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員,研究領域:全球治理

　　金磚國家“烏法峰會”召開后，成員國建立更加緊密的伙伴關系的戰略目標進一步明晰，合作意愿顯著提升，利益契合點增多，合作架構日趨完善。在世界秩序重構和地緣政治因素疊加效應下，金磚機制建設尚需確立與自身發展相適應的角色定位，聚同化異，拉緊彼此利益融合的紐帶，推進金磚機制成為全球治理中有利于維護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的多邊平臺。

　　一、金磚機制應成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推動者”而非“推翻者”

　　多邊機制的角色定位直接關乎機制建設的現實目標和未來發展方向。金磚機制日漸坐大，引發外界對其角色定位的猜測，尤其是西方媒體有意將其炒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挑戰者”。鑒于金磚機制建設尚處于初始階段，成員國的目標亦存在明顯差異，金磚機制的定位應為現行國際秩序改革的積極參與者。

　　（一）金磚成員國均不同程度地受益于現行國際秩序

　　現行國際秩序是二戰后國際主要力量之間通過一系列國際協議、制度安排和國際規則而形成的各種利益協調與平衡機制的總和。主權國家、國際治理機構、非政府組織等都是維護國際秩序的行為主體，它們以《聯合國憲章》為宗旨，以各類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為準繩，處置國際爭端，協調各種國際行為主體的權益與責任。國際秩序分為政治秩序、經濟秩序、金融秩序、安全秩序等。

　　在政治秩序層面，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磚成員國不但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參與者，一些成員國還是決策者和受益者。具體而言，聯合國安理會是當今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權威決策機構和首要責任者，也是唯一能夠采取諸如經濟制裁、武力解決等強制性國際行動的機構。其中，五個常任理事國更享有一票否決權的獨特資格。金磚機制中的中國、俄羅斯是“五常”成員，也是現行國際秩序的締造者，二者在戰后國際重大事件的決策中，多次行使常任理事國的威權，對戰后國際秩序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巴西、印度、南非雖然不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多次當選非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事務中也享有重要話語權和代表性。除不具備一票否決權和必須定期輪換外，非常任理事國幾乎具備與常任理事國同樣的權力，如輪流擔任安理會主席、共同制定安理會議事規則等，它們與常任理事國一樣共同成為國際政治安全秩序的維護者，是國際政治秩序核心機構的代表者。

　　在經濟、金融秩序層面，現行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都為金磚成員國在戰后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較大的機遇和空間。外界普遍認為，如果沒有現行國際體系提供的穩定的國際貿易和金融環境，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創造經濟騰飛的奇跡。正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言，“無論是和平還是發展，中國都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1]

　　不但如此，金磚成員國還成為了全球經濟事務的重要參與者和經濟、貿易、金融規則的制定者。例如，二十國集團已成為推動現行國際經濟秩序改革的重要平臺，也是各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最高議事場所之一。金磚成員國無一例外地成為二十國集團成員，在這一多邊機制中，金磚成員國積極擔當多種利益平衡機制的協調者和新主張的倡導者。金磚國家被喻為“新世界規則不可繞開的角色”，“能夠與西方大國討價還價的發展中國家的代言者”。

　　在國際安全秩序層面，金磚國家同樣是參與者和規則制定者。以非傳統安全為例，在全球氣候談判中，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組成“基礎四國”，竭力為自身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利益，所堅持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已經成為全球氣候談判中的重要原則，有力地維護了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在多哈回合談判中，金磚國家同樣密切配合，彌合分歧，協力促成“巴厘一攬子協定”，為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問題上爭取到更多的選擇權。

　　（二）挑戰現行國際秩序不利于金磚機制的長遠發展

　　雖然金磚機制建設從概念向實體邁進呈現“大步快走”的態勢，但該機制建設尚處于發展的初始階段，存在著多邊機制常見的弊端和不穩定性因素，如議題龐雜、功能泛化、協議無約束力等等。此外，金磚機制的系統化建設尚未形成，是否構建日常運作的協調機制、執行機制和監督機制等關鍵問題也都處于爭議之中。就金磚機制建設的發展階段和現狀而言，目前根本無力挑戰現行國際秩序。

　　以“金磚新開發銀行”的角色定位為例，國內外均有學者主張另起爐灶，將其做大做強，挑戰西方主控的國際金融秩序，最終取而代之。俄羅斯國家杜馬一些議員甚至主張，在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內發行新貨幣來替代美元。但若如上所言，必將挑戰當前西方把持的兩大國際金融治理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然而，無論從管理經驗、資金實力，還是資源配置的覆蓋面和影響力來看，金磚銀行均不敵二者。即便日后金磚銀行發展壯大，充其量只是打破西方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壟斷地位，尚談不上迅速更改其主導地位或取而代之。為此，金磚國家福塔萊薩峰會成果文件明確指出，金磚銀行的角色定位是：“作為全球發展領域的多邊和區域性金融機構的補充，為金磚國家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可持續發展項目籌措資金。”[2]金磚銀行首任行長昆普爾·瓦曼·卡馬特在銀行開業式上重申，“金磚銀行不是對現有的世界金融體系的挑戰，而是對其補充。”[3]

　　金磚機制若以“挑戰者”的身份面世，前行道路上會頻遭西方的掣肘和阻遏。雖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越來越感覺到獨控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力不從心，但仍不甘心將其在國際權力體系與格局中的主導地位拱手相讓，一旦認為新興多邊機制對其構成威脅，就會以民主治理、透明度、國際標準等種種名義設法從中阻遏、掣肘這些多邊組織的發展。若將金磚機制定位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甚至是革命者，歐美國家必將在爭奪國際新秩序主導權進程中默契配合，聯手對其進行阻遏。

　　因此，金磚國家應認清自身實力，權衡利弊得失，以現行國際秩序的“合作者、參與者、改革者”的身份埋頭苦干，打造自身優勢與特色，著重在發展中國家構建人脈和營造影響力，逐步提升話語權，倒逼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上作出更大讓步，起到“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效果。為此，金磚機制建設的現實要務在于：打牢根基，練好內功，多交朋友，不樹敵人，與現有的國際多邊機制互補有無，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推動戰后國際秩序和體系的轉型與改革。

　　（三）金磚成員國應合力維護和完善現行國際秩序

　　囿于各自不同的全球戰略和地緣政治利益，金磚成員國對21世紀的國際新秩序有著不同的戰略考量和目標定位。印度和巴西的一些高官與學者雖然常對現行國際秩序多有詬病和不滿，但仍然試圖全方位融入現行國際秩序，進入該秩序最前沿和最核心的位置，兩國對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進行著不懈的努力。俄羅斯多年來飽受歐美的打壓與遏制，地緣政治環境日益惡化，因此主張對現行國際秩序進行“去歐美化”，意欲推翻重建現行國際秩序，將金磚機制發展為與歐美抗衡的政治安全聯盟。中國確立了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奮斗目標，主張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需要營造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努力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因此，中國對現行國際秩序的總體看法和評價是積極的，主張維護二戰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同時根據形勢的發展對現有國際秩序進行改革，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國際治理法制化，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4]

　　鑒于上述差異，金磚成員應在各自對現有國際秩序的不同評判中找到融合點，至少需要達成兩點共識：一是在以《聯合國憲章》為宗旨的現行國際體系下，世界總體保持穩定與和平，人類發展事業取得前所未有的進步。[5]該體系雖存在不足，但尚存自我調整和拓展的空間，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二是金磚成員國如果按照各自國際秩序觀自行其是，單打獨斗，非但不能實現各自利益，也將使金磚機制無法代表發展中國家推動現行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方向發展。因此，金磚成員國應努力尋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聚同化異，在維護現行世界秩序和國際體系框架的基礎上，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秩序，在整體合作的突破中更好地實現自身利益。

　　二、金磚成員國利益融合的機遇與挑戰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格局和地緣政治發生重要變化，在世界政治和經濟等多元新生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金磚成員國的利益融合點和分歧點并存，利益融合進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同步上升。

　　（一）成員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抱團取暖內生動力上升

　　受全球金融危機及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影響，金磚成員國經濟大多進入下行通道，其中巴西、俄羅斯、南非三國的經濟疲態尤為凸顯。自2011年以來，巴西經濟持續下滑，已由世界第六大經濟體退居第七。2015年，巴西經濟仍無明顯好轉跡象，世界銀行將其2015年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1.3%，為1990年以來最低。若此，巴西作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的位置也或將不保。受烏克蘭危機和國際油價暴跌影響，俄羅斯經濟進入衰退周期。2015年，在西方進一步制裁下，俄羅斯經濟將出現更大幅度衰退。南非經濟頹勢加快，已被尼日利亞反超，讓出非洲第一大經濟體的位置。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雖是自身主動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增大。印度經濟增長雖有不俗表現，但其粗放型增長方式及其發展的可持續性仍飽受爭議。金磚國家的經濟雖非如西方媒體炒作的所謂“金磚褪色”、“淪為空心磚、土磚”云云，但短期整體表現的確風光不再。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止跌回暖，美國經濟復蘇勢頭抬升，美聯儲退出“量寬政策”給金磚國家經濟帶來較大沖擊。

　　面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新生態，金磚成員國已認識到，惟有抱團取暖，加大合作力度，提升合作水平，才是金磚國家整體走出困境的現實選擇。為此，在西方國家做空金磚、國際社會普遍擔心金磚機制何去何從之際，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七次會晤在俄羅斯烏法順利舉行，為金磚國家合作制定了新的戰略規劃，向國際社會傳遞了金磚國家團結脫困的信號。值得一提的是，烏法峰會有力推動了金磚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的實施進程，兩大新型金融多邊機構在投入運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標志著金磚機制從論壇走向實體邁出重要步伐。此外，烏法峰會通過《金磚國家經濟伙伴戰略》，成員國將致力于實現“推動實現一體化大市場、金融大流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人文大交流”的戰略目標，表明金磚國家將建立更緊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關系，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向國際社會展示成員國團結、合作、包容、共贏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二）成員國借重金磚平臺，合作意愿顯著增強

　　近年來，一些金磚成員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嬗變，戰略發展遭遇域內外力量的多重阻遏和打壓，為此，它們設法借助多邊機制拓展自身發展空間，擴大戰略回旋余地。其中，俄羅斯對金磚機制的態度變化最為明顯。俄羅斯雖是首屆金磚峰會的承辦國，但在其主導金磚發展方向的意愿落空后，對金磚機制的興趣和合作意愿一度式微。但金磚成員國在克里米亞問題上均投出棄權票的舉動，被俄羅斯視為對自己的支持，對金磚合作的意愿陡增，借重金磚平臺的力度增大，主動提出挖掘金磚合作的深度，擴大金磚合作的領域，將金磚合作從經濟領域擴展至政治、安全領域，并在烏法峰會上提出一系列新的合作主張和舉措，如舉行金磚國家工業問題高級別會議，舉行金磚國家工業和能源安全負責人會議，舉辦包括金磚國家代表在內的國際青年記者、博主和圖片記者論壇等。[6]

　　南非在失去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地位后，地區影響力縮減的壓力倍增，因而有意借助金磚平臺，推動構建金磚國家與非洲國家合作的橋梁，使自身成為金磚國家與非洲聯系的“窗口國”，提升其在地區的領導力和影響力。巴西近年來受經濟持續低迷影響，社會運動頻發，執政黨政策路線和執政能力飽受民眾詬病，執政危機日趨嚴重，深刻影響了巴西從地區大國走向全球大國的戰略進程。為此，巴西政府決意借助金磚平臺，化解執政危機，擴大國際影響，投入了巨大的外交資源，全力舉辦福塔萊薩金磚峰會，擴大巴西在該機制中的影響力，謀劃在未來機制建設中的有利位置，最終實現全球大國的抱負。

　　（三）成員國利益契合點不同，機制建設目標和方式尚存分歧

　　金磚國家均為地區大國甚至全球大國，具有豐富的多邊合作經驗。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成員國對金磚機制建設有著不同的目標定位和方式認定，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存在一定分歧。

　　一是機制架構是實體組織抑或峰會論壇形式之爭。隨著金磚機制影響力日增，一些成員國的學者主張，乘勢筑牢金磚合作框架，設立秘書處，將其構建為如上海合作組織一樣的實體組織或政治、經濟聯盟，通過有約束力的協議落實峰會成果。另一些成員國學者則認為，實體組織會使成員國因約束性決議讓渡部分主權，而現有的峰會和論壇形式較為靈活，所形成的聲明能夠展示成員國合作的意愿，且對成員國約束力較小，便于政治體制不同、發展水平不一的成員國自主決定相關政策。

　　二是機制建設的廣度與深度之爭。一些成員國學者主張，金磚機制不應急于擴員，而應夯實現有合作基礎，深化合作內涵，將機制做實做牢。另一些成員國學者則主張，金磚機制應以規模效應取勝，及時吸納地區具有代表性的大國。針對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亞等國提出申請加入的請求，俄羅斯有意吸納一些地區大國。中國也表示，金磚機制是開放包容的多邊機制。

　　三是合作領域是否涉及軍事、安全等敏感領域的分歧。金磚國家就擴大合作領域已達成共識，金磚合作應適應世界發展趨勢，不應局限于經濟合作領域，而應政治、經濟合作“兩輪齊驅”，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寬合作領域，深化合作內涵，如在科技、衛生、環保、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金磚國家均有意搭建更多合作平臺，建立高官會晤機制和智庫、大學、企業家論壇機制。但在軍事、傳統安全等合作問題上，成員國卻莫衷一是。俄羅斯有官員和學者主張，軍事安全不應排除在未來金磚合作的選項之外，而印度表示應考慮美國的感受和關切，在此方面的表態頗為微妙，對俄羅斯的倡議既不附和也不拒絕。

　　（四）成員國尚存“信任赤字”，機制建設需搭建“互信之橋”

　　金磚國家以新興經濟體的相似身份和提高國際事務參與權的相同訴求走到一起，但彼此利益訴求與關切不同，難免因地緣政治和全球戰略等因素而相互“角力”。因此，在機制建設過程中，成員國擔心其他國家坐大而影響自身在機制中的地位與作用，導致彼此之間產生了猜疑、甚至相互制衡。以成立金磚開發銀行為例，成員國圍繞行址、行長問題進行了激烈的博弈和爭執，這說明金磚成員國之間既存在相互合作、抱團取暖的一面，也存在利益爭奪、相互防范的一面，其根源在于彼此互信度不高。這種信任的缺失導致了金磚開發銀行權利分配的平等與均衡，成員國分別分享了銀行行址、行長、地區運營中心、董事會主席等權益。這一“民主”與“勢力均衡”做法雖然基本實現了權益均衡化和分配民主化，彌合了成員國的利益分歧，但意味著銀行在日后運營中缺乏足夠的主導權威，為其運行效率埋下隱患。再以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為例，巴西、印度數次入常受挫，兩國不時將矛頭指向中國，稱因中國阻礙與其有歷史過結的鄰國日本入常而拖延安理會改革進程。雖然中國多次表達支持安理會改革以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但巴西、印度仍希望中國在其入常問題上給予“態度更加鮮明”的支持。“入常”事關巴西、印度的“核心利益”，成員國之間因信任缺乏而難以化解的顧慮和猜忌，制約著機制建設的進一步發展和合作內涵的深化。

　　（五）西方力圖做空“金磚”，竭力唱衰和分化金磚

　　金磚機制運作伊始，西方就一直運用各種策略和手段，極力貶低金磚、做空金磚。它們慣用伎倆和常用手段有：一是拋出金磚“褪色”論，竭力“唱衰”金磚。特別是在金磚國家經濟下行之際，西方智庫、媒體和政客借機炒作，有意夸大金磚國家的經濟頹勢。英國《金融時報》刊文稱“別了，金磚先生”；摩根史丹利(002588,股吧)主管新興市場的魯吉·夏爾馬撰文稱“南非應向金磚告別”；美國《紐約時報》刊文稱“金磚國家的鼎盛時期已經結束”。[7]這些媒體認為，金磚國家中的巴西、俄羅斯和南非已名不副實，BRICS應改為IC。二是夸大金磚國家分歧，力圖離間成員國關系。西方學者有意夸大金磚國家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和利益紛爭，聲稱金磚國家無法成為具有凝聚力的組織。在西方學者和媒體的言論中，中國被描述為“充滿野心的擴張主義者”，而印度則被簡化為“一個心懷妒意、且對中國崛起充滿警惕和怨恨的鄰居”。他們聲稱，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莫迪上臺后，中印邊境問題將更加復雜多變，必將擊垮金磚合作。西方政界和學界由此鼓噪，金磚實在是一個“臨時拼湊的組合體，充滿矛盾而又各自心懷鬼胎，最終將因分歧難合而不了了之”。對于日益緊密的中俄關系，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社評稱，盡管中俄關系表面看勢頭良好，但“中國和俄羅斯仍然既是戰略伙伴，也是戰略對手”。[8]三是拉攏和遏制并用，力防金磚做大做強。美歐深知，當今全球治理已離不開金磚國家的參與。為維護既得利益，歐美競相拉攏金磚國家，邀請其進入國際規則制定的最高議事場所，允諾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中向金磚國家轉讓部分代表性和投票權。但這些“禮遇”均系策略性計策，旨在讓金磚國家充當配角，助西方脫困，而非平等參與，更不是“權益共享”。歐美國家之間雖爭權奪利，互不相讓，但當金磚國家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挑戰時，歐美國家默契配合，聯合阻遏“非我族類”與之“分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至今難以落實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談判的推出，便是美歐應對金磚抱團的典型例證。

　　三、推動金磚機制建設的思路

　　未來金磚機制建設之路尚存在諸多瓶頸和現實難題，需要汲取既有多邊機制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更需創新思維，打造多邊合作新模式。

　　（一）變差異性為合作互補的驅動力

　　毋庸置疑，金磚機制發展尚未成熟，成員國之間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尚存在諸多分歧，各方圍繞身份認同、目標定位、議題設置、構建制度性合作框架，以及如何處理與其他多邊機制關系等問題，均存在爭論和博弈。對此，應構建金磚國家間利益平衡與聚同化異的合作機制，對于不同的利益訴求，應改變既往回避矛盾的慣性思維，不一味消極地擱置爭議或“存異”，而是積極地“化異”聚同。加強溝通與協調，了解彼此訴求，照顧彼此關切，在尋求利益融合點下工夫，在解決爭議方式上動腦筋，努力化解分歧。對此，金磚成員國應適當調整自身在機制中的期望目標，確定合理預期，縮小目標差異，正確運用金磚平臺的影響力實現自身國家利益；在金磚角色定位和發展方向上，增強互信，增加共識，形成合力，打造強有力的新型多邊合作平臺。

　　（二）建立更加緊密的經濟戰略伙伴關系，努力構建“準自由貿易區”

　　近年來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金磚國家間貿易和投資并未明顯下降，有些領域不減反增。2013年金磚國家成員國相互貿易額超過3000億美元，[9]但囿于地緣政治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等因素，金磚國家間的經貿合作規模與投資力度與金磚國家的體量并不相稱，彼此之間的貿易摩擦和投資保護主義盛行。數據統計表明，金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ODI）約有85%流向了發達國家和各自的鄰國。金磚成員國彼此之間發起的反傾銷調查、貿易救濟調查以及設置投資壁壘的數量遠超過其對發達國家發起的數量。這表明，金磚國家亟待建立更緊密的經濟伙伴關系，實施經濟合作新戰略，挖掘金磚國家間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的潛力。

　　建立緊密的經濟戰略伙伴關系的有效途徑是構建金磚自由貿易區，但是金磚國家間自貿談判面臨頗多障礙。如巴西主導的“南方共同市場”規定了“成員國不得單獨與他國進行自貿談判”，因而難以與金磚其他成員國達成自貿協定；中印之間因產業結構類同等因素，短期內達成自貿協定同樣不太現實。有鑒于此，金磚國家可另辟蹊徑，嘗試構建一種“準自由貿易區”，即在這一制度框架下，力爭實現關稅減免、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以提高金磚國家間經貿與投資合作力度，提升經貿合作層次，擴大貿易領域，遏制金磚國家間貿易保護主義抬升勢頭，最大程度地促進金磚國家間的貿易和投資接近自貿區水平，惠及彼此。當前，應利用金磚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發展轉型升級的契機，大力鼓勵相互投資和本幣互換，依托金磚銀行、亞洲投資銀行等投融資平臺，投資重點轉向基礎設施建設、IT與通訊、農業、環境治理、生物能源等領域，為金磚機制構建“一體化大市場、基礎設施大聯通、貿易大流通、人員大交流”的緊密伙伴關系夯實基礎。

　　（三）推進縱橫雙向發展，推動金磚合作上新臺階

　　關于金磚機制是優先深化合作內涵還是優先拓展合作外延的爭論由來已久。實際上，多邊機制的橫向拓展和縱向深化并不矛盾，如果精心規劃好金磚機制建設的框架和路線圖，二者可以同時推進，并行不悖。例如，在橫向這一軸線上，擴員問題可以與深化金磚已有合作內涵同時進行，可以先吸收印尼、阿根廷等國為觀察員國，待條件成熟時吸納其為正式成員國。又如，合作領域是否擴展至安全領域問題上，可以經濟、貿易、投資、金融合作為現階段合作的主線，逐步擴大非傳統安全領域，如氣候、環境、疾病、反恐、網絡安全等。由于金磚機制不以軍事集團為發展目標，大多數成員國也無意于此，因此對軍事等傳統安全的合作應謹慎推進，以成員國之間的雙邊合作為主。在縱深合作上，從長遠看，設立秘書處有利于金磚機制建設，但在目前階段尚未具備相應的軟硬條件，可在拓展合作領域和擴員同時，擇機將設立秘書處一事提上日程，試從設立“虛擬秘書處”著手，探索秘書處設立的利弊得失，為日后正式設立積累經驗和教訓。

　　在縱橫雙向推進進程中，金磚國家還需妥善處理與成員國參與的其他多邊機制關系的問題。相對于金磚機制，印度更加重視其主控的小多邊機制，俄羅斯忙于在其參與的多邊機制中扮演主導角色。為此，在金磚機制建設進程中，無論是縱向發展上，還是橫向拓展上，成員國均需聚合力量，放棄以其參與或控制的多邊機制抗衡金磚機制并以此討價還價的思維，與既有多邊機制進行戰略對接，相互促進，努力挖掘金磚機制建設的創新潛力，以“合作共贏和全球治理的強力推手”的新思維打造多邊合作的新模式。

　　參考文獻：

　　[1]“李克強總理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總編巴伯專訪實錄”，新華網，2015年4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15/c_1114982805.htm。（上網時間：2015年7月25日）

　　[2]“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福塔萊薩宣言（全文）”，新華網，2014年7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7/c_126762039.htm。（上網時間：2015年7月25日）

　　[3]陳光文：“金磚銀行將與世行相得益彰”，《國際金融報》2015年7月27日，第18版。

　　[4]“張業遂：‘一帶一路’不是地緣戰略的工具”，新華網，2015年3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5-03/21/c_1114716882.htm。（上網時間：2015年7月25日）

　　[5]王毅：“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外交部網站，2015年3月23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_602314/wjbz_602318/zyjhs/t1247689.shtml。（上網時間：2015年7月25日）

　　[6]“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七次會晤烏法宣言”，外交部網站，2015年7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82065.shtml。（上網時間：2015年7月25日）

　　[7]“金磚國家市場‘地基’失穩”，《紐約時報》2015年1月11日。

　　[8]“中俄并非完美同盟”，《金融時報》2015年5月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928#s=d。（上網時間：2015年7月25日）

　　[9]“普京：應將金磚國家作用提升到全新高度”，新華網，2014年7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5/c_126756538.htm。（文章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