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撰文指出，長期來看，要構建正常的、符合法治精神的政企關系，就必須不斷提高政府決策過程和結果的透明度，減少官員的“信息租金”，同時限制和規范權力的運行過程，此外還要繼續加大對外開放。如果有一天，中國最聰明的人才不是如過江之鯽般涌向政府，而是川流不息地融入商場，那一天中國的政企關系就正常化了，官員和商人便各盡其才、各得其所了。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最近，亞洲首富王健林在接受《新京報》訪談時說，“中國的政商關系這門學問應該比博士后還高呢，可惜高校沒有教這門課。”幾天之后，中紀委機關報《中國紀檢監察報》發表評論文章，認為“政商關系沒那么玄乎”，“大道至簡，官商能做到各安其道而又并行不悖，有交集而無交易，就不會最后淪為一根繩上的螞蚱”。所謂的政商關系，其實是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或者官員和商人之間的關系，我覺得叫“政企關系”可能更合適，它反映了一種普遍的制度化現象。

　　數據圖景下的中國政企關系

　　中國的政企關系究竟是不是很復雜？這是一個實證問題，而不是一個規范問題。我認為，中國的政企關系從古至今都很復雜。

　　既然作為“亞洲首富”的王健林都坦誠政企關系很復雜，那它一定不簡單。王健林曾任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和第十一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現任中國企業聯合會和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等重要職務，他掌管的大連萬達集團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商業地產企業。一個中國企業家能做到這個地步，一定少不了與政府部門的頻繁溝通，一定有超乎尋常的問題解決能力，一定沒有外部壓力去揭露社會的“不正常現象”。因此，如果連王健林都感慨政企關系不好處理，那么政企關系肯定很復雜。誠然，多元化的社會要允許多元化的觀點，但一廂情愿地認定政企關系并不復雜的人，我覺得多少有一點“坐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最好讓事實來說話。

　　從中國反腐的數據來看，官商勾結的腐敗模式將政企關系逼入險境。我們統計了2000-2014年795個副廳級以上貪官案例，發現大約95%的貪腐官員涉及接受商人賄賂。官員的權力和商人的金錢、物質或美女之間的交換，幾乎是所有貪污腐敗的標準模式。例如，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在2002-2012年利用其在原國家計委和國家發改委的職務便利，為山東南山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宋作文等人在項目審批等方面謀利，單獨或與其子劉德成共同收受三千五百多萬元賄賂。

　　毫不夸張地說，幾乎每一個腐敗的官員背后都至少有一群參與腐敗的商人。就在王健林的談話發表之后幾天，原陜西首富、金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一堅應有關部門要求，“協助調查”，導致該上市公司停牌。在高壓反腐運動之下，不知道還有多少首富們正在為波詭云譎的政企關系而惶恐不安？作為政府座上賓的首富們尚且難以把握政企關系，無數中小企業主們又如何能夠在政企關系方面游走自如？

　　而從另一方當事人企業主的角度看，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已經成為企業經營的高難度“必修課”。一方面，企業主希望官員來本企業考察工作，這樣可以從政府那里得到更多重視和支持。另一方面，企業主與官員打交道又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根據世界銀行2005年對中國大陸30個省份12000多家企業的調查數據，每個企業平均每年大約要花58天和政府的四個主要部門（稅務、公安、環保、勞動與社會保障）打交道，占全年時間的大約六分之一。其中前5%的樣本企業，每年要花170天與政府部門打交道，占全年時間的近一半。更嚴重的問題在于，只要在中國經營企業，對這些強勢政府部門，企業主不僅“惹不起”，而且“躲不起”。經濟學家的研究證明，通過與政府部門打交道來構建政企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強加給企業的“時間稅”，對于企業效率的提高并無幫助。

　　中國特殊的復雜政企關系的制度根源

　　是不是只有中國的企業要處理政企關系？當然不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同樣要處理政企關系，例如，通過聘請政府官員或議員擔任企業的董事、高管或顧問來為企業謀利，美其名曰 “政治關聯”（political connection）。然而，相比較于在法治框架下可預見、可處理、可問責的發達國家政企關系，中國復雜的政企關系確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信息不對稱，政策不透明。法治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政府的行為完全處于法律框架之下，所有財政預算、政府決策過程是公開、透明的，因此納稅人才可以有效監督政府。而中國仍然處于轉型時期，不僅政府的決策過程不夠透明，決策的結果（政策）也有很多不為普通人所知道。

　　舉例來說，中國各級政府及其各個部門有名目繁多的補貼，光是一個中央部委恐怕就有幾百種乃至上千種補貼。相信多數人并不知道，原來飼養種豬有政府補貼，種植大棚蔬菜有政府補貼，買挖掘機也有政府補貼。但是絕大多數人并不清楚這些政府補貼的范圍和申請程序，相關信息很多都沒有及時、準確地公布，因而最終那些擁有信息優勢的人獲得了政府補貼，而這些人未必是最需要補貼的。在政府和企業之間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如果一個商人遠離政府，就是遠離信息，就是遠離商機，最終很可能遠離市場。不接觸政府官員，就無法獲得信息和各類優惠政策；但與政府官員走得太近，一旦東窗事發，恐怕就要跟著官員身陷囹圄。這樣的政企關系讓企業主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確比博士后的學問還復雜。

　　第二，權力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且官員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人多資源少，再加上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政府特別希望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實現趕超戰略。這一邏輯的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而不是像發達國家一樣僅進行宏觀調控。

　　政府干預微觀經濟本身就不好，更不好的是政府官員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還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例如，一個企業的投資項目，政府有關部門可以批準，也可以不批準；可以快點批準，也可以慢點批準；可以多批準幾個，也可以少批準幾個。所有這些做法，都可以在政策上找到依據，都是“合法”的。

　　在中國這種“有管制的市場經濟”（吳敬璉語）環境下，一個商人要上項目，做投資，就必須和政府官員打交道、做“朋友”，而且必須打點上上下下所有部門，“閻王小鬼”一個都不能少。否則，“縣官不如現管”，就會出現《中國紀檢監察報》所描述的“一個普通辦事員能左右項目的落地，一個處長的權力能大到決定一個企業的死活”這樣扭曲的現象。于是，工資低、管制權力大的官員，和收入高、被管制的商人之間，就存在一種互惠的交易關系，腐敗的溫床早已鋪就，就等官商勾結狼狽為奸了。當干預經濟的權力缺乏監督時，政企合謀是必然的結果，官商不可能各安其道、各走各路。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守規矩的商人若不與官員搞關系、做交易，必然被不守規矩的不良商人打敗，最終大家一起陷入“所有人都有罪”的困境。

　　第三，官商之間從來不是平等的契約關系。即便政府政策不透明，官員深度干預微觀經濟，如果官員和商人之間是對等的契約關系，那么商人至少可以通過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做到獨善其身。遺憾的是，在當下中國，這樣的條件從來就不具備。中國自古以來，商人和官員就不是平等的地位。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朝以后，“士農工商”的地位格局就已經奠定，并且兩千多年以來也沒有根本根本改變。我們在山西喬家大院里看到的檔案表明，即便在商人地位有所上升的晉商時期，山西商人賺錢之后一定要給自己的祖上、自己以及兒子花錢買一個沒有實職的官銜，以便提高社會地位。某種程度上，這與今天的企業主努力爭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份并無本質區別。

　　那么，為什么歐洲的商人地位較高并且可以推動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呢？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這取決于各國在貿易中的比較優勢。英國是海洋國家，比較依賴國際貿易，這種高風險、長時期和遠距離的貿易活動不是政府的比較優勢，因而凸顯了商人的地位。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和商人的力量，共同促成了之后的“光榮革命”和工業革命，使英國成為19世紀的世界頭號強國。反觀中國，由于幅員遼闊，又是內陸國家，重農抑商就成為歷代統治者的不二選擇，商人從來就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階層，而是依附于官府，當然就不可能形成對等的官商關系。

　　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這必然要求中國的政企關系或者官商關系正常化、對等化。在短期內，如果反腐敗行動變得更加規范化、法治化，同時政府取消更多無效率的管制政策，那么政企關系有望進一步純化。

　　長期來看，要構建正常的、符合法治精神的政企關系，就必須不斷提高政府決策過程和結果的透明度，減少官員的“信息租金”，同時限制和規范權力的運行過程，此外還要繼續加大對外開放。如果有一天，中國最聰明的人才不是如過江之鯽般涌向政府，而是川流不息地融入商場，那一天中國的政企關系就正常化了，官員和商人便各盡其才、各得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