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周瑞金
周瑞金 歷任 《解放日報》 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 《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兼任人民日報社華東分社社長。獲國務院表彰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 分別被聘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北京廣播學院、西北大學傳媒學院兼職教授。主持撰寫的一系列評論文章，曾產生廣泛影響。出版專著有 《新聞改革新論》 《中國改革不可動搖》 等。
商會包括行業協會，是市場經濟的產物�，F代社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商業社會，商業活動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這就是為什么商會成為世界各國各類團體中歷史最久、數量最多、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民間社團的原因。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形成了三大社會主體：以政府官員為代表、以政府組織為基礎的國家公權力系統；以企業主為代表、以企業組織為基礎的創造財富的市場系統； 以公民為代表、以社會民間組織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系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的新目標，對于商會這個社會民間組織管理體制和發展機制的轉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三中全會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推動社會體制改革的深化。在這個轉型時期，商會在提高市場經濟運行效率和促進國家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應該看到，政府管理的轉型，市場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競爭的加劇，為中國商會的發展創造了光明的前景。同時傳統思想觀念及相關體制，使得商會難以在短時期內改變觀念、改變運作思路和模式、系統地發揮其作用。因此，中國特色商會的建設如何在把握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特色，亟待在觀念、體制和機制上進一步理清思路、明確方向、把握重點、系統推進。 中國特色商會建設的歷史新機遇 十一屆三中全會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是商會得以建立和發展的基礎。當然，這個過程，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社會輿論方面也存在著對民營企業家的一些偏見和誤會。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提到溫商，幾乎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后來，又認為溫商只能從事低端制造業，賣打火機的、做皮鞋服裝的、制作眼鏡的，等等；再后來溫商變成“炒家”，什么“溫州炒房團”、“溫州炒煤團”，連大蒜也是溫州人炒起高價來的。今天，上海人對溫州商人的美特斯邦威服裝、報喜鳥西服、紅蜻蜓鞋業紛紛”飛進”資本市場，就刮目相看了。當前，中國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迎來了最美好的時刻。從經濟貢獻看，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占中國企業總數中的90%以上，占到整個城鎮就業的80%以上，工業增加值的70%以上，對GDP的貢獻率超過60%，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從社會貢獻看，民營企業正成為穩定就業的最主要支柱，90%以上的新增就業靠廣義的民營企業，即非國企。中小民營企業是大學生就業的主要雇傭者，鼓勵中小民營企業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是提升就業的主要渠道；從經濟結構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國企改革方向，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草根民企有了與國企同臺競爭、“國民共進”的雙贏機會。這些政策效應的作用正在逐漸顯現，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壟斷領域正在松動，民營企業期待新一輪改革紅利。 過去，我們政府對商會的態度，風趣地說叫作“封建家長制”， “包辦婚姻”。一方面鼓勵你，要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一方面還要限制你，要大家閨秀，門當戶對。對應商會，這種限制體現在一是職能限制，二是立法缺失，三是雙重管理體制，四是對商會還要課稅。而如今，國家治理現代化強調在社會治理中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具體表現在三個轉變，一是社會治理從單一中心向多中心轉變，二是政府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三是政府社會結構由“大政府，小社會”向“小政府，大社會”轉變。我看到，溫州經濟研究所所長李丁富研究員有個說法，溫州的政府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無為”的政府，放手發動千家萬戶搞農村工業化，但也由于不懂市場經濟，政府反應滯后； 在第二個階段成為“有為的政府”，政府開始加強調控和監管； 到了第三個階段是“適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相結合來催促民營經濟的發展。適度政府其實就是對上述三個轉變的最好注腳。 近年，我國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總布局，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戰略倡議。不久前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主要目標和基本理念，強調了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這不僅將促進我國經濟繁榮、社會發展和政治、文化、生態建設的全面進步，同時亦為中國企業向縱深方向“走出去”，加強與周邊國家區域經濟合作，進一步融進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當然，機遇與挑戰總是相生相伴。這種挑戰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在實施戰略布局，尤其是國企走出去的同時，往往會受到一種“新殖民主義”的指摘；二是“一帶一路”建設中涉及的65個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基礎設施不發達，經濟結構不合理，市場規則不完備，同時部分國家社會形態復雜，政局不穩定，商業投資的風險也比較大。打個比方，單一企業對外投資，是單兵作戰，抵御風險能力極差；國企出海是核武器，真的使用起來有所顧忌，困難不�。欢陨虝䴙橹黧w，以民間投資為紐帶則是集團軍作戰，在貫徹國家戰略意圖方面有其天然優勢。所以，國家的發展總戰略包括“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特色商會的建設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信息社會，信息、知識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信息經濟、知識經濟成為主導經濟，科技與人文在信息、知識基礎上的緊密結合，拓展了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人們生活趨向和諧的新空間，中國各類商會的結構更趨多元化、復雜化和活躍化。與此同時，近5年來，民營企業家新老交替成為趨勢，一大批青年創業者涌現出來，其中包括大學生、留學歸國人員和其他有志青年，投入到創新創業中去。“新生代企業家”群體培養工作的重要性就更加凸現出來。他們年紀輕、視野廣、闖勁足，具有“創業創新創未來”的蓬勃生機，可以打破老一代創業者的傳統觀念和慣性思維，使企業在傳承中完成轉型升級、在轉型中實現成功傳承，實現傳承與轉型同步推進、互相促進。這一群體是民營經濟的新興力量，他們將承擔著推動中國經濟實現下一波快速發展的重任，是民營經濟實現轉型升級關鍵所在，是民營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中流砥柱。顯而易見，他們也成為了中國特色商會建設的生力軍和前導力量。 中國特色商會建設的時代新任務 首先，中國特色商會承擔了服務國家總戰略布局的新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把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當前統一戰線的主要任務，這意味著商會發展必須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進行戰略思考和總體謀劃，商會如何發揮自身的制度優勢、人才優勢、網絡優勢、渠道優勢和功能優勢，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其他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發揚勞動創造精神和創業精神，是新時期中國特色商會建設的首要任務。 其次，中國特色商會建設承擔了參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任務。商會是一個以自然人和商業組織為其會員，以維護會員利益和促進工商業繁榮為宗旨的法人，具有非營利性、自治性、經濟性特點。在“依法治國”的社會運行方式下，中國特色商會的發展不僅要滿足政治合法性和社會合法性，更需要有明確的法律定位，在法律授權的框架下行使職能。 除此之外，資金亦是商會生存的保障，為保持商會建設活力，商會應該拓寬財路，采用多渠道的以商養會模式。這方面各商會應從實際出發，依法依規進行大膽探索。 再次，中國特色商會建設承擔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新任務。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以及與國際進一步接軌，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限制的進一步放開，各級商會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將部分事務性、輔助性職能轉移、授權或委托給商會，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也使商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服務作用進一步提升。而商會地位的提升反過來又要求商會自身自內而外的國際化。 最后，中國特色商會建設承擔了經濟領域自律、自強的新任務。商會組織的數目正以噴薄之勢增長，而與之相對的卻是很多商會有名無實，一些商會舉行了隆重的成立慶典之后，便漸無聲息，而大多數商會除了每年一次團拜會，再無其他會務和服務功能。因此，保證商會建設活力，成為了商會發展的新課題。商會的性質決定了商會獨特的組織形式和職能發揮，要使得商會獲得持久的活力，主要是兩點，一是對內要自律；二是對外要服務。對內要自律，這是商會的核心職能，也是商會要行使的主要權力。首先要建立健全內部治理體制。一是要完善領導體制，比如有的商會采用“輪值會長制度”，讓每位會長都能發揮所長；二是要完善秘書處的用人機制，秘書處工作人員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商會的服務質量；三是要坐實監事會的職責，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在此基礎上，商會有權自己依法處理有關內部會務，政府一般不能干預和介入。自律職能是商會的第一職能，這個職能做不好，商會也就失去作用，更談不上民間性。 對外要服務，除了要組織形式多樣的活動外，還包括為會員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和金融支持服務，整合會員企業的人員、資金、技術，建立公共服務平臺，為會員及其家屬提供生活便利，包括教育、醫療等。服務還包括商會的代表職能和中介職能。所謂代表職能，商會要始終站在會員企業的立場，維護會員企業的合法權益，積極與政府溝通，努力參與政府行業發展的決策，反映會員企業的利益、要求和問題。中介職能主要是起上情下傳、下情上達的橋梁和紐帶的作用。 中國特色商會建設的發展新方向 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仡櫳虝贫鹊男纬桑覀兛梢钥吹揭粭l非常清晰的脈絡，那就是經濟發展變化是商會制度演變的基石。在初期，只有商品的概念，商品的流通受時空的限制很大，作為個體的商人一般都是獨立運作，難以產生像商會這樣的組織。后來有了商業的概念，商品交換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得到了擴展，比如隨著絲綢之路的開拓和東西方貿易的興起，也就出現了波斯商隊以及中國的馬幫； 商品經濟發展到產業階段，社會分工更精細，社會資源的重整組合能力也越強，個體的商人已經難以勝任，于是出現了基于親緣血緣地緣而形成的商幫，歷史上的浙商、晉商、徽商，都曾經顯赫一時；而現代管理思想的形成和管理制度的完善，又使得商會這一更符合現代化的商業組織形式走上了歷史舞臺。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商會組織視為并列于市場、企業、國家、非正式網絡或門閥的第五種經濟制度或社會秩序，在參與社會經濟治理中起到了獨特作用，即：企業、政府、商會形成“三位一體”的跨國資本推進策略，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先行，政府全面制定配套政策，商會率先實施“走出去”戰略。而20世紀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中國對外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歐美國家大量外資企業集中涌入，美國、日本、德國等以外國工商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外國商會也在短期內大量涌入北京、上海等外資集中地區。由于經驗成熟并且完全按照市場化手法運作，“洋商會”在市場開拓方面的功能十分強大，能夠為其會員企業提供包括市場營銷在內的綜合服務，避免會員企業自己單槍匹馬地在國外市場上闖蕩。同時，這些商會還通過各種方式和駐在國政府保持密切溝通，為本國企業在進出口和稅收等方面爭取最大限度的優惠政策。這些商會已成為本國外商企業的利益集團代表，商會也成為商界人士活動的主要場所和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徑。他們在中國的產生、生存和發展模式，為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商會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借鑒。前段時間，習近平主席在西雅圖參加中美企業家座談會時，充分肯定了兩國商會和商界在中美經貿合作中的推動作用，商會“民間外交”的作用又一次凸顯。 政府現在對商會態度講究的是鼓勵自由戀愛，由社會自發自主地產生商會，并賦予商會一定的職能。這一職能可以簡單概括為“排頭兵、協調員、促進者”。 所謂“排頭兵”指的是，商會將率先填充政府職能轉變后釋放的社會結構性治理空間，成為城市社會治理的“排頭兵”。培育社會組織是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商會協會類作為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的四類社會組織之首。商會協會作為“樞紐”作用所連接的不僅是政府與市場，更涵蓋了眾多分散的企業以及社區、社會組織等多樣化的社會主體，因而在創新社會治理背景下，商會協會的率先發展，既有利于發揮商會在整合社會資源等方面的獨特優勢，也有助于帶動其他類型社會組織的發展完善。 所謂“協調員”指的是，在針對勞資矛盾等問題上，商會居中協調，為化解糾紛而努力。近年來，社會轉型帶來的矛盾激增，民營企業的勞資矛盾是主要表現之一。其發生領域廣泛，數量不斷增多，倘若處理不慎，極易誘發嚴重的群體性社會事件，是當前突出的一個社會矛盾。據統計，勞資糾紛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最大誘因，占全部群體性事件的三成。一般而言，面對勞資矛盾，西方商會通常極力維護會員企業利益，與工會等勞工利益組織形成對抗。而與西方不同，在我國，中國特色的商會協會既要求維護企業利益，也要求與工會等保持良性互動，起到解決勞資雙方矛盾的重要協調作用。 所謂“促進者”指的是，商會的功能進一步輻射到社會，促進社會民生福祉的發展，為社會的和諧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這一職能，一方面是由于非公企業大量分布于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行業，商會對非公經濟發展水平、誠信品質與服務質量等的影響，關系到經濟發展成果能否惠及人民、造福人民這一改革的根本歸宿；另一方面，非公企業已成為社會就業的主渠道，商會協會著力促進其健康發展有利于促進就業、增加群眾收入、增進社會和諧。此外，商會協會為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也自然傾向于促進企業著眼社會民生，更好地承擔社會責任。 �。ㄉ虾Ｉ缈圃嚎蒲刑帨N懿副研究員對本演講亦作重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