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王小寬
中國首屆先進制造發展研討會在這里隆重舉行,我首先表示熱烈祝賀,并就制造業的機遇、挑戰與對策提出以下看法。
部分領導嘉賓與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齊續春合影
一、中國制造業的成就
今年是建國70周年,這70年,中國的制造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低端向高端取得了巨大進展。
在我小的時候,中國因為沒有制造業,所以很多必須生活用品都是進口的。洋火、洋燈、洋釘、洋布、洋油、洋車、洋煙等等,前面都加個洋子。那時間,火柴叫洋火,買到它并不容易,所以我的童年做了很多“鉆木取火”的工作,那時每當做飯時都要用火鐮撞擊火石進行取火,逢上天氣潮濕,火取不到,只好看誰家煙囪冒煙,就到誰家去借火。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制造業的發展,特別是蘇聯援建的154項工程,使中國的制造業出現了驚天動地大發展。中國第一臺拖拉機、第一臺汽車、第一臺水壓機、第一臺電視機、第一顆原子彈、第一臺戰斗機、第一臺人造衛星等都是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發展起來的。我在上世紀50年代走進天津,天津作為第二大工業基地,那時已經布下了很多制造業的工廠。進入60年代我牽頭參與了“味精制造”的國家科技攻關任務,任務完成后的10年中,中國用這一技術建起210個味精廠。
中國制造業的更大發展是改革開放之后。我1982年、83年參加科技考察團在歐洲走了十幾個國家,那時感到國外什么都是新鮮的。我們的對外開放,受到各國的歡迎,一方面是大量外資企業走進中國,一方面是中國企業大量到國外購置生產線,使中國的制造業迎來了巨大發展。80年代,我們國家科委推行了一個國家星火計劃,很多適用技術在此期間迎來快速發展。僅我參與操作的一部分,就推出了中國第一瓶干紅葡萄酒,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礦泉水、第一瓶椰子奶,第一條飼料添加劑生產線、第一個活性干酵母生產廠等等。
任玉嶺參事與齊續春主席會間交談
迄今我國已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中國制造業的增加值已是美國的1.5倍,日本的3倍,是日、美、德制造業的增加值之和。中國已有220種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的高鐵,中國的航天,中國的手機生產,中國的汽車制造都擠進了世界先進行列。
中國在解決吃的方面,制造業也立下汗馬功勞,中國現有糧食生產6.4億斤,蔬菜7億斤,這都受益于中國的農藥、化肥及農機制造業的大發展。
中國制造業70年的大發展、大變革,說明了中國人是聰明的,也說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是能夠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辦大事的。我們的道路,我們的制度,我們的理論和文化是可以得到肯定的。
二、中國制造業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一)制造業產品質量過低。
長時間以來,中國的制造業過分追求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而怎樣提高水平、打造品牌,遠遠跟不上發展需要。其一是因為中國制造業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賣方市場,在人口多、市場大、產品供不應求情況下,出現了“蘿卜快了不洗泥”,給粗制濫造開了綠燈。其二是我國有大批量的農民工,勞動力價格極低,企業可以通過勞動紅利站穩腳跟,并且因為長期以來,對環境保護要求過低,企業隨意排廢排污,這種低代價高收入,造成很多企業不思技術創新和質量上的改進。其三是我國勞動大軍文化水準過低,在制造業的操作上缺乏知識、技能的有力支撐,到今天為止,很多發達國家勞動大軍受教育年限在16年左右,而中國只有10.3年,而此前中國企業員工的受教育年限很多只有五、六年,或七、八年。這就注定中國產品質量長期以來難以上升。其四是,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的浩劫,造成社會上人的道德下滑,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一切向錢看”,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價值觀和貪官腐敗的惡劣導向,使得一些企業不惜偷工減料,制假售假,抑制了制造業質量的提升。
(二)對外技術依賴度過大,勞動生產率低下
改革開放后,引進國外裝備,實行技術跟蹤,促進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但是技術的依賴度過大,又直接影響了生產效率的提升。上海是中國科技最發達的地方,2006年我去調研時,上海科委告訴我們,他們當時對外的技術依賴度高達70%。我們高技術產品的出口,80%靠外資企業。很多產品因長期貼牌生產、自己沒有品牌,效益被中間商拿走,很多企業,還為引進諸多國家的生產線而自豪,如伊利牛奶,我去時,他們告訴我,他們有9個國家的生產線,又如雙匯紅腸,我去時,他們告訴我有十幾個國家的生產線。實際上很多制造業都靠外國裝備支撐著。
正因為自己缺乏品牌或對外技術依賴度過高,再加上創新缺乏、管理不力,中國的制造業效率甚差。直至今天,我們制造業的效率只有美國的19.8%,日本的21.3%,德國的24.8%,若論增加值的人均數額,中國不到美國和日本的1/3~1/4。
(三)創新重視不夠,競爭力相對缺乏
制造業創新方面,曾經做了大量工作,今天創新的貢獻率已達60%以上。但是,很長時間以來,企業對創新是重視不夠的,由此造成的企業競爭力相對缺乏。世界創新企業100強中美國有39家,日本有34家,其余名額分布于法國、德國、韓國和瑞士,中國2015年榜上為0,2016年也只有華為一家。
任玉嶺參事在先進制造研討會上講話
我們企業創新落后,存在以下五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企業舍不得研發投資。長期以來企業創新靠國家給錢。1985年我在日本三多利研究院考察時他們講公司銷售額的15%投到了技術研發上。而我們到進入新世紀初,中關村還很少有企業在研發上的投入上達到企業銷售額收入的1%。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調研時,企業委托他們研發的投入每年不少于1億美元,而中國企業卻很少愿意這樣做。
二是,創新人才聚集不力。成事在人,科技創新離不開人才的聚集,90年代初,我們去美國GE和AT&T這樣的大型企業考察時,發現他們在研發方面有達數千、上萬名博士與碩士的參與,而我們的企業,很少為研發而大量聚集人才。
三是,創新意識不強。1985年,我們去日本北海道東盛葡萄酒企業考察時,他們講,他們1973年建廠時是到中國通化一面坡葡萄酒廠學到的技術,而由于他們創新意識強,改革開放后的1983年便把整條生產線返回來賣給了中國,在新疆鄯善建起了葡萄酒廠。但中國的酒廠卻長期面貌不改,一成不變。
四是,國內市場對創新支持不力。中國的研發新產品,常因國內市場支持不力,而自生自滅或發展十分緩慢。中國50年代就會生產轎車了,而那時的韓國連汽車輪子還不會生產。但由于韓國國內市場十分重視對創新產品的支持,大力倡導“身土不二”精神,九十年代,韓國馬路上基本上都是“大宇”和“現代”車,這在進入新世紀時,現代汽車便以整廠的的建制走進了中國首都。又如我們的民用大飛機制造,因很長時間得不到國內民航公司的支持,直接抑制了民用大飛機的研制與進展。直至2005年我們在政協走到西安、漢中、成都、沈陽和上海做了多方調研,聽了科技人員的意見,提出“軍民融合推進民用大飛機制造”的提案后,才引起各方面的關注,2007年被國務院批準,這才啟動了民航大飛機的制造。
五是,以論文論英雄阻礙了創新推進。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一直停在10%左右,研究成果因為只重論文,不重應用,造成了研發與生產的兩張皮,很多科技成果不成熟也評獎,獎勵又多又爛,造成創新投入的嚴重浪費。更有甚者,社會上形成了論文生產產業,代寫論文,論文抄襲,論文造假,更是嚴重干擾了科技人才的選拔,培養及研發創新的有效推進。
(四)服務性制造與生產相對缺乏
很長時間內,因國家的研發投入有限,而且很多創新研發又多依靠國辦的大專院校、研究院所,這就造成了只有國家最需要發展的制造業創新,才能在研發投入中立項,而那些很多與服務業相關的,甚至人民生活廣為需要的一些工具和產品都被排斥在國家計劃之外。例如,被總理關注的馬桶蓋就是一例,類似這類服務性產品的中國制造遠落后于國外就是因為對創新重視不足,和企業創新欠缺造成的。服務業是一個巨大的產業領域,它所需要的服務性工具,用品是很多的,加強這個領域的制造業創新和發展,需要給予高度關注。
(五)風險投資始終跟不上
科技創新,因為不可能100%的取得成功,因此科技創新需要有風險投資的特別支持。風險投資可以因創新成果的效益不菲,并能做到東方不亮西方亮,所以風險投資可以在支持大量創新中既能應對風險,又能確保收益和生存。1986年,我在美國硅谷考察時,發現那里很多包括斯坦福大學的老師、學生在內的于孵化器進行創新時,都是靠風險投資支持的。蘋果計算機、intel網的成功都是風險投資支持的結果。我國從1985年就有人在國家科委申請經費組織了風險投資,后來卻變了味,成了“保險投資”,不敢干風險投入的事情。后在“風險投資之父”之稱的成思危副委員長支持下成立的風險投資公司,仍然因方向把握問題,而沒能發揮更大作用。中國要推進制造業的創新,我認為還是要讓各商業銀行各拿出1%營業額用于風險投入,使形成風險投資群體,壯大風險投資事業。只有這樣中國的研發創新工作才能克服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尷尬,走向繁榮和輝煌。
三、發展制造業的機遇和對策
(一)發揮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中國制造業要做好供給側改革,做好一些產品的降產能、提效益的工作,必須堅持發揮在共產黨領導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既要重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又要像當年搞原子彈、氫彈那樣,發揮好政府的主導作用與調節功能,也還要對我們的發展充滿信心,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與文化的自信。要在制造業的發展方面實事求是,狠抓創新,勇于追趕和重點突破,進而爭取在一些領域的領先和領跑方面做出成績,創造輝煌。
(二)要從我國基本矛盾轉變的實際出發用好國內市場。
市場需求是推動制造業發展的最巨大的動力源泉。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增加,我國基本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同不充分、不平衡發展的矛盾”。這個基本矛盾的解決過程,就是提升和壯大人們收入和購買力的過程。特別是關于提高人民收入與發展同步的重要決策,以及全面小康、精準扶貧的推進,一定會使13億人多人民群眾的收入不斷增加,中產階級的比重正在逐步壯大。這就必然會進一步擴大內需,國內市場對經濟的貢獻率會越來越大。我們的制造業一定要看到這個現實,用好國內市場,就一定會久戰不衰,贏得高質量發展。
(三)高度重視信息化、智能化及“制造業2025”發展戰略的實施。
我們的2025制造業發展戰略,實際是信息化、智能化制造戰略。是同德國的工業4.0,韓國的工業3.0,美國的工業互聯網,英國的智能化制造、日本的數字化社會戰略并行的制造業振興舉措。網絡化智能化是今日各國經濟發展的競爭焦點,也是推動制造業發展的真正引擎,我們一定要牢牢抓住中國制造2025這個抓手,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實施好這一戰略,特別是在市場方面遇到國外的封堵和發展中國家擠占、蠶食,并造成我國勞動成本上升、匯率成本提高,能源與物流價格高升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好信息化、智能化與制造業的融合發展,特別要抓好數控機床、3D打印、激光加工、超聲加工、仿聲加工等手段,推進制造向深度進軍,努力改變技術邊界、產品邊界、產業邊界,促進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的涌現。
(四)用好不斷增肥的創新土壤和人才紅利,大力強化基礎研究。
最近“徐匡迪之問”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這就是智能化的推進十分熱鬧,而智能化的核心算法缺位,使人工智能將面臨“卡脖子”的窘境。智能化看似面紗甚為華麗,但是卻已陷入了拿來主義的怪圈,人工智能是計算機技術發展到高級階段,融合了數字、統計學、概率、邏輯、倫理于一身的復雜系統,其最核心的技術取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的推進。國內無數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在自稱取得了顯著的技術進步,而實際上的核心技術還是用的國際上開源的人工智能算法。正像有的科學家所講開源的人工智能算法僅相當于玩具水平的東西,借助這種低水平算法開發的人工智能,雖然可以熱鬧一時,而較少能推出創新能力強的人工智能產業,從而造成了中國制造業正由“硬件組裝廠”向“軟件組裝廠”蔓延,浮躁做法,不可能帶動我們制造業的真正升級和繁榮。因此,智能化必須認真做好基礎算法和應用算法的工作,否則智能化就無法應對現實生活的復雜性、多邊形,就無法應對自如。這就需要基礎研究的數學家參與到人工智能研發中來。其它制造業領域也同樣需要加強基礎研究。在我國于習主席提出向科學進軍后,科技研發投入已增長到1.67萬億元,占到GDP2.12%超過了歐洲,創新土壤越來越肥沃。在人才方面,一年畢業生近800萬大學畢業生,這幾年每年有40萬海歸回國,人才的紅利在不斷提升。我們應該借此機會抓好基礎研究,做好從源頭上的追趕,避免浮躁和華而不實。為了改變研發與應用的兩張皮,要徹底扭轉以“論文”論英雄,科技成果的評定也要嚴格把關。相關方面還要重視建立創新研發中心,推進中間試驗,促進科技的初期成果向應用水平轉變。
(五)用好“一帶一路”對外開放機遇
大力推進中的“一帶一路”,給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帶來了十分重大的良機。“一帶一路”提出6年多來,朋友圈已擴大到150多個,中國在沿線國家設置的合作開發區已達84個,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商貿暢通、資金融通和人心相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一帶一路正在向合作共贏的總目標快速推進,必將建成世界性質的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繁榮之路和友誼之路。一帶一路強化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不僅為我們的發展制造業開辟了新的需求、新的市場,而且也為我們尋求新的資源和引進人才開闊了新視野、拓寬了新路子。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設立了孔子學院,學中文的人數與日俱增,到中國留學的各國留學生迅速增長。中東歐貨運列車的數量越來越大,航空貿易與跨境電商已大規模展開。所有這些都為中國制造業拓展了新的市場,也為制造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給制造發展創新迎來了機遇。
(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到誠信贏天下。
先進的企業文化是制造業水平提升的重要條件。正如習主席所講,“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國有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必滅亡”。要搞好中國的制造業,我們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要實事求是,克服浮躁情緒,強化問題意識。要認真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它溶化在我們的血液里,落實在我們的行動中。堅持“商無誠不興,業無信難隆”的理念,堅決打擊制假造假。日本京瓷集團稻盛和夫,一輩子做出兩個世界500強企業,70歲以后出家了,后因另一個世界500強日航公司倒閉,又請他出山,用了一年半時間,使日航公司得以復活。他來北京大學、中央電視臺介紹經驗時,講了十個字“重善行、思利他,敬天愛人”。我認為我們的制造業要上去,也要在這方面下功夫,要在道德建設,誠信做人方面有獎、有懲,并要大力提高工匠地位,弘揚工匠精神,堅持為人制造,做到制造環節的一絲不茍和依靠誠信贏天下的雙輪驅動。
(責任編輯 王小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