庭的“無所謂”持有態度，其他各家思想的家庭意識都很濃厚。這樣，最初從印度傳入的佛教出世法，與中國悠久以來的這種理念顯得不容。儒學對之有長期的批評，認為如無家之存在，無家道之存在，那么一個人的“圣修”過程就缺乏“外王”的基礎，僅有“內圣”亦實現不了與天人合一的“新民至善”之境。但其后，中國化佛教學說的發展，成功地融入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基因之中。佛教經典的大量翻譯和流通，其中對父母之恩的報答、尊重長輩的“十善業道”等思想，即和傳統孝道精髓融合到一起。另外，并非只有出家人才能成就佛身，在家居士同樣可以經過修身達至佛境。這就模糊了“出家”與“不出家”的界限。禪宗、凈土宗以及現代“人間佛教”的出現，更是淡化了初期佛教的出世色彩，實現了佛教的大眾化途徑。宋明儒學吸收佛學思想后，增加了形上深度，“以出世的心態去做入世的事功”，澆鑄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業上，使人生在形下作為中進一步向上超拔、提升。篤信佛學教義之家庭，與世無爭，往往平和慈善。我們因之可以說，即使是佛教理論，對于中華家道亦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脫離了長期的小農經濟社會形態后，我們進入了節奏日益加快、分工更加復雜、交往形態多樣頻繁的現代社會，隨之家庭內部的關系、家庭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劇烈震動。但是，由夫妻和孩子構成的家庭主體內涵沒有發生改變，家庭與外部仍然存在著關系如何協調等系列問題。從今人提出的“抽象繼承法”角度看，傳統家道有些內容經過適當的轉換，其中蘊含的勤儉持家、夫婦之道、父子之道、兄弟之道、教子之道等智慧很多可以直接搬用到現今社會。特別值得珍視的是，傳統家教之道，把家道與群道（社會之道）、國道聯系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這對現如今將家庭同其他因素分離的傾向、造成教化層面的斷裂現象具有極其重要的針砭性。在儒家的國家體制化教育中，孝道是根本之教，灑掃應對是日常習行，這在我們當今的教育內容中，基本上見不到蹤影，或者流于簡單的形式化倡導。我們很多學者粗暴地一味指責這種古老的“家國同構”觀念，殊不知其中蘊含著智慧之“珍寶”。抗戰中，一首“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之歌，仁人志士同仇敵愾。回想起抗美援朝戰爭中，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口號竟是“保家衛國”——這又激起了多少華夏兒女跨過鴨綠江的慷慨之志氣。今天，如果發生戰爭，我們還能提出這樣一個能夠廣凝人心的口號嗎？如果一個政策的提出讓老百姓感到，這與我無關、與我家無關，那么很難說它是一個成功的實施方略。當今社會涌現的很多矛盾和問題，包括出現的一些極端實例，亦很難說與缺失家教之道無關。
二、家教之道為當今社會之亟需
家庭本是讓一個人享受“天倫之樂”的地方，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家道家風所指引，就可能成為一個人的“地獄”之處所，遑論什么之“樂”，簡直就是“人間地獄”——小則“雞飛狗跳”，永無寧日，大則家庭悲劇引發的慘案層出不窮。比如，大家可以瀏覽一下網上報道的，像公公掐死兒媳婦、妻子捂死孩子、孩子打殺父母的……等等極端的“慘劇”，幾乎每天都在大范圍的社會生活中“上演”。
據有關資料統計，離婚率在一些大城市快要接近50%，個別中小學校的課堂教室里，一半皆為單身家庭的孩子，而未成年的青少年罪犯中，絕大部分來自于“問題”家庭。在某著名高校舉辦的42名女總裁班上，有近40名是離過婚或再婚的。這些“女強人”事業上極為成功，但在經營自己的家庭上不能不說是極為失敗的。如果用家庭的“解體”這個詞來形容我們社會的某個側面，一定程度上是不為過的。實際上，社會“動亂”的根源，就藏在它的每個“細胞”——家庭的不穩定和動蕩之中；一個個家庭如若都是健康的、穩定的，很難去想象組成的這個社會整體上是離散的、無聚合力的。
可以說，我們普通百姓每天都生活在“油鹽醬醋”、“雞毛蒜皮”等家庭小事中，但家庭雖小卻包含了各種社會關系：長輩和晚輩的關系、兄弟朋友間的關系、男與女的關系……人生開步的“課堂”即是在家庭中成長，每個人首先在家庭中不知不覺地學會了去如何處理一系列復雜的人際關系，家庭的氛圍對一個人后來的成功與否影響巨大。父母若沒有受到比較好的家道傳統的教育，就難以指望孩子能夠通過耳濡目染和無形的言傳身教學到點什么，甚至有很多父母無意中的溺愛幫了孩子的倒忙，使孩子一旦處于自我抉擇時而往往感到無所適從，不能較快地適應和處理好新的環境帶來的壓力。我們不能不承認，從國學在國家體制化教育中中斷的那天起，上一代人已經很少去接觸到儒學中的家道家教家風等內容。社會教化只是不自覺地傳承著一些遺留下來的家庭生活風俗，并其實已經在20世紀翻天覆地的時代巨變和各種運動中被折騰得七零八落。
我最近在北京德智通影視文化傳播公司聽到這樣一個實例：一個少婦在沒有來該公司學習傳統家道文化以前，由于家庭的矛盾，準備帶著自己的嬰兒共赴黃泉；后來經人勸說來到該公司聽課，并和大家交流，深刻反省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各種問題，心結打開后，3天以后高高興興地回家了。結業那天，別人指給我說：公司門口那位臉帶喜悅、抱著孩子的就是該少婦。所以，有人感嘆說：這真是傳統文化救了一家人啊！在該公司主辦的論壇上，主講人——人稱“谷大嫂”的2個小時演講，她從實踐中概括的、符合我們古老家道理念的辯證智慧深深地讓在座的所有人折服，她的講話不知被幾十次掌聲所打斷。怎樣做一個好妻子？一個初中未畢業、但和丈夫名下擁有4個公司、資產達幾個億的
孔子說：“《尚書》里有句話：‘孝僅僅是孝敬父母嗎，還要以友愛的態度對待兄弟，并且把孝悌的道理推廣到政治活動中’。這就是參與了政治，為什么非得做官才算是參與政治呢？”家道中蘊含著治國理政的道理，廣義的政治活動包含并延伸了家道。家庭是社會組織機構的細胞，“細胞”出了問題，不僅影響一個家庭的發展，而且還關乎社風民風黨風，乃至民族和國家的命運。按照孔子的觀點，既然普通的家風家道里面，都蘊含著深刻的參與政治活動的意義，那么對于領導干部來說，家道家風問題就具有了雙重的意義。《大學》里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三、家道要從己身上修
家道是儒家從事社會事業的基礎性、預備性試驗工作，家道的落實能扭轉社會風氣。當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道德滑坡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并污染了社風、民風乃至政風、黨風。干群矛盾突出，基層治理難度加大，由征地、利益分配等帶來的各種糾紛層出不窮，群體性事件顯著增多。如何去化解這些沖突？筆者前不久利用周末時間，陪同國際儒聯凌孜副理事長前往河南省鞏義市考察優秀傳統文化在基層的開展情況，在康店鎮葉嶺村的所見所聞，令人大開眼界，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極大地增強了我們的文化自信。我們看到了群眾的力量，看到了實踐的力量，看到了傳統文化的力量。經過短短一年的傳統文化實踐和推廣，該村民風大變，家庭和諧，鄰里和諧，基層干部和群眾和諧，2600多口人中有600名義工，其中黨員義工40多名，初步展現出優秀傳統文化的正能量效應。這個典型帶來的示范效應，在鞏義市委市政府特別是宣傳部的大力支持下，上千名村官乃至鄉鎮干部經過培訓后正在其他各村推廣。我參觀后得出的一個結論就是：黨的政策在基層的落實和實施，可以通過嫁接我們優秀傳統文化作中介，更能接地氣、落地生花。
我以前對《孝經》中所載孔子說，“先王有至德要道即孝道可以治理天下”，表示過懷疑，因為后來漢代的“以孝治天下”確實也出了一些問題。但是最近幾年的一些地方基層實踐證明，“孝治”搞得好，對于挽救世道人心、發掘人心真情真善，能夠起到我們很多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起不到的功用。通過對家道核心——孝道的學習和實踐，激起人心最真純、最自然的善心流露，感化了甚至是監獄的罪犯。海南省原司法局副局長張法學了傳統文化以后，在監獄里對警察和罪犯同步推展，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他們的經驗曾經在中央臺介紹過。張法同志在一次會議上發言指出，一些罪犯在學了傳統孝道文化后，后悔沒有早一點接觸這類教育。他認為，社會上如能多建一所傳統文化的教育基地，我們就可能少建一所監獄。其實，這些推廣活動不光是講講《弟子規》等文本的東西，更重要的是通過一系列簡單的活動，如陌生人見面互相鞠躬致意，祭拜祖先，給父母親磕頭或洗腳，夫妻之間互相認錯并當眾簽約以后再犯的懲戒措施，當眾悔過承認自己所犯的過失，等等，讓人在這些禮儀活動中知恩報恩、反思自我所作所為，軟化那顆已經“堅硬”起來的心，從而改過自新。我看到，在矗立有孔子像的廣場前，葉嶺村的文化舞臺上有幾對夫妻給雙方的父母下跪認錯，感動得父母和孩子們抱頭相擁，無形中化解了可能很多長久以來的積怨和不滿；還有幾對夫妻之間互相跪下回憶自己在相互生活中給對方造成的傷害，并勇敢地大聲說出對對方的愛意，無形中也增加了夫妻雙方的幸福和諧婚姻生活。在
這話語中其實隱含著這樣一種深意：齊家要從修身上做起，家道在哪里？其實還要從自身做起。這也就是《大學》所說：“身修而后家齊”，家道雖然已經涉及到兩人以上，但其中之理還是要體之于己心，將心比心。二十四孝之首——大舜之孝，其傳說故事即蘊含了儒家乃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一貫倡導的人道方法論原則：反求諸己，內求于己。“所有的錯誤皆在于我自己”，“不是天下人錯了，而是我自己錯了”，如能悟透此語，當能把握中國文化之精髓。吾懂此理，但在日常生活中貫徹不力，沒有做到此語，還是沒有悟深悟透。何謂“反求諸己”？儒家典籍《禮記》用射箭的道理解釋說，在社會中做人，就像射箭一樣。射箭先要把自己的身心調整好，調正了你才能去發射；發不中，你不能怨別人勝過了你，再回來調整自己身心就可以了。怎樣做到“反求諸己”？具體來講，就是要貫徹孔子說的“忠恕”之道。所謂“忠”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是推己及人——我自己不愿意別人怎樣對待我，也不要以之來對待別人；我自己所希望達到的，也希望別人能達到。這不僅僅是對普通百姓的要求。遵循這種方法，在古代有所謂“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強調社會沒治理好，官員不能怨老百姓素質不高，把責任推到人民身上，而是要從自己身上找根源。中國歷史上常有皇帝下“罪己詔”的例子，在天下出了事的時候，皇帝擔起所有的責任。比如有了天災、地災，也不去怨老天爺，而是首先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反求諸己”警示我們，不怨天，不尤人，多苛責自己，不斷提高自身的修養，這是做人的基本方法，也是治好家道乃至報效社會、做官的基本修養。
自然，我們可以沿著《大學》所提示的路線，若欲深解家教之道，則需進一步將“修身”往后推，那就是又要做到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了。實際上，應用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就是一定要注重對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智慧體驗和深刻實證，真心實意、踏踏實實去做，不是停留在一般口頭上的爭論中，學術上的見解亦需親自的體悟，方能不疑古人之智慧、家道之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