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張海晏

　　在明末清初的早期啟蒙思潮中，顏元、李塨開創(chuàng)的實學學派可謂獨樹一幟、別具一格。顏李學派反對“心口懸空之道，紙墨虛華之學”（《習齋記余》卷三），注重“實用”“實事”“實政”“實征”“實功”“實得”“實踐”和“實學”，是其一以貫之的思想風貌和思想特質。在這一長串冠以“實”字的流行語匯中，“實學”一詞最具概括力，在他們的著述中屢有所見，如“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存學編》卷二），“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只在口頭取勝，紙上爭長”（《存學編》卷三），“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于世何功，于道何補”（《存學編》卷三）。在顏、李那里，“實學”又謂“真學”“正學”“圣學”，與之相對立的是“虛學”，亦被稱作“偽學”“異端”“泡影學問”和“紙上學問”。

　　顏元38歲時在寫給江南經(jīng)世大儒陸世儀的信中，講明自己的學說宗旨，言及“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實績”諸概念，提倡“率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存學編》卷一）。學界討論顏元思想時多言及于此，但少有詳析其意者。其實，這組概念正是“實學”理念在不同理論維度和意義層面的展開，對于把握顏李學派的實學意涵，殊為重要。

　　一

　　顏元、李塨倡導的“實文”，即指古之所謂禮、樂、兵、農等對國計民生、社會發(fā)展有實際用處的知識技能。顏元說：“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存學編》卷二）李塨說：“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jīng)世濟民，皆在于斯，是所謂學也。”（《存學篇序》）

　　在他們看來，《六經(jīng)》文本乃是古之先賢用來記載六德、六行、六藝及三事、六府之道的。所謂“六德”即智、仁、圣、義、忠、和，“六行”即孝、友、睦、淵、任、卹，“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shù)。而“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顏元將其與六德、六行、六藝相對應，說：“六德即堯、舜所為正德也，六行即堯、舜所為厚生也，六藝即堯、舜所為利用也。”（《習齋記余》卷三）至于“六府”，乃指水、火、金、木、土、谷。李塨《瘳忘編》認為“六府三事，此萬世親民之至道也”，并分別解說：“言水，則凡溝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戰(zhàn)藏冰，醝榷諸事統(tǒng)之矣；言火，則凡焚山燒荒，火器火戰(zhàn)，與夫禁火改火諸燮理之法統(tǒng)之矣；言金，則凡冶鑄泉貨，修兵講武，大司馬之法統(tǒng)之矣；言木，則凡冬官所職，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諸事統(tǒng)之矣；言土，則凡體國經(jīng)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諸地理之學統(tǒng)之矣；言谷，則凡后稷之所經(jīng)營……屯田貴粟實邊足餉諸農政統(tǒng)之矣。”

　　在顏元、李塨眼里，秦漢以降的空疏學問，明虛理、記空言、尚浮文，使得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社會危機重重。顏元將歷史的演變概括為務虛的“文墨世界”與崇實的“事物世界”之間的對立轉化。他指出，文盛而衰，物極必反，一是由文而質、返虛為實的良性轉換，一是返于災難性、破壞性的蔽野。顏元開出的醫(yī)治良方是“彼以其虛，我以其實”（《存學編》卷一），“以實藥其空，以動濟其靜”（《存人編》卷一）。顏元晚年主教廣平府肥鄉(xiāng)縣的漳南書院，把書院教學宗旨定為“寧粗而實，勿妄而虛”，教習禮、樂、書、數(shù)、天文、地理、兵法、歷史、詩文、水學、火學和工學等眾多實用知識和技能。這些均屬其“實文”的范圍。

　　二

　　所謂“實行”，是就教學的方式和目的而言，指身體力行、習行踐履、躬行實踐。顏元指出，學不應耽于“談天說性”、講學著書，只在心口之間、口耳之間傳遞，要落實到行動，在習行中學，學成與否在于能否實行，學而不行，不成其為學。他說：“人之為學，心中思想，口內談論，盡有百千義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為實也”，“讀書無他道，只須在‘行’字著力”（《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上），“學而不能成其業(yè)，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存學編》卷四），“夫講解千卷，何如習行一二也”，“二千年紙上有《四書》《五經(jīng)》，口上有《四書》《五經(jīng)》，吾人身家、朝廷政事、海域邊疆上全不見《四書》《五經(jīng)》也。”（《習齋記余》卷六）

　　顏元以學琴為例，說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也不叫學琴；而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征求中節(jié)，方是學琴之正道。他又以醫(yī)為例，說傳世的醫(yī)學典籍是用來明醫(yī)理的，而要療疾救世、治病救人，則須診脈、制藥、針灸、摩砭等操作。

　　顏元奮志習行，力戒空浮，人到中年將家塾“思古齋”更名為“習齋”。因其書屋名曰“習齋”，故世人尊稱習齋先生。當代學者將顏元偏愛的“習”字解讀為五義：其一，實踐的意義；其二，證驗的意義；其三，改造自然與社會的意義；其四，自強不息的意義；其五，功用的意義。（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9—372頁）

在道德實踐上，顏元平生最恨那種“好言人短及伺人陰”的偽君子，說其“萬卷詩書，只作名利引子”（《存人編》卷二）。他強調：“內不欺心，外不欺人，學那勿欺君子。說些實話，行些實事，做個老實頭兒。”（《習齋記余》卷五）他父親為蠡縣朱家養(yǎng)子，故其幼年冒姓朱氏。三歲時滿洲兵入關侵掠，其父被擄，母遂改嫁。他二十多歲方知實情，改還本姓。五十歲后出關尋父，歷盡坎坷，困苦難狀，經(jīng)一年余，負亡父遺骸千里歸葬，盡了傳統(tǒng)社會一個孝子應盡的孝道。臨近五十的顏元，為延續(xù)子嗣，買女為側室，然該女既癡且顛，遂知為媒人所欺。后退人索金，該女旋被媒人轉賣他人。弟子李塨聞訊面陳其非，顏元悔過立改，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

　　三

　　顏、李反對宋儒強分體用，主張“體用兼該”“體用渾全”，故不太強調對體用范疇的劃分界定。朱子學以性理為體、形氣為用，顏、李與之相反，強調自然與人作為物質性存在的首要性，指出：“宇宙真氣即宇宙生氣，人心真理即人心生理。”（《習齋記余》卷一）他們所謂“實體”，泛指林林總總、氣運生化的物質世界與作為感覺體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們諷刺那些向虛處用功的腐儒，侈談心性，游說方外，目中無人，目中無物，“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鈍者似捉風聽夢”，“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存學編》卷一）。

　　在顏元看來，理學家標榜的“天命之性”實乃子虛烏有，人的機體及其功能就是“氣質之性”“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存性編》卷一）。人有感覺器官就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和飲食男女，這天然合理，無可厚非。“氣質之性”雖各有差異，但不可謂惡，人的行為乃由“引、蔽、習、染”所致。顏元在肯定人的感覺欲望天然合理的同時，亦重視六行、六藝等道德修行的作用，他說：“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fā)現(xiàn)，九德乃吾性成就。”（《存性編》卷二）

　　“實績”指社會功效。顏元說：“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獲者乎？世有荷網(wǎng)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抑將恭而不望其不侮，寬而不計其得眾乎？”（《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顏元否認傳統(tǒng)上尤其是宋儒所信持的義與利的對立。他認為，義乃利之和，后儒所云“正其誼，不謀其利”，乃大錯特錯，當矯之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存性編》卷二）。侯外廬先生說：“顏元的經(jīng)世思想，首重民生的福利，和近代西洋‘最大多數(shù)的最大幸福’的市民階級思想是相似的。”（《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第377頁）顏李學派是否屬于市民階級的思想，尚可探討，但其近似于功利主義的思想色彩是顯然可見的。

　　四

　　綜上所述，顏元、李塨的“實文”與“實行”屬知識論范疇，前者就知識的內容言，后者講的是學的方式與目的，“實”是知行合一的關鍵所在。“實體”“實用”既涉及宇宙論更關乎人性論，體用一致就一致于實。“實績”系社會倫理中的功利論，“實文”“實行”“實體”和“實用”皆以此為旨歸。顏李的實學反對高談闊論、心頭覺悟，而注重實習力行，就是說反對只“說”與“想”而強調“做”，反對停留在語言、文字和頭腦中，而把一切落實到行動中。他們最為看重的是社會的實際的效果，強調的是增進社會的整體福祉。

　　這樣，“實”如一條紅線，將“文”“行”“體”“用”“績”貫通起來，將教學、行為、自然、心理、倫理和社會諸方面打通。彼此互為因果、互為條件，環(huán)環(huán)相扣，構成了個性鮮明的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顏李學派的學者大都既是學者、思想者，又是生活于社會基層的勞動者。如顏元自幼年起就孤苦備嘗，琢以縲絏，煉以農圃，“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薥秫如蒺藜，后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為貧也。”（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上）后為養(yǎng)老計，乃學醫(yī)。李塨雖出自書香門第，卻自少習射，青壯年時因力田不足養(yǎng)親，兼習醫(yī)賣藥，并開館授徒。這使得他們的思想落地生根，下接地氣，敦厚務實，散發(fā)著質樸氣息，成為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百花園中的一株奇葩。

　　顏李學派的實學，盡管有學者所說的泥古、粗淺、過分倚重經(jīng)驗等理論短板，但其求真務實、實事求是的精神，體現(xiàn)了由傳統(tǒng)到近代轉型期的經(jīng)世致用精神，無疑是對封建社會末期籠罩天下的理學和科舉的一種糾偏，為后世廣泛接納科學精神和啟蒙思想作了必要的理論鋪墊。弟子王源說顏元“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居業(yè)堂文集》卷八《與壻梁仙來書》），此語并非虛言，他們的某些思想對今人仍不乏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