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后，胡適等人大力提倡的白話文，逐步取代了無標點、不分段的文言文。1920年2月2日，當時的教育部向各校頒布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教育令，新式標點符號逐漸被社會大眾接受。這一年，上海亞東圖書館一名二十二三歲的小編輯汪原放，萌生了標點、分段四大古典小說的想法。

　　汪原放讀過胡適的《論白話》和《論標點符號》。他在其《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中寫道，當時的想法是“先出一部《水滸》，要校得沒有錯字。如果不成功，算了；如果成功，再做第二部”。于是，汪原放買了幾種石印的、鉛印的《水滸傳》做底本，又買了些紅銀砂做標點記號，藍顏色做分段記號，動手標點《水滸傳》。

　　得知汪原放有標點古典小說的想法之后，陳獨秀非常支持，提出一些具體的校改方案，并把這一消息告訴正在做《水滸傳》研究的胡適，建議就將胡適的研究文章放在書前作序，自己也答應再寫一篇序言。胡適和陳獨秀的參與，提升了新標點本系列小說的學術品位；胡、陳的顯赫名聲，也為亞東圖書館打出了無形的廣告。這一次學者與出版商的成功合作，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史的一件影響深遠的標志性事件。

　　亞東圖書館一共出版了十六部古典白話小說標點本。其中汪原放標點的有十部，依次為《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續集》《鏡花緣》《兒女英雄傳》《海上花》和《老殘游記》。這些都是“五四”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時期最為推崇的優秀古典小說。其余六部是汪原放的哥哥汪乃剛標點的《醒世姻緣傳》《宋人話本七種》和《今古奇觀》，汪原放的妹妹汪協如標點的《官場現形記》和《十二樓》，以及俞平伯標點的其曾祖父俞曲園在《三俠五義》基礎上修訂增補的《七俠五義》。

　　亞東版標點本古典小說系列，開創了中國古籍出版的新紀元。繼亞東版古典小說系列之后，北平文化書社出版了一批加新式標點的古代小說傳奇筆記，上海出版了加新式標點的《史記》。此后，標點本經史古籍成為出版界主流。

　　亞東版《紅樓夢》出現之前，市面流行的《紅樓夢》刻本主要是程甲本系統。程乙本很少見，據胡適《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所說，只有胡適所藏一部原刻本和容庚所藏一部舊抄本。

　　1921年，亞東圖書館出版標點本《紅樓夢》，以程甲本系列中的雙清仙館本（道光年間版本）為底本，選用其他幾種好的版本作為校本，主要校本為有正書局本、日本明治三十八年鉛印本等。卷首附有程偉元的《紅樓夢》序、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陳獨秀的《紅樓夢新敘》及汪原放的《校讀后記》。有精裝本和平裝本兩個系列，印了四千部。精裝本全書共三冊，定價42元。平裝本全書共六冊，定價33元。

　　亞東標點本《紅樓夢》很快銷售一空。1922年5月，亞東圖書館又發行了第二版。這次正文沒有任何改動，卷首增加了三篇文章：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于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的商榷》；胡適本人的《跋〈紅樓夢考證〉》和《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也采用他與顧頡剛、俞平伯共同修改的改定稿。

　　此后，亞東標點本《紅樓夢》又印行了五次，可見標點本《紅樓夢》在當時廣受歡迎的盛況。

　　汪原放一開始標點《紅樓夢》時，態度就極為嚴謹敬業。就他自己搜羅所及，盡量多用幾種版本進行校對。1922年，他把胡適手中的程乙本借來，開始重新標點、校讀《紅樓夢》。這一次，他更加精益求精。據他在1927年重排本《校讀后記》中所說，1922年到1923年兩年之間，他將全書整個校過三遍。這次正文校點工作做得極為細致，所以拖的時間也很長。其間汪原放還廣泛關注《紅樓夢》版本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參考了1925年11、12月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所刊容庚的《〈紅樓夢〉的本子問題質胡適之俞平伯先生》一文。

　　1927年11月，亞東圖書館刊印以程乙本為底本的重排本《紅樓夢》。卷首有胡適序言《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還增加了胡適所藏程乙本中蘭墅、小泉的引言和高鶚的序言，汪原放也重寫了《校讀后記》，初版和再版時的附錄全部予以保留。

　　重排本推出后深受歡迎，到1948年10月共再版了八次，成為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最為流行的一個版本。正如魏紹昌《談亞東本》文中所說：“直至一九五四年在全國發動了對胡適派《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判以前，亞東本始終占據著《紅樓夢》各種鉛印本中的優勢地位。”

　　亞東標點本《紅樓夢》的出版，是20世紀紅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標志著一個新的閱讀及學術時代的到來。

　　亞東標點本《紅樓夢》在三個方面改寫了紅學的歷史：一是標點本壓倒以前的一切無標點本，成為《紅樓夢》流通的主流版本；二是首次排印程乙本，穩固了程乙本在學術界和市場流通中的地位；三是卷首序跋內容豐富，尤其是胡適修改再版的《紅樓夢考證》，成為新紅學奠基之作。新紅學從此取代舊紅學，成為紅學界的學術主流。

　　胡適《紅樓夢考證》在紅學史和文化史上的革命性意義，主要在于研究方法的革新。胡適深受美國哲學家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和清代乾嘉學派的雙重影響。后來他將這種研究方法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紅樓夢考證》主要運用考證的方法，來解決《紅樓夢》的作者和版本問題。如胡適本人在該文中所說，這確實“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曾用過的”。文中對此前王夢阮、蔡元培等人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情節的“索隱派”諸說，提出相當尖銳的批評，認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

　　對當時正在大力推廣新文化運動的胡適、陳獨秀來說，借助出版商的力量以新思想、新方法來整理國故，應當是改造舊文化、普及新文化的一條有效途徑。歷史證明了這種思路的高瞻遠矚。《胡適口述自傳》一書中，總結了亞東標點本小說系列的三大特點：“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標點符號；二、正文一定要分節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對該書歷史的導言。”按胡適所說，亞東標點本小說系列是由當時“五四”新文化領導人直接參與的“有系統的整理出來的本子”。

　　吳組緗在《漫談〈紅樓夢〉亞東本、傳抄本、續書》中，談到自己閱讀亞東本《紅樓夢》時的激動心情，以及以此為教材學做白話文的情形：

　　現在我買到手的，屬于我所有的這部書，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說書從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嶄新樣式：白報紙本，本頭大小適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標點符號，行款疏朗，字體清楚，拿在手里看著，確實悅目娛心。我得到一個鮮明印象：這就是“新文化”！

　　我開始嘗到讀小說的樂趣。心里明白了小說這東西和讀小說的人所受待遇新舊對比是如此其迥不相同！同時讀它的還有好些同學。我們不只為小說的內容所吸引，而且從它學做白話文：學它的詞句語氣，學它如何分段、空行、低格，如何打標點用符號。

　　吳組緗的感受，很形象地說明了一個問題：亞東版《紅樓夢》與亞東標點本系列小說，都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誕生的；誕生之后，又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標志之一，并有力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進程。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文學院）