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儒學是對五四時期出現的全盤反傳統思潮的一種反彈和回應。正確理解現代新儒學的緣起、理論特質等問題，需要我們在“沖擊—回應”的視野下對五四時期反傳統思潮和現代新儒學的內在關聯性進行深入的分析。

五四時期的知識精英是在“古今中西”的糾纏下來探討中國文化現代重建問題的。面對西學強勢來襲，他們的回應之道是將現代化等于西化，而西化又被簡化為科學和民主。在這種古今、中西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審視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子創立的儒學，自然成了被打倒的對象。反傳統（全盤西化）作為一種思想潮流而出現，正是這種對民主、科學兩大價值放大和神化的必然產物。

這種放大和神化可以這樣來理解：首先，將西學只簡化為民主和科學，忽略了西方文化中宗教、哲學、藝術等多方面的價值；其次，在放大和神化的民主觀念下來衡量、裁度中國文化（孔子、儒學），得出孔子、儒家的道德價值“非民主”的結論；最后，在放大和神化的科學觀念（唯科學主義）下來衡量、裁度中國文化（孔子、儒學）；得出儒家經學形式、天人合一的直覺思維、盡心知性的道德（心性）修養論“非科學”的結論。這又集中表現于后兩個方面，即：其一，在民主的“觀念放大鏡”下，精英眼中的儒學（尤其是禮學）完全是與民主觀念對立而與君主專制同構的“封建余毒”“封建思想”；其二，在實證科學的“理性世界觀”下，對中華人文價值理想的漠視和貶低，對儒家“天人合一”的終極追求的消解，具體表現為對儒學經學的存在形式、“天人合一”的直覺思維、“盡心知性”的道德（心性）修養實踐的沖擊。

當“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論”甚囂塵上，儒學的現代存在受到普遍質疑的時候，一批儒家人秉承儒家“為往圣繼絕學”的擔當情懷起而振衰起弊、闡揚儒學，護持儒家道統，認同儒學精神，力求儒學復興，以克服近現代中國的“意義危機”，為中國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在五四“反傳統”和“啟蒙”的思想潮流對儒學的巨大挑戰下，這批儒家人歸宗儒學，以儒家資源應對沖擊和挑戰，在回應時代潮流的過程中，他們于自覺不自覺中激活了儒學傳統，創立了現代新儒學的思想體系。他們也成為促成儒學現代轉化、將儒學推向新階段的“現代新儒家”。正是在這種“沖擊—回應”的過程中，現代儒家人創新、發展了儒學。

“反傳統”與“啟蒙”是五四時期的兩個基調。與此相應，儒家人所建構的新儒學也呈現出“反‘反傳統’”和擁抱“啟蒙”的兩個基本特質。所謂“反‘反傳統’”就是堅守中國文化（儒學）本位、中（儒）西文化互補的基本立場；所謂“擁抱啟蒙”就是要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涵納民主、科學的新精神。因為五四時期知識精英的“反傳統”是由其“擁抱啟蒙”的要求開出的，現代新儒學的理論重心落在了擁抱啟蒙上，即如何調適儒學傳統與現代民主、科學之關系。現代新儒學“返本開新”“內圣開出新外王”的文化綱領最能體現這種思想特質。所謂“返本開新”“內圣開出新外王”就是返歸儒家內圣之本，融納民主、科學的現代精神。儒家內圣是“本”，民主和科學是“新”。

進而言之，如何回應五四時期“反傳統”思潮背后的合理性支撐——啟蒙價值，應該是現代新儒家的主要問題意識所在。先將被神化的“德菩薩”和“賽菩薩”重新還原為“德先生”和“賽先生”，然后再創造性地詮釋儒學、調度儒學資源，實現儒家傳統與現代民主、科學的“對接”。具體說來，現代新儒家既接受“五四”宣揚的民主觀念，又要捍衛儒學價值，反對主流知識分子對孔子、儒學“專制”“腐朽”的控訴；既承認“五四”推崇的科學精神，又反對那種“科學萬能”“科學至上”的泛化科學觀，以為體現價值理性，解決“人生觀”問題，作為“玄學”（哲學）而存在的儒學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依據。一句話，就是既堅守儒學本位，又融化現代精神。這也正是現代新儒學的主要特質所在。

由此，在“沖擊—回應”的模式下來看，現代新儒家的回應之道在于：其一，堅持完整的西學觀，強調除了民主、科學外，還要重視批判吸收西方宗教、哲學、藝術等方面的思想精華；其二，面對“德菩薩”的挑戰，新儒家學人在堅守儒學本位，捍衛儒學的道德價值的同時，又試圖說明儒學價值與現代民主的相容；其三，面對“賽菩薩”的挑戰，現代新儒家學人強調理性和直覺，科學和哲學的分際，即為重視直覺思維的儒學與重視理性的科學都留出位置，強調儒學與科學的相容。也就是說，現代新儒家以“哲學”作為儒學的現代生存方式，他們的“哲學”既重視堅守儒學傳統的直覺思維，又注意援西入儒，以科學實證的要求來重新“打造”儒學。如是這樣，我們發現現代新儒學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較為突出的理論特質：第一，援西（宗教、哲學、藝術等）入儒促進儒學的發展和創新；第二，哲學與科學分際，直覺與理性并重視野下對儒學的堅守；第三，以“哲學”作為儒學的現代存在方式；第四，以儒家道德價值（“內圣”）為本，融攝民主、科學作為儒學現代轉化的重點。

可見，如何實現以儒家的道德價值（內圣）融攝民主、科學的現代觀念是現代新儒家的理論重心所在，這也是現代新儒家儒學創新論的主體內容。現代新儒學的這個重要思想特質無疑最能反映出現代新儒家對“五四”啟蒙基調的回應，也即我們所謂現代新儒學“擁抱啟蒙”的思想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