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孔子“以仁釋禮”，在政治思想領域開啟了以仁理政的先河。戰(zhàn)國以后，諸侯并起，相互爭霸，仁政受到挑戰(zhàn)。作為孔子的思想傳人，孟子同樣堅持仁政，如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霸是“以力假仁”，王是“以德行仁”，前者以力服人并不是心服，后者以德服人，則是心悅誠服。他又以善政與善教比較，說明“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化得民心。仁德、教化本身就體現(xiàn)仁政。統(tǒng)治者“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施仁政則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以民為本：施仁政首先要得民尤其是民心

 

　　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施仁政首先要得民尤其是民心。他說：“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得民才得天下，相反，失民則失天下，得民在于得其心，失民也在于失其心，民心是最重要的。有道即方法，得民心的方法是積累民之所需求，拋開民之所厭惡，所需所厭以民意為指歸。這也表現(xiàn)為以民憂樂為憂樂，所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統(tǒng)治者所樂不應“獨樂樂”，而是“與人樂樂”，不應“與少樂樂”而是“與眾樂樂”。天下子民皆樂也即君王之樂，或者說君王之樂反映子民之樂，以民為本是仁政的精髓。

 

　　另外，需要推恩。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為在家率先垂范，尊老愛幼并推己及彼，以仁愛之心推及妻子乃至于兄弟，進而推及于家國，做到這一點就會得心應手地治理天下。而是否推恩至關重要，“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可以說，推恩是仁政的重要體現(xiàn)。與此相關，他又講擴充，人心中固有的仁義禮智道德只是發(fā)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充即擴大充實，實際上是把人心所含有的仁義禮智因子通過后天的實踐加以發(fā)揚光大，不僅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推恩與擴充屬于仁政的實踐，是其實現(xiàn)的重要途徑。

 

心懷仁義：治國應以義為上，講義則國泰民安

 

　　孟子繼承孔子講仁也講義，如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相對而言，仁屬心偏于內(nèi)在，而義屬行為偏于外在，仁是良心，義則是正路，仁義結(jié)合體現(xiàn)良心由內(nèi)向外的實踐過程。在義與生命出現(xiàn)矛盾時，他主張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換取義，所謂“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為仁政這一正義的事業(yè)，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辭。

 

　　孟子見梁惠王，兩人對話涉及義利。王說：您不遠千里來將對我國有利嗎？孟子答道：王何必言利？有仁義就夠了。如果王、大夫、士人、庶民都只想著如何利于自己的國、家、身，或者說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彼此利益對立必然引起社會不穩(wěn)定。如果把利置于義之上，不奪到國君的地位是永遠不會滿足的。不存在講求仁義而遺棄其父母，以及講求仁義而輕慢其君的人。王講仁義即可，何必言利呢？這是告誡統(tǒng)治者治國應以義為上，講義則國泰民安，一味地追逐利益必然造成社會動蕩。

 

　　處理義利關系以仁義為上，不應該懷利，如孟子說：“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相反地，“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心懷私利，做事動機不純，人心疏離，社會渙散，國家必然崩潰。心懷仁義，社會有凝聚力，國家必然強盛。心懷仁義為施仁政樹立了正確方向。

 

恒產(chǎn)恒心：得民心的前提是制民之產(chǎn)

 

　　施仁政必須以經(jīng)濟為基礎，得民心的前提是制民之產(chǎn)。孟子寫道：“若民，則無恒產(chǎn)，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因此，必須“制民之產(chǎn)，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qū)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如果不制民之產(chǎn)，則“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當務之急是發(fā)展生產(chǎn)，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具體的目標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重視民生，給予他們適當田地耕種，輔之以副業(yè)，生活富裕后再施以道德教化，豐衣足食，理想的社會不難實現(xiàn)。

 

　　治理經(jīng)濟必須從井田開始。他說：“夫仁政，必自經(jīng)界始。經(jīng)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jīng)界。經(jīng)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所謂井田指方里而井，井田為九百畝，分九塊，每塊一百畝，中間部分為公田，其余八部分是私田，大家先耕公田，之后再各耕自己的私田。如此，耕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另外，正經(jīng)界是把田地的多少與社會的等級結(jié)合起來，這只是為了有序，在當時是必要的。同時也要“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尤其是減賦稅，實行十分之一的低稅率，減輕百姓的負擔，也是仁政的舉措。

 

　　孟子還概括出五項政策：一，“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二，“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三，“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四，“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nóng)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五，“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除了尊重賢人、任用能人之外，其他四項都與經(jīng)濟相關。如對市場存放的貨物不征租賃稅，按照規(guī)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以免積壓，在關卡只檢查而不征稅，耕者助耕公田而不征收私田賦稅；人們居住地沒有勞役稅和額外的地稅，等等。尤其可貴的是，孟子充分肯定這些經(jīng)濟措施對仁政實施的積極作用。

 

仁心仁政：以性善為特色的心性論與道德學說為前提

 

　　孟子的仁政實際上是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源自不忍人之心，即“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謂的不忍人之心是指人的同情心，此心是人先天內(nèi)在固有的，具體表現(xiàn)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它們分別是仁、義、禮、智的發(fā)端。人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同情心即仁心，在實踐中轉(zhuǎn)化為仁義禮智道德，道德又轉(zhuǎn)化為政治，如果“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把仁心當成施仁政的基礎，說明他的仁政思想是以性善為特色的心性論與道德學說為前提的。

 

　　雖然孟子討論仁政的政治框架早已成為歷史，其仁政思想的局限性十分明顯，但是孟子把仁引入政治，實現(xiàn)由仁心到仁政的轉(zhuǎn)變，道德與政治有機地結(jié)合，由內(nèi)圣開出外王，達到內(nèi)圣與外王的統(tǒng)一，這既是對孔子仁政思想的發(fā)展，也為后來儒家仁政思想的進一步展開提供了經(jīng)典的范式。另外，孟子有關以民為本、懷仁義、制民之產(chǎn)、仁心達于仁政等主張，都體現(xiàn)了儒家倡導以人為本的價值關懷，可以為后世治國理政提供道德層面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