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景海峰
1993年8月，《人民日報》發表“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的報道，引發學界重提“國學”話題，至今已經16年。進入新世紀，國學復興的態勢更趨明顯，從學術界主流思潮到一般的大眾文化，從官方到民間，國學復興的基礎就遠非90年代初所能相比了，現在已經有了談論它的現實條件，“國學熱”也進入到了一個比較真實的狀態。短短四五年間，“國學”已經開始了與社會各個方面的互動，它與整個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經濟文化、國際形象都已經息息相關，呈現出一個全方位的態勢。
從語詞的溯源而言，“國學”是一個古老的觀念。《禮記•學記》中就有“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的說法，這里的“國學”是指最高的學術機構，從漢代的“太學”到科舉時代的“國子監”，這些國學形式，都可以看作是這一意義的延續。也就是說，古代的“國學”概念是從傳統的教育體制，包括教育機構、學術涵養、人才培育、知識傳遞等線索出發的，與我們現在談論的“國學”并不是同一個概念，這兩個內容一定要劃分開來。可以說，沒有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沒有中西方文化的強烈對比與碰撞，我們現在用的“國學”概念的意味就消失了，它確切的含義也難以得到說明。
可以從兩組觀念來深化一下“國學”的語意。
1.一組是從內涵方面來說的。我曾經把“國學”在20世紀的出現和演變劃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晚清廢科舉，諸子學復興，把儒家以外的其他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統統地發掘出來了，像墨學、唯識學等等，這就在自己學術的內部發生了改變，儒家的獨尊地位受到挑戰。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遭遇到從西方來的外部文明的沖擊。在內外夾擊之下，以經學為主腦的傳統文化體系瓦解了。這時出現的所謂“國學”，就是站在中國傳統學術的立場上，試圖從自身內部來挖掘新的東西，以作為抵御西方的資糧和武器。這種方式，在新文化運動之后，實際上就難以為繼了，因為中國現代學術的主體性已經發生了轉換。今天還有人想要簡單地沿襲這種方法，沒有意識到時代早已不同了，思想完全錯位，這自然是行不通的。
（2）第二階段，即上世紀20年代之后出現的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研究院、等現代學術機構，他們的國學研究，已經進入到現代學術的語境當中，已經“現代化”了。此時國學研究的主流陣營，基本上是在現代大學體制的系、科里面，從事國學工作、領袖群倫的人物，像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都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山，他們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也是與國際接軌的。當時，有一派完全屬于西學背景的學者就對“國學”的學科混雜性質提出過疑問，認為在學術高度分化、知識趨向精細的時代，籠而統之地講“國學”，這太不合時宜了。這些質疑和否定的傾向，也是40年代以后，“國學”在現代學術的主流形態之中漸漸地歸于沉寂的主要原因。“國學”在完成了從傳統學問向現代學術之分科、分系的過渡之后，便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3）第三階段，即當代的“國學”復興，顯然就不是僅僅在學術的系科形式上再做些調整，重現二、三十年代的那段輝煌，因為這只能是純粹書齋意義上的、是純學問中事。而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學”，其核心的指向是呼喚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復位，是全民族的事業。上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整個的文化態勢都呈現出“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復興”的強烈期盼與吁求，“國學”于是被推為表達這樣一種時代愿望、情緒和要求的新觀念而重新登場，它所蘊聚的內涵當然與前兩個時期有著天壤之別。
2.第二組概念是從外延上區分一下幾個約定俗成的詞語——“國寶”、“國粹” 、“國故”和“國學”。
（1）“國寶”可以指人，但在更多場景下是用來表達物質文化遺產。像青銅器、兵馬俑、秦磚漢瓦的古建等，它們是實體性的器物存有，屬于大文化范疇的物質形態，可以容含在最為廣泛意義的國學概念之內，但往往并不被指涉到。
（2）“國粹”和今天很熱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詞的意義最為相近。譬如常說的四大國粹——京劇、國畫、中醫、武術，都可以歸入廣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近年來國家公布的幾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有數百項，近千個傳人，包括了文學藝術、戲劇曲藝、手工技藝、傳統醫藥，以及民俗等等，這些都是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充滿著活性的文化形式，屬于廣義國學的重要內容。它們既是國學的研究對象，也是國學的物化載體。
（3）“國故”是章太炎創造的概念，后為胡適等人接著使用，流傳了下來。它更多的是從文獻角度著眼的，是指那些以典籍形式作為載體的古代文化成果，亦即書本上的文化。一般所說的國學，大多是集中在這個層面，所以國學大師就是那些掌握文獻最廣、最精的人物，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往往也是這樣一個尺度。因此，國學在今天很大程度上還是被當作國故之學來理解的，大多數人都這樣看。
（4）“國學”，或者說狹義的國學，它更重要的應該是一套價值系統。是由一些核心理念所支撐的體系，是一套觀念化的組合形式，以此把中華文明的“遺傳基因”和“精神密碼”傳衍下去，并且與當代中國人的生活世界能融貫起來，這才是最為重要的。“國粹”也好，“國故”也好，都是載體，外在的形式化的意味要重些，而關鍵是在于文化的根脈不能喪失掉。
綜上所述，如果是大國學的概念，那么國寶、國粹、國故都應該包含在國學的范圍之內，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部分。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中國傳統文化，這可以說是廣義的國學。但如果把國學精細化，作狹義的詮解，那么國學就是指表達中國文化價值系統的一套思想，這就跟比較泛化地來理解國學不一樣了。當然，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元素，從中國傳統的格局來講，把儒家思想作為主干是毫無問題的，但如果說國學就是儒學，那就以偏概全、過于狹窄了。尤其是在今天趨向于多元化的思想時代，這樣的理解顯然是不太合適的。我傾向于區分不同層次的、多元主義的定位方式，國學至少應該包括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
今天有些人要回到經學時代、科舉文化的格局中來解釋國學，以這樣的認知和目標來弘揚國學，這是非常荒謬的。有些學者大談所謂“以中國解釋中國”，希望回到純粹的中國傳統中去，這只能是一種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思想的幻象，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畢竟中國這一百多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謂國學，不是僵固的、靜止的，而有意義、有價值的國學，恰恰是因應時代變化的要求而不斷地詮釋和創造的結果。
我們為什么要強調“國學”常變常新的意義呢？因為近年來“國學熱”的興起，并不是簡單的復舊，而是與整個新時代的學術文化發展之脈絡聯系在一起的。“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包括上個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所探討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中國文化的特質等問題，都給今天的“國學熱”提供了思想的資源和文化的積累。值得注意的是，太普泛化地談論國學，可能意義不大，至少價值有限，也容易招來一些非議。而要以正面、肯定的姿態來探討國學，就需要把這個概念先做一個系統的梳理，同時要關注到今天時代的特點。
我們現在談國學的價值和意義，與上個世紀80年代講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差別在于，當時只是在給中國傳統文化正名，從“封建糟粕”的帽子底下把它解放出來，重新肯定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積極因素，基本上是限于學理的層面，只是在書齋里面做一個“平反”的工作。而在整個的社會意識形態中，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還有很多東西根本沒有得到扭轉，甚至“反傳統”的思想還是主流。而今天的“國學熱”，總體形勢就大不一樣了，局面完全不同，談論的起點和目標也有了很大的差別，甚至心態都不一樣了，有了所謂“文化自覺”的意識。
當然，對于國學的核心內容，一方面我們強調義理的價值，但也不能忽略生活化層面的東西，既要講精神的主導性，把文化理念作為一個綱脈來牢牢地把握，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只局限在觀念的世界里面。特別是在今天，弘揚國學不應僅僅局限在思想文化領域，而應該是整個社會文化建設的事業，把國學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這樣的國學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
一百年來，國學為什么看起來僅僅像是一種歷史的回聲，形象始終是古舊的? 關鍵在于它和民眾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隔膜、越來越遙遠，不能再展鮮活的生命力，縱使有幾個國學大師在潛思默運或振臂吶喊，對于扭轉整個時代的頹勢只能是螻蟻之功而已。所以，弘揚國學的過程，應該是社會的各個層面互相配合、相互穿透的一個過程。
今天我們所說的“國學”，和上個世紀80年代“文化熱”所講的“中國傳統文化”，在內容上頗多重合，似乎只是對文化熱潮的不同表達，只是換了個名詞而已。那么，它新的意義何在？如果不弄清楚時代背景，其精神實質和與他者的差別就不易觀察得到。
1.今天的“國學熱”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一是從時代變化和發展的總趨勢著眼，它實際上是中國文化由弱勢向強勢逐漸演變和過渡的一個表征。近代以來，中國文化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狀態，主體性喪失殆盡，在整個社會活的文化機體里面，中國傳統的影響力越來越弱。百年來的主流文化中，對傳統的弘揚是極為有限的，更多的是批判和否棄。真正對中國文化作一個全面的、重新的審視和從整體上給予肯定，應該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才開始起步的。這樣一種正面評價和重新肯認的趨勢在不斷地加速，中國文化的自我身份意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對于傳統文化的積極態度，可以說是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
二是在整體上重新認識和評價中國文化，對中國傳統給予一個新的定位，在挖掘和詮釋的過程當中，重塑中國文化的嶄新形象。過去對中國傳統文化所下的諸多價值判斷，貶義、負面的色彩很重，從主流文化到一般老百姓的觀念中，往往都是把它作為糟粕來看待，傳統經常是被輕視、被批判的對象。國學熱對于其正面形象的重新塑造，起到了喚醒和扭轉的作用，起碼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大家起來糾彈錯謬，為中國傳統重新“正名”。
三是就中國文化的研究方式而言，是一個重新選擇和提升的過程。以往，國學的內容散落在各個學科體系當中，中國文學、中國藝術、中國史、中國哲學、語言及文獻等，都涉及到了這些東西。如何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走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學術狀況，重新給中國傳統的學問做一個重新的整合，這是從90年代以來，學術界通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以前碎裂了的知識系統給復原起來，從整體上作一個表達。這是就學界而言，從國學與社會的聯系來說，也是一個逐漸普及化的過程。
坊間議論說，一些重點大學在國學熱的浪潮中沒能扮演好恰當的角色，過重小技末道，甚至在普及工作中將國學淪為了斂財的手段。我認為這是言過其實了，只看到了弘揚國學中的一些不完善處、甚至是枝節，而無視其大的方面。我倒是覺得，國學復興是一項長期的社會建設工作，需要多方面力量的介入和多種途徑的嘗試，先得把人們對國學的關注和熱情調動起來，才能做進一步的提升工作，關鍵是要形成與社會現實文化良性互動的局面。
就總體而言，國學現在實際上還是處在一個恢復元氣的時期，所謂“一陽來復”而已。與三十年前的慘淡狀況相比，國學的境遇似乎是好多了，但仍是處在起步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還是盡量多一點寬容，而少一些“酷評”，尤其不要用惟我獨尊的姿態和口吻說話。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商榷、批評，但別一句話就把它否定掉。有些事情，這個階段先不要急于下定論，從心態上要寬容一些，各種推助國學發展的嘗試都應該鼓勵，只要是善意的、積極的就行。在現時代，文化多元的心態，也是新的國學向前推進的重要基礎之一。
我們要意識到，當一個大的文化思潮來勢洶涌的時候，都是泥沙俱下的，不可能是一種純凈的狀態，按照一種理想的、或很高的嚴苛標準來衡量，其中一定會有許多令人生厭的“雜質”。從一開始，我們對所謂“國學熱”的看法，就不能用純而又純的標準來丈量，也不能用過于學術化的眼界來定奪一切。如果國學僅僅是在學者們探討的范圍之內，可以尋求一些最精粹的理念，用學術的標準把一些錯誤的觀念和不合適的方式都剔除掉。但一旦它和社會生活層面結合起來、與各種世俗的活動（像商業）聯系在一起，那日常生活的復雜樣態就會反射、附加到它的頭上來，不同的立場、欲望，各種利益集團都可以對國學提出形形色色的要求，展開各種奇奇怪怪的想象。從實際情況來看，今天的“國學”可以說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多棱鏡，反照出了當今時代的復雜面相，因為作為社會文化的整體潮流和取向，這次的國學熱，不同的階層都有參與，各種力量都有介入。
2.國學在當下，已經不是純粹學術研究的對象了，而是社會各界都高度關注的一個對象。這一復雜的景象，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再來做一些分析。
首先，就政府層面而言，對于現在的國學熱，管理部門采取的實際上是一種推波助瀾的態度，這與以前有很大的差別。對于這種情況，學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學術的、文化的東西，如果政府介入太多，就會被扭曲，有被意識形態化的危險。但國學如果要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起到更大的作用，政府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五四”以來所形成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馬克思主義三分天下的思想格局，依然是構成當代中國文化的大景觀。在這一背景下，國學可以說有希望超越這三派的長期對峙，走出一個融通之道來。國學不是保守主義的專利品，它既可以為保守主義所弘揚和發展，同樣也可以秉持自由主義的理念，或者為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形態所運用。這三大思潮或三個現代的傳統，在國學新的發展過程中都應當是有所作為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對于國學的態度之轉變，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他們意識到了可以在國學當中吸取很多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內涵的資源，國學、中國傳統的東西與馬克思主義并不排斥。所以，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都可以參與到新國學的建設當中來，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對國學的健康發展貢獻力量。
其次，從學術研究來看，有生命力的新國學，應該有個新形象，一定不能被引入到那樣一個小圈子里面去，這是不符合我們所講的國學之實際目標的。今天的國學，應該是一個“十字打開”的狀態，各種學術資源都可以調動，各種背景的學者都可以參與，既包括以前故紙堆里的學問，也包括現代的學術研究，各種古典知識，哲學的、文學的、歷史的，甚至很多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都可以和國學聯系起來。
再者，由民間來講，這次國學熱潮的發生是自下而上的，是基層的許多活動刺激了社會的神經，然后學術界才被動跟進，被卷入到國學討論中。很多問題是先有了實踐活動，然后才有學術化的討論。這使我們看到，今天國學復興的真正推手是全民性的。國學復興是整個社會的需求，這是今天國學能夠引起如此廣泛關注的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沒有民間的力量、沒有全社會的要求，我們很難設想有今天的所謂“國學熱”。而民間的愿望和活動，背景非常復雜，也非常的多樣化，可能會經過一個逐步分化、選擇和淘汰的過程。學者的職責，就是要在其中做一些恰當的引導工作。因為學者掌握的文化資源比較多，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有比較全面的了解，所以應該發揮導向的作用，而不是盲目地隨順著一些潮流，不能沒有自己的立場，起碼要有學術的良知，有對中國文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各種不同的力量經過博弈、互動之后，會慢慢地形成一些全社會的共識，而一些不符合時代要求的東西，就會被淘汰。有些自發的、來自民間的東西，經過知識界的引導，會得到提升，而優秀的東西就能得到弘揚。在這個過程中，學術界不應站在局外，而應積極地回應這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面對各種挑戰。
1.國學的發展，首先需要傳播和普及，故離不開文本的形式。
從傳統的載體來看，或者說從一般學術和學理的角度談國學，國學范圍的認定往往是以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典籍為依據的，書本決定著國學所應包含的東西。按照過去通行的分類方法，就是所謂“經史子集”。從西晉荀勖的《新薄》開始，到《隋書經籍志》之后逐漸定型下來的“四部”分類，的確是進入傳統學術的一張通行地圖。唐以后，做學問就都是從四部之學的眼界來入手的，到宋、元、明、清，四部之分更成為讀書人最為熟悉的路徑，這包括整個的教育體制、科舉考試及學者們的研究工作的相互間配合。
很明顯，經學是四部的主腦與總綱，這與科舉時代儒家至高無上的地位密切相關。因此，講“義理”在國學中就一直是主干，它凝聚著華夏文明根系處最基本的價值理念和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南宋以后，經學內部有一些變化，這就是“四書”逐漸升格，地位甚至超過了“五經”。史學對讀書人很重要，就普及和啟蒙而言，其影響面可能鋪得更廣。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史學成就最為輝煌，因此，“史部”傳統也相當重要。“子部”則比較復雜，包含了諸子百家的思想體系，還有琴、棋、書、畫等“小道末技”，是一個形式與內容都非常多樣的系統。“集部”則以詩文為多，現在一般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是個人和流派作品的大匯集。近代以來，學術轉型和分化，從“四部” 到“七科”，文、史、哲都在傳統的國學內容中自尋家門，哲學在經學里得到了呼應，歷史學即“史部”，文學對應著“集部”。總之，“四部之學”構成了中國傳統學術的基本格局，這是以典籍為中心的分類方式。
此外，清代中葉以后，又流行義理、考據、辭章的分法，更多地是從學問、知識內容的類別角度來對“國學”作劃分。道光、咸豐年間又加上“經世”一類，這對現代學術有比較切近的影響。義理之學與后來的哲學很接近，和宋明理學的道統觀是一脈相承的。考據之學是清儒拿來與/義理0分庭抗禮的新學術典范，也是清代學術的主流，特別是乾嘉學派，被許多人看作是“國學”的正脈。辭章之學在清代實際上是受排擠的，往往被視為末流，直到五四時期，錢玄同等人還在大罵 “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經世之學的興起，與中國近代的國運和民族危難有直接的關系。清朝道光、咸豐以后，面對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壓迫，中國處處被動挨打，使得很多士大夫意識到，中國傳統學問或知識系統所存在的缺陷，就是太輕視實踐和技能這個層面了，所以不能有效地抵御西方列強的沖擊。晚清以來的學者非常重視經世之學的發掘，把這部分內容提升到了一個很高的位置，這和中國近代的國運以及社會的現實要求是結合在一起的。
如果就分類作一些補充，除了從典籍的四部分法和義理、考據、辭章、經世等進入國學之外，回到義理的根本層面上來講，那就是一般所說的儒、釋、道三家了，這也是我們今天講國學的另外一個思路。
所謂儒、釋、道三家的說法，盡管歷史上早有，但在科舉時代，還是儒家定于一尊，佛、道二教實難與之并肩。所以將三者平等地看待，放在一起，應該是傳統學術現代轉型之后的一個通行的說法，和清代以前的內涵是不一樣的。儒、釋、道的格局，是我們今天講國學內容的一個較為重要的思路，其基本點顯然是放在義理層面上的。因為儒、釋、道的精華都是一套價值系統，講各自對自然、社會與人生的根本看法，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觀、人生觀這些內容。這樣，探討國學的基本精神和價值內核，就離不開儒、釋、道三家，因為它們是凝聚國學基礎理論的三個主要的載體。
2.除了基于分類意識的路徑之外，今天講國學，又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理解。
一方面視“國學”為中國固有傳統學術的積淀與成果，所以要從歷史資源和傳統脈絡入手，進行一些扎扎實實的清理和反思工作，包括資料整理和學術研究等; 另一方面，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全面沖擊和洗禮下，我們當下的言說已經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完全處在了一種東西交錯、相互雜糅的狀態之中，已經難分彼此。
我們現在的思路，一方面要兼顧歷史的脈絡，但又不能完全局限于其中，而要有一些新的視角和方法。在眼下的國學熱中，有些學者想把中學和西學從雜糅的狀態之中剝離開來，有“挽救”中學的意思，這種心態很強。筆者倒是覺得，現在的學科體系就是這樣一種以西方知識形態為摹本的格局，是很難把中西之學分開的，只能作某種調適。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敘事框架已經被打碎和拆散了，現在想“另起爐灶”，或者再重新回到傳統的格局當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完全恢復舊貌，這種心態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所以，目前只能做一些調整的工作，逐漸把中國優秀文化傳統中被忽略、遺忘，甚至是被歪曲、涂污了的東西，用現在的形態和話語先清理出來，再來作分析，定取舍。比如，我們現在都意識到，在民間社會還有一些充滿活力的東西，像一些傳統的節慶活動、鄉約民俗等，它們在傳統的理論體系當中原本地位不高，甚至沒有被注意到，長期被人忽略或藐視了，但在日常生活中，這些東西卻是很有活力的。
另外，就歷史媒介來說，它是一個多樣化的形態，除了像“二十四史”這樣的正統歷史記載之外，還有很多民間的記憶，或是一些很“另類”的敘事方式。而經學義理中的許多價值觀念，正是通過這些多樣化的渠道和方式，才得到有效傳遞的。
3.辨析國學的內涵，展望國學發展的前景，有很多現實的攪擾和糾纏。
譬如我們現在就遇到了一個很棘手的問題。目前，人大、武大等高校準備增設“國學”專業，這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但這個專業在現有的知識框架和學科體系當中，卻很難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和文、史、哲平列，還是從屬于哲學？建構新國學，究竟怎么建？怎樣和現存的社會制度、教育體系以及人們的生活狀態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有鮮活生命力的樣態？這一類的問題很多，這些都是復興國學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從宏觀上來講，我想可能要處理好三個關系。
一是中西的融合。在西方文化依然強勢的今天，任何閉關自守和盲目排外都是無濟于事的，只會把局面搞糟。我們要適應在全球化格局中來處理新知識形態和國學傳統之間的關系，解決時代銜接的問題，包括注意吸收海外漢學的成果。一百多年來，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有相當規模與能量的傳統，并在西方人特有的視野和背景之下自成一格。我們現在的“國學”觀念和意識，對“國學”的定位和表達，實際上都受到了西方、包括漢學（中國學）研究的影響。在重新省視新國學的建構時，這一段相互影響與交融的學術史絕對不能被忽略，而只能沿著這條融合的路子走下去，并注意取長補短。不能一說“國學”，就想著返回自己的傳統，或僅僅關注中國文化的層面。
二是在中、西、馬對話的基礎上，中國傳統如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對當代中國語境來說，這既是學理的，也是實踐的，既是對歷史的回溯與總結，又是對當下價值的探求與開拓，總之是一個必須要有效解決的問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不能漠視國學的存在與價值，它對國學的許多傳統和定勢都要有所回應；同樣國學也不能排斥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層面還得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種融合，對于國學在今天發揮其現實的力量，從被欣賞的角色轉變成為當下生活中具有活力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學術傳統與民間力量怎樣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近代以來的國學話語或其研究方式，在一般的表達當中是比較精英化的，著眼于知識階層，或者有著濃厚的書齋氣。而在當下的后現代社會里，是所謂精英失落的時代，各種大眾文化、通俗文化形式紛紛占據了文化市場的臺面，成為要角，即便是所謂精致文化的灌輸也要通過通俗的、甚至是曲折的包裝方式，才能夠獲得話語權和影響力。對熟悉與崇尚雅文化形態的讀書人來說，這是一個頗為殘酷的現實，所以常常聽到發牢騷的聲音，怨天尤人，空嘆無奈！實際上，作為復興國學的重要力量，學者們不能再保持高高在上的、導師型的姿態，而必須要放下身段，正視目前通俗文化蔓延的現象，有效地引導它、化解它，而不是拒斥或者視而不見。只有這樣，才能形成更為強大的合力，共同促進國學的良性發展。
來源：編輯、節選自《河北學刊》2010年3月第30卷第2期，作者：景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