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說，文藝家就是用心琢磨生活，并用心表現生活的人。作家、畫家、音樂家、舞蹈家等都是在用心琢磨生活的基礎上，分別用語言文字、畫面形象、節奏旋律、身段造型等表現生活。可以說，文藝創作的前提是琢磨生活。只有先把生活琢磨深、琢磨透了，才能談得上將生活的豐富性、復雜性和深刻性表現出來。

　　每個人本來就身處生活之中，每天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每日所遭際的喜怒哀樂和酸甜苦辣，都是我們體驗生活、感悟生活、琢磨生活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因此，文藝家憑借自己慣常的生活感受及讀書體悟等，也能創作出文藝作品，包括一些優秀作品。可是，由于社會不斷發展而導致的分工越來越細化，我們每個文藝家個人生活圈之外，還有無比廣闊、無比豐富的各行各業千差萬別的生活，如果我們不去接觸、不去深入體驗，就無法琢磨出它的復雜滋味、無法領悟到它的豐厚意蘊。因此，學習和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組織文藝家下基層，開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題實踐活動，是十分必要的。文藝家必須走出個人的“小生活”，走向社會的“大生活”，在下基層和扎根基層過程中，才能更加準確地把握時代的脈搏，更加真切地感受人民的快樂和疾苦，直至真正做到習總書記所要求的“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只有這樣，創作才易接地氣、貼民心，才易產生激蕩時代風云、散發泥土芳香的精品佳作。

　　2014年年底，我參加安徽省文聯組織的文藝工作者下基層活動，到阜陽市潁泉區周棚鎮深入生活，吃住在農家、生活在農村、創作在基層。在與當地村民及基層文藝工作者交往時，我不僅感受到基層群眾對文藝和文化的喜愛與渴求，而且更感受和領悟到一些原先沒有想到、沒有意識到的問題。到阜陽潁泉區后，當晚我們住在周棚鎮安郢村村民安超的家里。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同行的省文聯理論研究室的同志就問我：“錢老師，您睡得怎樣？我被吵得一夜沒睡著。”我還沒來得及回答，《清明》雜志社原副主編倪和平接著就說：“這房子太靠近馬路，吵死了，我也一夜沒睡好。”確實，夜深人靜之時，一輛輛大貨車從公路上呼嘯駛過，不僅聲音大，有時連房子都微微顫動，簡直無法入睡。在我原有的印象中，與喧囂的城市相比，鄉村是平靜的、清朗的，許多農民是淳樸的、安貧樂道的。可是，為什么農民都爭先恐后地選擇把住宅建在公路旁邊？而不愿意把住宅建在遠離公路比較僻靜的地方？為什么原來比較安寧溫馨的村莊相距不遠，卻只剩下無力搬遷的貧困戶而呈現蕭條景象？為什么我們嫌公路邊過于嘈雜、灰塵過大，不適合安家，而他們覺得適合、覺得好？如果說是因為靠近公路出入便利，方便開個小店鋪掙錢，那么沿公路兩邊排開的近百家農戶，絕大多數并沒有擺攤設點，為何還把房子遷到吵鬧的路邊？這究竟是怕寂寞、湊熱鬧，還是隨大溜兒，希望通過靠近公路拉近與現代生活的距離……

　　這是以往根本沒有想到，更沒有引起注意的現象，里面飽含許多有意思并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中國社會城鄉二元體制所造成的深層矛盾，當代中國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農村變遷及農民心態變化的種種無奈的焦灼與祈盼、抗拒與適應。這次下基層感觸很多、收獲很多，這只是舉一個小例子。我想，如果能以這一感受和啟迪創作一篇小說，也許會有點兒自己的特色。

　　假若我們想到這一層就動手寫作，如構思一個在城市機關工作的長子，為老家蓋新房湊錢，寄給父母兄弟，可房子建好后，他攜妻女過節回鄉，卻無法入睡，以至不得不回到原村莊破敗的老屋里睡覺；如設想一家人辛辛苦苦建好房子后，開個雜貨店憧憬不久還清欠債過上富裕生活，突然一輛卡車為避讓對面占道行使車輛而沖進店鋪（媒體有多次此類報道）；還可采用對比手法，這邊寫農民紛紛搬出原來村莊到公路邊甚至城市里安家，而那邊城市里的大款和名人卻盯上村里的宅基地和荒山土丘，要在那里蓋高檔別墅或度假村。如此等等，都可能寫出一個短篇或中篇，甚至寫成一部生動好讀且有一定思想意義和價值的作品。

　　不過，如果我們琢磨生活到這一步即動手寫作，似乎尚停留在新聞報道觀察生活的層面（這里絲毫沒有貶低新聞報道的意思，是其任務和職責限于此），而沒有突破和超越生活材料表層的、普通的意義，賦予其深遠博大的哲理意蘊乃至隱喻內涵，后者恰恰是優秀文學作品所應具備的。換言之，在這一層面上動手寫作，作家只是充當了社會事件的報道者和講解員的角色，而沒有擔當起社會生活底蘊的發掘者和人類精神財富創造者的重任。魯迅先生曾告誡小說家，不要隨便抓到一個故事，看出這故事的一點意義就匆忙下筆，而應注意“選材要嚴，開掘要深”。列夫·托爾斯泰指出：“為了使藝術家知道他應該講些什么，他就必須知道全人類所固有的、但同時又是他個人的，也就是人類所尚未知道的東西。”這里強調的“開掘要深”，發現“人類所尚未知道的東西”，正是我們所理解的“琢磨生活”的核心內容。

　　就文學創作而言，如果說，琢磨生活是“煉意”，那么，表現生活就是“煉句”。用《文學概論》里的公共話語表達，琢磨生活的“煉意”，就是對思想性的深廣開拓，而表現生活的“煉句”，則是在藝術性上精益求精。

　　反觀這些年來的文學創作，當然也有黃鐘大呂，啟人心智的繞梁之音，但瓦釜雷鳴，混淆視聽的刺耳雜音，卻時常搖唇鼓舌，招搖過市。在琢磨生活的煉意方面，不僅一些作品是非不分，良莠不辨，自覺或不自覺地擯棄和動搖主流價值觀，解構崇高、顛覆忠誠、戲說歷史、調侃現實，把文學降格為簡單娛樂或傳達消極頹廢思想的工具；而且一些頗獲佳評的上乘之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乏思想對現實的穿透力，缺乏對歷史的深刻反思，缺乏對人性的直面審視，缺乏對靈魂的嚴肅考問等種種遺憾和不足。在表現生活的煉句方面，等而下之者粗制濫造，胡編亂侃，敘事上的漏洞、情節上的破綻、人物形象的扁平呆板、語言文字的直白淺陋等等，可謂比比皆是，數不勝數。至于等而上之者，雖然在結構技巧、敘述方式、語言錘煉等藝術追求上不乏可圈可點之處，也照樣存在不可忽視的弊端。如有的作家吸收外國文學影響，沒有很好咀嚼消化，作品明顯留有福克納、馬爾克斯等敘述模式的痕跡；有的作家守不住創作應有的定力和追求，時常陷入簡單重復自己乃至炒冷飯的泥沼等。還值得一說的是，如今許多作家普遍采用的間接敘述方法，即人物對話不用打引號的原話表達，而是改用作者敘述代替—這固然有助于加快敘述節奏，也便于作家輕松描述，卻有損于刻畫人物個性（對話是展示人物個性的重要環節），有損于文本敘述的豐富多彩和語言的必要張力。可以說，這種討巧敘述方式的流行和泛濫，凸顯了我們作家拈輕怕重的敘事惰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們的文藝創作“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這些弊病的產生，主要是我們既沒有下功夫深入生活和琢磨生活，也沒有在如何表現生活上鍥而不舍地孜孜以求。正如登高才能望遠一樣，要在琢磨生活中獨具慧眼地發掘出新意和深意，也與卑瑣心靈、短淺眼光和浮躁心態無緣，它只青睞那些襟懷高遠、思想深邃、目光敏銳者的探求和追尋。而要在表現生活上杜絕平庸，追求卓越，直至做到像杜甫那樣“語不驚人死不休”，則必須舍棄熙熙攘攘、平坦易行、輕車熟路的大道，踏上荒草沒膝、陡峭險峻、崎嶇坎坷的小路，在藝術的崇山峻嶺和語言的密林深處探幽攬勝，突圍前行。這需要我們擯棄馬虎草率、得過且過的敷衍成篇，像曹雪芹寫《紅樓夢》那樣，“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殫精竭慮，字斟句酌，直至煉石成丹，孕沙成珠。

　　生活節奏的加快已將當今社會送入浮光掠影、行色匆匆的快車道。物質欲望的膨脹更把許多人引向心浮氣躁、追名逐利的名利場。但文學藝術作為編織人類心靈五彩云霞的手工活，不宜抄襲模仿、千篇一律，不宜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它需要我們立足大地而仰望星空，正心篤志琢磨生活的奧義，匠心獨運表現生活的斑斕，從而創作出真正“傳得開、留得下”的精品力作。我相信，對于絕大多數優秀文藝家或期望成為優秀文藝家的人來說，做到這一點只是“愿不愿”的問題，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關鍵看你自己的選擇。

　　（作者為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安徽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