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德斌

　　[中國這三個城市的非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在工業(yè)革命之前已經落伍，為倫敦或阿姆斯特丹的1/3左右。在工業(yè)革命之后，中國和先進國家的工資水平差距更擴大了]

　　中國與世界經濟史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是什么時候開始落后的？

　　在開始對這個問題做嚴肅研究時，才發(fā)現它要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得多。在確定落后的時段后，進而要解釋為什么落后，那就更復雜了。在此主要介紹一下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及我個人的思考，由此說明用一個新的經濟學和全球性的視角對經濟史做出的研究可以對我們的現實與將來都有啟示，甚至迫使我們反思一些原有的定論或傳統(tǒng)的教科書上的解釋。

　　一個單純的理論經濟學家，可以把18世紀末起始的英國工業(yè)革命作為一個分岔點，在工業(yè)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收入都相差無幾，但之后富國和貧國的收入差距擴大，更構成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即所謂大分流起源于工業(yè)革命。那真實的歷史數據會告訴我們什么呢？

　　首先我們談談歐洲經濟史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以牛津大學RobertAllen教授為首的學者，嘗試用歐洲主要城市非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來測量1450~1913年的生活水平，這類研究日益擴大規(guī)模、囊括了許多城市，甚至納入了當時奧斯曼帝國（大致今天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比較意外的發(fā)現是，在工業(yè)革命之前，英國和荷蘭的城市的工資水平已經超過了歐洲城市的水平，也超過了伊斯坦布爾。有人把它稱為在工業(yè)革命之前的小分流。

　　那中國是個怎樣的情況呢？也就是說，中國到底什么時候開始變得落后了？

　　我們在開始做研究時，非常有意思地發(fā)現，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已經寫到，中國雖然物價水平低于英國，可是它的名義工資更低，所以最后中國的實際工資（也即生活水平）還是低于英國。大家知道，《國富論》成書于英國工業(yè)革命前夕的18世紀末，亞當·斯密當時只考慮到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自社會分工，還沒有想到技術和工業(yè)革命的巨大潛能，而他關于工資的議論更是坐在沙發(fā)上的臆想而已。

　　我們的研究就是用真實的歷史數據來驗證斯密的猜想。我們首先從歷史的檔案和其他出處中收集了中國18~20世紀三個主要城市（北京、蘇州/上海及廣州）的非技術工人的名義工資數據，然后構建有國際可比性的物價指數，最后導出了有國際可比性的實際工資系列。

　　結果我們的發(fā)現大致證實了斯密的猜想：第一，中國這三個城市的非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在工業(yè)革命之前已經落伍，為倫敦或阿姆斯特丹的1/3左右。在我們的比較中也包括了其他歐洲及亞洲如日本和印度城市的非技術工人工資，結果發(fā)現這些工人的工資水平和中國不相上下，低于英國和荷蘭的水平。如果將我們最后計算的中國底層工人的實際工資換算成生存所需的卡路里熱量和蛋白質的話，那他們則剛好能達到溫飽。

　　第二，在工業(yè)革命之后，中國和先進國家的工資水平差距更擴大了。而更重要的是，一些原本相對落后的歐洲國家如德國及亞洲的日本及時搭上了工業(yè)革命的快車，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在19~20世紀迅速提高，超過了相對停滯的中國。所以我們說中國與發(fā)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在18~20世紀有兩次分流，一次在工業(yè)革命之前，第二次在之后。

　　除了工資以外，我們還可以考慮其他的生活水準與市場的長時段指標的中西比較，如GDP、身高、教育水平、死亡與命案率、借貸利息等。我們可以漸漸拼出一幅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中國經濟的總圖，即一個普通民眾達到基本溫飽，社會相對安定，有相當的人力資本基礎，但資本卻相對匱乏的社會。

　　我們這些研究對今天很多關于歷史的討論也有重大啟示，比如，我們常聽說：中國在18世紀GDP是世界第一，我們這幾十年乃至將來的發(fā)展從某個角度來講，只是恢復康乾盛世的榮耀而已。這個說法有很大的誤區(qū)，18世紀中國的GDP總量第一只是因為龐大的人口，加上工業(yè)革命之前各國收入水平差距不大。當然，反過來說，倒也不一定說中國已經窮了1000年，不少學者認為宋朝的中國也許是當時世界上最發(fā)達的，特別相比于當時還處于黑暗中世紀的歐洲。

　　那為什么中國會落伍呢？這個問題就更復雜了。從中西方的地理資源稟賦的差異，到西方的海外殖民與中國的閉關鎖國，及西方的科學的興起與中國的科舉制度的對比，歷史上也是眾說紛紜，沒有也不太可能有定論。今天，我講一下中國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對長期經濟發(fā)展影響的研究。

　　中國政治體制最大的特點是絕對君主的王權，郡縣制與大一統(tǒng)的興起與演變。而這一制度對傳統(tǒng)中國的產權、法律、市場、金融體系、人力資本等有根本性的影響，研究政治體制的演變我們也可以從實證著手，郡縣與科舉制度通過取代世襲的貴族制，對中國絕對君主體系的建立起了關鍵作用。我們和其他很多學者對這套體系的形成已有了詳細的歷史數據做量化分析，這里有地理文化的各方面因素，其中農耕與官僚制的密切關系以及中國歷史上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不斷沖突和融合的歷史周期，對最后大一統(tǒng)的體系固化起了關鍵作用。

　　但要解釋歷史現象，光有統(tǒng)計分析是不夠的，還需要理論框架。而中西比較的視野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再回到18世紀的清朝，我們發(fā)現作為一個農耕與游牧文明相結合的清帝國，其皇帝的權力名義上是無限的，但實證的比較發(fā)現，清朝的正式中央稅收少得可憐，要遠遠低于皇權被憲政制約的荷蘭和英國的國家稅收。而同時中國幾乎沒有像西方那樣，特別是荷蘭和英國那么發(fā)達的金融市場，尤其是政府的公債制度和市場。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最重要的是國會對王權的制約，其中最重要的是將其國債的發(fā)行納入了法制與市場的軌道之內，而不是靠政府的強權推行。所以說英國工業(yè)革命之前的一個世紀有了一場財政與金融的革命。而18世紀的清朝則走入了一個相反的均衡路徑。通過一個博弈論模型，我們的另一個研究試圖來說明，清帝國形式上的低稅和有限度的半合法的苛捐雜稅及權力腐敗，對維持大一統(tǒng)的政治穩(wěn)定這一目標來說，是一個有很大合理性的制度設計，雖然會抑止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的可能性。

　　從這個視角我們也可以重新審視近代晚清和民國的經濟史。中國近代的經濟有增長嗎？是哪個時段在增長，是晚清的洋務運動，還是北洋政府或者南京政府時期？假如有增長，那增長的原動力來自哪兒？

　　中國近代的經濟數據也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有些情況是清楚的，晚清洋務運動時期民間經濟發(fā)展是相對停滯的。中國的工業(yè)革命起始于甲午戰(zhàn)爭，并一直持續(xù)到南京政府時期，從現有的20世紀10年代到30年代的GDP數據來看，增長并不明顯。這主要是因為增長有很強的地域性和行業(yè)性，特別是機織棉紗、現代礦業(yè)與工業(yè)、國際貿易與投資等行業(yè)，有些甚至達到了年均兩位數的增長率；同樣，現代鐵路、交通、教育等都是在北洋時期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這就提出了更多的問題，為什么在晚清政治相對穩(wěn)定的時候經濟沒有增長，反而在政治比較混亂的時候經濟有增長？我們現在都比較正面地肯定南京政府在20世紀30年代的“黃金十年”，但似乎忽視了北洋時期的貢獻。對這些問題已有相當研究，今天我談一下最為重要的兩個現象，即現代金融業(yè)與公債市場的飛速發(fā)展。大家知道，現代金融是一個對法律與契約最敏感的行業(yè)，為什么會發(fā)軔于一個缺乏穩(wěn)定政局的北洋時期？同樣，為什么北洋政府在財政上瀕臨破產，而公債市場卻發(fā)展了起來？

　　北洋時期的發(fā)展當然和當時的重大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變革密切相關，但另外一個關鍵是西方在中國的租界特別是上海的公共租界。租界是典型的半殖民地產物，有各種眾所周知的殖民主義的問題，但管理上海的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同時也是一個西方精英商人的自治政府，其中，法制和市場規(guī)律也同時成為兩條最重要的主線。正因此，租界成了銀行和金融業(yè)的聚集地，包括中國民族資本的銀行，較為出名的是中國銀行(601988,股吧)上海分行在1916年利用租界的法庭成功抵制了段祺瑞政府為財政目的而發(fā)出的銀行紙幣停兌令，為以后中國民族銀行業(yè)的獨立和發(fā)展打下了基礎。

　　另外一個相關的機構是中國海關。海關在太平天國的動亂中被外人掌控，或確切地說被清政府外包給外國人了，但由此中國海關也發(fā)展成了一個高度獨立、清廉和規(guī)制化的文官體系。因為較少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擾，海關的關稅成為北洋政府時期最穩(wěn)定的稅源。更重要的是，它也成為北洋政府內外公債的最可靠的抵押。同時海關通常將償還公債的專用稅款直接匯寄到匯豐銀行以及后來的中國銀行。北洋時期的公債管理也有制度創(chuàng)新，比如設立由海關主管、銀行家、政府官員組成的獨立委員會和公債持有人協會等組織，來監(jiān)督甚至執(zhí)行國債的償付。正是這些游離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機制，給北洋政府的公債帶來了信譽。而這些機制的維持與動搖，都會在二級公債市場上通過公債價格得到迅速反映。

　　由于政府的公債可以作為銀行發(fā)行紙幣的一部分的儲備，更開啟了這一時期由私營銀行主導的金融革命。1917至1937年，中國的總貨幣量年均增長率達到5%，而紙幣增長率超過了9%，遠遠高于同時期的年均低于2%的GDP增長率（見圖）；而當時的物價也相當穩(wěn)定，主要原因是在沒有政府壟斷、由穩(wěn)健的私營銀行發(fā)行的貨幣，要生存于一個高度競爭的環(huán)境下，必須重視自身的信譽。由于銀行成為政府債券的最大持有者，所以維持金融市場的穩(wěn)定讓中國銀行家有了跟政府交涉的籌碼。

　　我們另外的研究也發(fā)現，以上海和天津為代表的當時國內的貨幣市場，反而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分裂時，走向了日趨統(tǒng)一的過程。所以可以說，在北洋大一統(tǒng)崩潰的時期，中國實現了一個自下而上、由民間力量主導的金融與財政革命。而南京政府時期的經濟發(fā)展也是這些成果的延伸與壯大。反而，南京政府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銀行國有化與貨幣發(fā)行國家壟斷，雖在短期內有正面影響，但也為后來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的形成以及40年代的崩潰性通脹埋下了禍根。

　　經濟史的研究也許不一定會對我們眼下的現實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但回顧鄧小平先生1992年的南方講話，讓我們覺得歷史對我們認識中國的過去、現在與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將來，也許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終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